政协会议对国民党带来了比一般人想象的更为严重的冲击,国民党内对政协会议的反对意见远远大于重庆谈判。因为,重庆谈判并未达成多少实际的协议,而政协决议则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地位作了许多实际的约束,因此引起其党内的强烈反弹。连同政协前后的停战、整军协议,以及东北问题的激化,在国民党内造成了强烈的反应。如同周恩来5月12日在和美国记者的谈话时所分析的,“停战协定使政府军事领袖不满,政协决议使顽固分子不满,整军协定使高级军官不满,东北问题又使若干国民党分子不满”^[1],所有这些不满汇合起来,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反对势力,以至到了蒋介石一度也无法控制的地步。
        政协会议进行期间,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假座重庆沧白堂,举行报告会,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行及商谈情况。在16日到19日的几次会议中,演讲人遭人围攻,并发生扰乱会场情形。会上有人喊出“拥护国民党”和“打倒异党”的口号,显见有国民党背景^[2]。政协会议闭幕后,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二十三家单位发起,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然会议尚未开始,即有国民党支持的职业团体农会、总工会、教育会等派人抢占主席台,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自称主席,会议主席团李公朴等与其交涉,结果李公朴遭人殴伤,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等均被殴打,包括记者在内的十余人受伤,大会无法正常进行,本已准备参加的邵力子、周恩来和各界代表只能离去。刘野樵等即以会议名义发表反对政协宪草修改原则的言论。此事发生前,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经向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请示,由陈立夫授意市党部主任委员、CC大将方治主持,于2月8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如何遏止反动言行以戢邪乱”。决定派各职业团体参加大会,设法以刘野樵为总主席,由擅长辩论者发言,强调三民主义、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强调宪法不容修改。对于发言者名单、动员党团员参加会议、如何把握会场情绪等等,会议都作了具体安排。会议记录上报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中央组织部^[3]。可见,较场口事件完全是国民党内某些人有计划有预谋造成的,表示了他们对政协决议的强烈不满情绪。一叶知秋,此事发生后,社会舆论认为,国民党“如果心理上先蒙上一层阴影,对于闹嚷嚷、活泼泼的人民行动看不惯,一定要以拳头铁条打击别人表达意见的自由,那可就太危险了。以小喻大,则沧白堂的石块与较场口的铁条,可能就是国家大乱的缩影”^[4]。2月下旬,在国民党内部分势力策动下,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反苏反共游行示威活动,进一步恶化了政协会议后的和解气氛^[5]。
        沧白堂、较场口事件和反苏反共游行,成为国民党对政协决议反对意见的一种公开表示,私下里,围绕未来政治发展走向,国民党内各派间也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据王世杰所记,2月4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出席发言之委员大都为党中某一系统之人,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尤攻击宪草案”^[6]。这所谓“某一系统”,即操控党务的CC系的代名词,他们对政协的反对最为激烈。他们认为,中共的根本目的是夺取政权,因此“决不能妄存幻想,希冀中共和平合作”。说到底,他们是不愿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地位带来的特殊利益,张厉生以后向黄炎培说过实话:“要改组行政院,那吾们也要恐慌,问题到吾们身上来了。”^[7]CC系领袖陈果夫向蒋进言,“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陷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行途径。并劝美国勿误中国并以自误为幸”^[8]。张道藩、谷正纲等在国民党党政小组会上“对现状抨击甚力!谓一切失败,均由于不民主,要求党、总裁给予民主”!反对矛头已指向蒋介石,参会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无法控制局面^[9]。握有实权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也多反对政协。阎锡山认为,“协商愈久,祸患愈大,调处结果是助共选举,毛得政权,华南三之一,华北十之九有选举把握”^[10]。