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确立和平建国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对于中共是有利的,因此中共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政协刚刚结束,2月1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刘少奇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提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为此,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准备整编军队,学习合法斗争、上层斗争和大城市的斗争。指示特别强调:“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同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1]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作报告,对这个指示作了进一步的解 释^[2]。他在报告中说,这次是苏美英三国、国共民盟三党、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条件和环境比过去都好,因此中国的民主化是有希望的。我们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实行转变,党要适应目前这个新的形势,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变到非武装的政治斗争。这个变化是一个带基本性质的变化,而且牵扯的很广泛,牵扯到党的全部工作需要转变,需要加以改组。他在报告中用了不少篇幅解释军队问题,认为实行军队统一整编是我党的一个必要让步,好处是换来了我们军队的合法化,国家的民主化,合乎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且丝毫没有改变我们军队的本质。以后主要依靠搞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这方面我们比国民党要好一些,熟练些。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了反对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的重要性,认为这来源于我们党与国民党长期的斗争,使党内外许多人不相信内战可以停止,和平可以到来,因此不愿与国民党合作,不重视合法斗争,这种倾向是危险的,对今天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是不适合的。刘少奇在报告最后总结说,我们经过了整风,又经过了七大,我们党有充分的经验,克服左右倾偏向。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也不会有大的危险^[3]。从中共的指示和刘少奇的报告看,中共认为政协决议虽然与自己的主张仍有距离,但基本上是合乎人民利益的,表示欢迎,准备力促其实行,这就是中共在政协会议之后一度实行的“和平民主新阶段”方针的由来^[4]。
        政协闭幕之后,中共对于全国进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估计,通过延安权威人士评论和朱德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讲话的形式公之于众^[5]。2月1日,周恩来在会见蒋介石时,转达了毛泽东军党分立、长期合作的意见,并告以毛将参加政府。在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周表示,中共在政协会议上作出了很多让步,是因为中共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一蹴而就,国民党也有很多让步,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期,中共愿与国民党及各党派长期合作,以后不是武装斗争了^[6]。2月2日,中共中央电告陈毅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7]。2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提出中共准备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包括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如范不能去则提彭真)、张闻天八人,并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8]。同时以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何思敬五人为宪草审议委员会中共委员。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认为国民党内在政协后已起分化,一派支持政协决议,另一派则反对,“我们的方针是争取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向民主方面转变,以实现国家民主化,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我们现在应谨慎的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进行民主化工作,而反对西西复兴两系中的坚决反民主分子”。为此,“中央决定暂时与国民党成立宣传休战,停止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对于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反动措施的批评,“应该指出这是反动分子的行动,使之与整个国民党及蒋介石分开”^[9]。从2月1日到7日,中共在国统区的舆论喉舌《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协的态度表示肯定,对“在蒋主席领导下”,国民党能够实行政协决议寄予希望,提出各党派长期合作,民主协商解决中国问题。从抗战中后期国共关系恶化之后,这样的言论出现在中共党报上还是很少见的。
        自停战以后出现的国内和平局面,与马歇尔的调停是分不开的。马歇尔此时表现的对国共大体不偏不倚的态度,尤其是主张实现西方式民主带给国民党的压力,也使中共较为满意。周恩来在政协会议结束时特意告诉马氏:“我们认为你这次在处理停战的态度和方法上是公正的。中共愿在像你所表现的这种公正的态度和方法的基础上,在地方以及在全国的范围内和美国合作。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要走美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今天没有社会主义化的条件,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但在今天不打算且不可能把它付诸实施。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得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和工业化,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以达成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周恩来还对马氏说,外传毛泽东要去莫斯科,毛觉得很好笑,如果休养,他宁愿到美国去休养,在那里还有许多东西要学^[10]。9日,毛泽东在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中表示: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综观中国内部及世界大势,各种情形实利于转趋民主的新方面^[11]。这些表示使马歇尔很是受用,也增强了他调处成功的信心。
        2月上旬的十天时间,是中共对形势估计最为乐观的一个时期。这种乐观估计的基础,一方面是中共认为蒋介石处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之间,将蒋定位于中派,因此认为,经过斗争有可能争取蒋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主;另一方面是中共对美国的作用估计过高,认为美国可能压蒋接受民主改革。然而就当时的实际而言,国民党内对政协决议确实有不同意见,但蒋并没有居其中,而是自始即站在反对派一边,对此即便国民党内赞成政协决议的一派人也没有完全估计到,而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不会离开其基本立场,这是杜鲁门在马歇尔到中国之前的指示中已经明确的。因此,中共当时对于形势的判断确实不无过于乐观之处。