而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中统局以重庆传言的名义报送了一份情报,声称对于政协决议,“多数国军干部咸表愤慨,成都军校学生群情哗然,认为……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及国防部即无异中共主张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之实现。……各党派高呼拥护蒋主席之口号,恐口是而心非,意在逐渐减消委座权力,以法共对戴高乐之手段对委座,是可忍孰不可忍”^[11]。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关于国民党军队动向的情报出于CC系控制的中统之手,他们选择这样的时间将此情报送给蒋介石,意图一目了然,即以此影响一贯重视军队的蒋介石的态度。相反,国民党内支持政协决议的一派人的声音显得较为微弱。孙科指责反对派的意见“犯了严重之错误”,称政协决议是经国民党当时表决通过的,成就很大,是国民党的成功也是国家的成功,并称如六届二中全会“压迫他,他即脱党”。王世杰认为,如果政协会议的结果使国大顺利召开,并使中共军队改编为国军,则国民党的让步是有代价的,“惟欲达此目的,似须造成一种宁静的政治空气,而从国共双方相约停止互相攻击入手”。张治中认为,政协获得了圆满的成功,“从此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步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邵力子提醒外界,“政界若干人士刻正企图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我人必须保持镇静与忍耐的态度,勿入若辈圈套。目下政治局势紊乱已极,以是日后之政治发展实难预测”^[12]。在国民党总裁决定一切的体制下,党内意见不同的双方都在寻求蒋介石的支持,蒋的态度决定了国民党未来政策的走向。
        表面上处于两派之间的蒋介石,实际上更倾向于强硬派的意见。蒋介石对形势的分析在其1月12日的日记中写得明明白白:“颁发停战命令,以及宣布政府关于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四项要旨,在现时观之,对于政府乃为不利……但为国家前途计,此时只有忍辱负重耳!”“政治协商会议分子复杂,其真有国家观念主持公道者,实不多见”。事后他称,“政治协商会议集会的三个星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是在“委曲求全”^[13]。然而蒋为什么同意召开政协并通过各项决议呢?他曾经在2月召开的军事复员会议上,对高级将领解释了召开政协的原因:一,军队疲劳与空虚;二,官兵精神松懈,志气消沉,士气不振,纪律废弛,漠视命令;三,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困苦,大家希望安定,厌倦战争;四,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如果先动武,国际舆论必有不利反响。基于以上原因,所以不能不产生政治协商会议,故本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希望大家忍耐,在本人岗位上埋头苦干,克服困难。这样的言论,蒋以后多次对党政军高级干部解释过,尤其是告诫军队将领,“我们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因为经过这样长期的苦斗,一般部队未免精神疲惫,内容空虚,战斗的力量和纪律皆不甚健全。这在当时平汉路与津浦路各战场剿匪的经过,可以明证。因此我们不能不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休养整训,来充实我们军队的力量”,“所以不能不忍受一时的委曲,求得谅解”^[14]。无宁说,这更反映了蒋的真正想法,他对政协的态度本来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环境的压力,不能不作出某些姿态。然而政协决议的达成,使中国偏向于西方式民主道路,多少出乎蒋的预计,也使蒋感到了危险。蒋在其年末反省录中写道:“自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与颁发军事停止冲突令后,政府无论政治、军事各方面,皆处于被动逆势,本党中有所谓左派者,以及所谓民主同盟者,皆为共党张目,至平时所谓无党无派而自名为社会贤达如黄炎培者流,一面受俄国与共党之操纵,一面藉美国与马歇尔为其奥援,煎迫不已,故余此时之处境,乃至感痛苦。”^[15]
        蒋介石并不甘心这样的处境。会后不久,2月4日,蒋在接见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谈及改组政府时称:现在乃政党合作之开始,将来政府采取何种方式须由国民大会决定^[16]。这里已透露出蒋不承认政协决议,而将问题留待国大解决的讯息。10日,蒋约请国民党高级干部谈话,提出了对政协宪草决议案的十二点意见,他表示:“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中,宪草所决定之原则与总理遗教出入处颇多。余事前未能评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代表贡献意见,以相商榷。协议既定之后,本党代表八人所同意者,党不能不为八位代表负责,虽有不同意之处,党亦只好为所派遣之代表负责也。然事实上欲据此原则作为定案,则窒碍甚多,且决不能拘束国民大会而使之通过,亦为甚明之理。”这实际是将政协决议的通过推为国民党政协代表的个人行为,无异于否定政协决议的合法性^[17]。蒋在谈话中对政协宪草决议表示了全面的否定意见,认为“不合党纲,不适国情”,“不足以服党内同志之心,亦不能保证国民大会代表之不反对”,实际这是利用国民党内强硬派对政协的反对,而挑动他们出面公开反对。对宪草规定的国大形式及中央和地方政制,蒋均提出了反对意见。对于责任内阁制,蒋碍于外界的议论而不便公开表态,但称之为“应顾及我国之国情及事实,不可以若干学者空想之理论,拼凑而成,致有扞格难行之处,使政府成为无能之政府,而无法做事”。此言明明白白地表示,蒋不甘作一个名义领导人,而一定要有职有权,继续独裁。最后蒋“深望今日在座之各位老同志,于此次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18]。蒋的这番谈话,实际是对政协会议及其决议的全面否定,其后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否定即是从宪草决议开始,并在其二中全会上得以实现。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表示将实行“和平建国”的方针,“我们要由战时渡到平时,要进行复员建设的工作,所遭遇的困难与阻力特别繁多。这些困难与阻力,我始终认为唯有以最大的忍耐来克服,以大公至诚的精神来消除,也要秉着我们历届决议‘政治问题用政治解决’的方针来处理”。然而蒋在这个讲话中,对国民党对政协决议的否定预留了伏笔,其一,他认为在宪政问题上,国民党“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不惜变通总理关于建国程序的遗教,以求得和平建国的机会”。这为国民党的立场设立了界线,即“主义”和“法统”,至于对这两者如何解释,则取决于国民党的态度,而且他的关于“变通”总理遗教的说法,正为国民党内的不满者提供了攻击政协决议的口实,事实上,二中全会恰恰是以此为借口,否定了政协关于宪草的决议。其二,蒋在讲话中声称,“我们要与各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但是我们本党还负有捍卫主义、保障民国的特殊义务。我们党的地位较之抗战结束以前已稍有不同,而在宪政实施以前,我们在法理上与事实上,还不能诿卸我们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19]。这仍然是将国民党凌驾于其他各党派之上,坚持国民党的独大地位。从蒋的讲话透出的信息,对于国民党二中全会非常关注的其他党派没有理由乐观。而在会议期间的纪念周演讲中,蒋一方面表示希望大家忍辱负重,认清环境,另一方面又声称宪草协议违反了总理遗教,并鼓励自由发言,实际目的何在一目了然。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战后国民党的施政方针进行了全面检讨,主题报告多达十七个,其中较为重要者为宋子文的政治报告,王世杰的外交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孙科的政协会议报告,张群的停战问题报告,张治中的整军报告等。报告人回述了国民党在战后实行的政策措施,并为此进行了说明辩护。孙科在政协会议报告中,说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完全是秉着本党多年来以政治方式解决国是的一贯政策”,并对各项决议进行了解释;认为各党派代表在会中“对于每一问题都能殚精竭虑,多为国家民族打算,少为党派利益计较”;强调“所有的协议,都在不违背革命主义,与不动摇国家法统之下,来容纳各方面的可行的意见”^[20]。张群和张治中的报告,对停战和整军谈判的过程及内容作了说明。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尤其是围绕政协会议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共关系问题、宪草修改问题,会议进行了激烈争论。强硬派在发言中一味指责中共,要求中共“放弃割据之政权”,“放弃武力争权之野心”,“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指责国民党政协代表让步过多。政协宪草修改原则为强硬派反对之焦点,他们坚持五权宪法“不容率予变更”,应实行总统制,国大“不应约束其权力”^[21]。他们连带指责宋子文、王世杰对苏外交软弱,东北处置错误,宋子文的财政金融政策失当。此次会议争论的激烈程度在国民党历次中央全会中是少有的。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人成为众矢之的,宋子文答辩时,因气氛过于激烈,“甚愤慨,其手发抖”。主张对共缓和的孙科、张群、张治中等亦噤口不言,以免成为攻击对象。为了适应会场气氛,孙科在报告中数次引用蒋介石的讲话为报告充门面,为各项报告中所仅见。张治中同样打出蒋介石的旗号,称整军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最高统帅部处理此项问题,一定不致疏忽,请各位信仰最高统帅”^[22]。只有邵力子就宪草协议“说明当时不得不有此谅解之苦衷与彼个人之见解”,被人称为“为人算有担当”^[23]。而在强硬派方面,张继、邹鲁、潘公展、方治等极为活跃,谷正纲“慷慨陈词,垂泣而道”;善于演讲的刘健群在发言中极具煽动性地说:“有办法拿出来,没有办法说出来,干得了挑起来,干不了放下来”,博得会场内一片欢呼^[24]。不仅如此,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党内“革新派”,以“救国必先救党”,实行民主革新为口号,打着“肃清官僚主义”的招牌,提出一系列“革新”主张,以通过自己掌握的组织系统,控制选举,取代党内温和派的地位^[25]。据当时美国陆军部战略事务组的情报,二中全会“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对政协决议的攻击以及对国民党政协代表们个人的攻击,总言之,是对整个政协决议的不满,但不满的焦点却集中在关于修改宪法的协议”。他们认为,“这一切都说明国民党是故意为了应付公众,特别是美国人,表示他们保证实施政协决议,而他们实际活动的精神却丝毫不意味这一点”^[26]。