        但即使是在这一时期,中共仍然对形势可能的发展保持着一定警惕。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认为:政协成功很大,整个和平民主趋势是确定的。但民主化的具体过程与结果还没有看到,民主化过程必然很慢,还须寸土必争,针锋相对。尤其对军队整编问题,中共认为要慎重,目前国家民主化的前途还不明朗,如果我们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我们的发言权即降低,即成为民主同盟,民主化就反而没有希望^[12]。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全军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尽量争取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即使很短时间也对人民有利,一方面要积极做好迎接全面内战到来的准备^[13]。
        2月10日,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其后明显有国民党势力支持的背景,同时在整军谈判中,马歇尔提出国共军队混编方案,引起了一直关注国民党动向和军队问题的中共的警惕。2月8日,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重庆代表团关于整编军队问题的指示电中,提出:“美蒋的目的仍是在政治上让步,军事上取攻势,即最后夺取我之军队,此种阴谋必须严重注意。”^[14]11日,董必武和王若飞在回延安汇报时,提出了十一点意见,重点在于:失掉军队就失去一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控制在手;力争和平,避免内战,但又要有不怕内战的准备;力争全国和平民主统一是在不丧失解放区政权及军队根本上的统一;马歇尔的整军计划是在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消灭我们军队;他的国共军队合编及分驻计划,有使我们军队被化掉的危险。身处谈判第一线的代表提出的意见无疑引起了中共党内高层的重视。毛泽东阅后批示:“此意见书所取立场及态度是正确的,因而是可以预见与预防将来之危险的。”^[15]次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和王若飞讨论了整编军队方案问题,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力求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但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独立性的问题,他认为: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掺杂合编。我们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刘少奇则认为,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性,国民党是不会使它的军队国家化和民主化的,在这一点上不可有幻想^[16]。这与中共最初的乐观态度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别。
        政协会议结束后,各方都在等待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召开,但在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使中共提高了对国民党否认政协决议可能性的警惕。2月下旬,全国各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反苏游行,并由此发生冲击重庆《新华日报》和北平军调部的反共行动,中共认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派“企图撕毁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挑拨中苏、美苏邦交的法西斯阴谋充分暴露”,“应立即发动一个宣传的反攻”,虽然中共此时仍强调“不要一般的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与政府军,不要反蒋”^[17],但一度平静的政治局势再度紧张,国共双方的怀疑和猜忌进一步加深了。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结果,使中共改变了原先对形势的估计。3月15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即将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对时局的四条分析:1.战后,民主在向前发展;2.法西斯残余势力与同盟国内的亲法西斯势力已经在组织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革命运动,这些反动势力是当前和今后的主要敌人;3.各国资产阶级分裂为反苏反共与和苏和共两大派,和苏和共派又包括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如蒋介石就是中派,这就产生了妥协的可能性;4.党的路线是联合广大人民和资产阶级的中、左派,打倒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势力。毛强调:“不管风浪多么大,这几条我们要把握住。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为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一来就又记得了。马歇尔能够放长线,蒋介石也和何应钦有不同,假如美蒋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有些人就会忘了第二条,就会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就危险得很。我们的军队是要缩编的,但不是缩编得越少越好,一些同志不知道这些,需要说清楚。”^[18]刘少奇在总结时提出中共的方针是:“打起来,有了准备;不打,更好。”^[19]蒋介石虽然还被列为中派,但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对中国未来形势的估计已有了明显变化。国民党二中全会结束的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提出“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同时指示代表团,“闻二中全会决议很坏,我们应展开批评攻势,针锋相对,寸土必争”^[20]。18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主要负责人发出指示,通报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情况,要求“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指示指出:“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有经过严重的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此电在对形势估计上又进一步,蒋介石不再被列入争取对象而强调其反动性,中共对前途的估计也由“和平民主新阶段”转变为力争“某些”妥协。这个指示提出,“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21]。同日,中共中央在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中说:“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22]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提出:“宪法原则协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的任务进行严重的奋斗。”^[23]同一天,周恩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二中全会的结果“令人失望”,“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他对国民党在保障人民权利、改组政府、国大、整军、停战诸问题上违反协议的表现提出了批评,关于宪草问题,他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主或独裁的大问题,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他特别提到:“亲自主持政协的蒋主席,竟使顽固派的要求得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通过,实使我们奇怪。”他表示:“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24]随后,中共报刊发表一系列公开批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文章,直至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驳蒋介石》,公开批驳蒋在国民参政会的演说,表明政协之后的一度宣传休战结束^[25]。这样,中共与国民党在政协决议上的分歧由此而公之于众,而中国政治的特点决定了,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的和平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