        二中全会如此激烈的争论,可能也出乎蒋介石事先的预料。他对会议的几近失控不满,感觉党内如此互相攻击,对国民党自身形象和地位都未必有利,因而他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3月4日,蒋在纪念周演讲时,告诫代表不能“徒逞感情,执持成见,各行其是”;“切不可作片面的观察,感情用事,凭幻想和主观来决定行动,以致破坏整个的政策和终极的目的”。他强调政协不是在国内外压力下召开的,而是出自他本人的决策,“不必责备本党的代表”。然而对于国民党内反对最强烈的宪草协议,蒋却表示“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这不仅各位已经感觉到,我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这件事情是否即已不能挽回呢?我认为这是不会没有挽救的办法的。宪草正在审议,而且将来要提到国民大会去采纳,国民大会的权限,自不受任何的约束,所以我们尽有讨论的余地,各党派如有真诚合作的诚意,也不能漠视本党的立场”。他强调“我希望各位都相信我,我决不会不忠于党,不忠于主义,而且绝不肯违反了总理遗教的。所以我绝对不会抛弃五权宪法而不顾的”。最后蒋总结说:“这一阶段,必须平心静气,体察国内国外的环境,采取适当的政策,来达到一定的目标,决不可意气用事,感情冲动,以致破坏政策,而使革命建国的目的愈形遥远。”11日,蒋又在纪念周演讲中表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完全由我负责,你们不能责备负责政协的八位代表,你们如果一定要责备他们,就不如直接来责备我。至于政治协商会议对‘五五宪草’修正的原则,违反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党纲的地方,我们自然不能接受,我个人将来到国民大会里面,也一定要负责力争,总要依据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党纲来加以修正。”^[27]蒋介石的这些表示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他对党内强烈的反政协情绪予以警告,以保证全会至少在表面上不通过反对政协的决议;另一方面,他又为党内反对政协决议的主张留下了发挥余地,尤其是在宪草问题上。前者是做给美国人和舆论看的,后者是在实践中必须坚持的。
        在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操控下,国民党重要领导干部何应钦、陈诚、吴铁城、朱家骅,包括对立双方的人物陈立夫和张治中等,多少领会到蒋之苦心,在会下商谈中要求“不要责难太过”,使会议总算得以正常进行。3月16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根据张继等人的提案,通过《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这个名为关于政协的决议案,对于政协决议没有明确表示赞成还是反对的态度,只提到“于各项协议之实施进程中,凡有足为和平建国之阻碍者,胥必力为排除”。对于政协决议的中心问题“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两事,该案完全责之于中共,要求中共“使政治民主化之原则不致因任何障碍而不能普遍实现”,对于整军协议,中共“务须切实履行。尤其目前一切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之成议,必须迅确实现;封锁、围城、征兵、扩军及军队之调动,必须即刻停止”。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对于“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负有无可逃避的责任,然国民党于此独责中共,而对自身责任只字不提,一党独大的心态之外,无非是将能否实现政协决议的责任诿之于中共。更关键的是,决议提出“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绝不容有所违背。所有对于‘五五宪草’之任何修改意见,皆应依照建国大纲与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而拟订,提由国民大会讨论决定”^[28]。综观该案全文,在对政协决议起码的表面赞成都很暧昧的文字中,独独对于宪草问题有如此明确的文字表述,显示国民党势将以此为借口,为政协决议的实行制造障碍。而这样的决议还是在蒋介石公开表态之后才得以勉强通过,可见国民党内对政协决议反对力量之强烈。
        为了将对政协宪草的修改意见具体化,二中全会通过决议,要求:1.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组织,用集中开会方式行使职权;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29]。这个决议实际主张“五五宪草”一仍其旧,无异于否定政协会议通过的关于宪草的决议。同日,二中全会决定国府委员由国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在中执会闭会期间,提请中常会选任;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撤销后,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国民党对于政治的最高指导机构。这两项决定实际又将政务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违反了政协决议各党派协商的民主原则。
        17日,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全会宣言后闭幕。宣言提出国民党的六项任务为:1.安定社会,恢复秩序,完成复员计划,以开始和平建国的工作;2.如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以达成我们实施宪政的夙愿;3.说明我们对于贯彻政协决议的诚意,与坚持五权宪法的决心;4.贯彻军队国家化,以立和平统一的基础;5.实行六大着重民生主义的方针;6.贯彻保持国家主权而巩固世界和平^[30]。紧接着二中全会,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参政会于3月20日至4月2日召开四届二次会议。4月1日,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称:宪法的最后决定权属于国民大会;在宪法未颁布前,训政时期约法根本有效;政协会议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协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本质上不能代替约法;如政协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和全国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蒋的演讲对二中全会决议又加引申与发挥,在所谓民意场合表明了反对政协的态度。在其鼓动下,参政会通过的关于政协的决议声称:国家法统,不容中断,政府扩大组织,尤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宪法制订原则应根据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理论;要求广为延揽民意机关代表参加国大,强调中共应取消特殊组织,实行军事整编^[31]。这样,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便通过“民意”招牌而“合法化”了。
        六届二中全会是战后国民党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为国民党的战后政策决定了基本框架,然而这次会议带给社会各界的却是重重疑虑。除了重复一些以往的空洞许诺之外,此次会议未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带来任何新东西,相反,会议对政协决议实际的否定,使刚刚为政协决议给中国带来的新变化而感到一些欢欣的社会各界心中又抹上了重重一层阴影。各界舆论在二中全会开幕前后,本期望国民党“接受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循和平民主之路向前进步”^[32],然而二中全会的结果使这种期待终归落空。民盟主席张澜认为,国民党二中全会“目的无非在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与形式,把各党派参加政府变成请客。所以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的决议,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如果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计,不愿贸然参加政府”。为政协宪草做出贡献的张君劢认为:“国民党内有少数人希图采用总统制是不对的”。无党派人士邵从恩认为:政协决议是全国都赞成的,中国目前的问题,除此也没有可以解决的途径。即使与国民党较为接近的青年党领袖陈启天也认为:应将政协宪草提交国大讨论,如果有几个草案同时提交国大,徒引起纠纷^[33]。天津《益世报》认为,二中全会表明国民党内“握有实权之强硬派人士,正猛烈抨击目前若干从政之进步派人士,责渠等执行之外交财经等政策均有错误,并对政协表示不满”^[34]。
        对国民党二中全会作出强烈反应的首推中共。政协会议之后,中共立即召开中央会议,认可并力促政协决议的实行。但是中共也知道,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态度对政协决议能否顺利实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共一直密切关注着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动向。可是会议的结果却使中共非常不满,因为国民党实际抛弃了政协决议的精神。国民党如此作法,使本就缺少互信的国共两党之间,再次出现了信任危机。中共感觉国民党的不可信,必然要相应调整自己的政策,而中共的政策调整又会反馈给国民党,国内和平的希望就在两党关系的恶性互动之中日渐黯淡,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自国民党二中全会始^[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