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军方案达成后,国共双方都依据这一方案,进行了初步的复员整编工作。
        国民党方面早在抗战后期便已计划军队整编工作。至1944年底,国民党政府军计有124个军354个师31个旅近600万人,如此庞大的兵力于经济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而且部队素质低下,待遇不高,亟待调整整编。从1945年初起,国民党已陆续裁减了36个军111个师21个旅,编制减少了约三分之一,人数减少了约110万。到整军方案达成时,国民党军队还有91个军253个师^[1]。据军政部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政府军将在十八个月内分两期整编。第一期十二个月,部队裁减为30个军90个师,其中第一阶段先将军改为师,师改为旅,预定5月底完成;第二阶段统一编成90个师,两期预计复员官兵143万人。第二期全军编为50个师,预计复员官兵65万人。地方保安团队亦复员三分之一^[2]。
        根据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和9272号手令,国民党军队的整编方法是,“将全国现有陆军,按军师单位,军缩为师,师缩为团,或先缩为旅”^[3],即将三师九团制的军缩编为三旅六团制或二旅四团制的师,裁掉三分之一的员额,从三三制改为三二、二三或二二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应付整军方案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保留原有单位的情况下也较易操作。就军事作战的角度考虑,三三制较为合适,但当时军队高层考虑,“三三制在运用部署上虽较便利,但三旅九团过于庞大笨重,在我国道路不良,行军长径大,补给与指挥不便,易失机动力”。而“两旅六团兼有持续强韧战力与机动力,在运用上似较适宜”^[4]。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自3月开始进行,第一期整编陇海路沿线的27个军67个师,4月底完成;第二期整编长江以南的30个军84个师,6月底基本完成;第三期计划整编陇海路以北的32个军,自7月开始,因内战爆发而停止^[5]。
        对于复员计划所裁减的官兵,按蒋介石当初的设想,是“将现役师旅团中之各级优秀军官佐及军士,轮流悉数选集于中央陆海空军各学校,重新训练,以为建立国防军之新干部,尔后按省设立军区,开始征兵,逐步成立国防师”;“将已经缩编之师旅,配置于全国重要公(铁)路线上,及国防重地,区分地境,限期六个月至一年内,将其所辖地区内之公路铁路或水利治河,定期完成,尔后按实有人数,师缩为旅,旅缩为团,继续增修公(铁)路与治河水利工作,并增加较久之生产事业,如造林,垦殖,与移民实边等工作”^[6]。为此,行政院成立了复员官兵计划委员会,“对于复员官兵之生计,负统筹设计之责,务使人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7]。根据其计划,预计第一期复员军官(佐)18万人,其中除了1万人深造,1万人退役,1万人集团转业外,其余15万人将经三个月至一年的训练后,予以个别转业。计划为,警官4万人,交通管理5000人,工矿管理2000人,农林垦牧1000人,土地测量1000人,地方行政2万人,地方卫生2000人,金融财政1000人,民众义务教员4万人,劳动服务队督导员4万人,总预算2010亿元。如加上上述事业开办费和军官(佐)薪俸(每月人均7万元),还需3566亿元^[8]。至于复员士兵125万人,“除择优深造及资遣退役者约二十五万人外,尚余百万人,即行集团转业,分配于修筑铁路、公路、水利、工程,及垦殖畜牧等项”^[9]。可是这些计划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很少真正付诸实施。唯一实行的是成立了20个军官总队及4个直属大队,收容被裁军官^[10]。正是由于国民党对复员官兵的漫不经心,使得复员官兵流落社会,生活无着。按国民党原规定,军官佐退役金数量,最高的将官不过发给一年薪给及6斗退役粮另加三分之一月俸,后调整为按实职年资计算,以三个月薪水为基数,每增加一年,加发一个月薪水,及二分之一月俸。然而按照当时的物价上涨情况,如果退役后没有职业,这点薪水能够维持的生活水平是可想而知的。甚至出现了“将级人员退伍还乡后,社会地位未予保障,致受保甲人员欺压”的情况^[11]。这就难免使复员工作受到影响,复员官兵对国民党心怀怨恨,不仅影响社会安定,而且直接影响到部队作战士气。至于被裁军官,更是利用以往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量,四下串联,要求给以适当安排,以致最后酿成中山陵哭陵的一幕,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士气是一大打击^[12]。
        对于军队复员整编,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据郭汝瑰回忆,“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粹性。……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13]。实际上多数高级将领对整军态度消极。2月16日,国民党军事整编会议在南京举行,蒋介石出席致词谓:因为军事上之弱点,所以政治协商会议有此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避战!我们必须改正过去庞大空虚的军制之思想观念而整军建军,重质不重量。会议提出的口号是:加强革命武力,贯彻三民主义;拥护领袖,必须分劳任怨;复兴民族,当从死里求生^[14]。 会后陈诚即按蒋的旨意大力裁减军队人数及编制,实行精兵主义。但是在明面上的理由而外,陈诚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目的,即排斥异己。照当时人的说法,“同样是国家的军官,出身经历战绩等等都差不多,而属于所谓‘土木工程系’的军队,不只不被裁编,反而扩充”,“这种不公不平的事实……怎么不会使得国军的精神完全瓦解了”^[15]。
        国民党军队在复员期间的重大改革,是重组了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机构迭经变动,至抗战后期,形成了以军事委员会为龙头,以军政、军令、军训三大部为主干的一整套叠床架屋而庞大繁杂的机构(直属单位十七个,编制人数2.4万人,外有行营、战区、绥署等机构),“组织庞大,系统复杂,指挥运用自难期其灵活”;各部会“事权不一,连系概同,所在不便,行政效率难于发挥”;最重要的是,军令与军政分立,陆海空军各有指挥系统,互不相属与联系,很难组织统一而有效的指挥,已经明显不适应时代要求^[16]。抗战胜利前后,各方均有改革呼声。何应钦呈蒋介石称,军事改制,势在必行,建议仿美体制,撤销军委会,改设国防部,以便号令一致,有始有终。同时魏德迈亦建议:为了今后贵我两国长期协作,军事体制必须紧密配合,达到中美国防体制一元化,俾可达到共同对敌,共同繁荣之目标^[17]。蒋介石遂决心在美国顾问团的帮助下^[18],对军事指挥架构进行彻底改组,以收运用自如之效。1946年3月30日,蒋召见各军事机构负责人,宣布改组中央军事机构,“以仿照美国制度为原则”,并以陈诚牵头组成起草委员会,限于5月15日之前完成^[19]。美国方面由白林克将军等参加改组筹备工作。4月19日,驻华美军总部向陈诚提交了关于《中国国防部组织》的基本研究,其原则是:1.所有设计主要在中国国防,而非全球作战;2.应求适应自平时转入战时之预备扩充之基础;3.组织应简单;4.应能迅速有效执行参谋总长之命令,并提供适当之方法与权限,以监督及指导其命令之确实执行;5.研究与发明应注重至达高级水准;6.集权之指挥统御,与分权之实施管制,应在各级组织中贯彻之^[20]。根据这个方案,4月26日,成立了以陈诚为主席的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进行改组准备工作。5月2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国防部组织法》,决议裁撤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各部会和行政院之军政部,于行政院内设国防部。
        根据《国防部组织法》的规定,“国防部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综理军令事宜;并承行政院院长之命,综理军政事宜”;国防部设参谋总长和陆、海、空军及联合勤务司令部。国防部以参谋总长为核心枢纽,其职责为“掌理军事之一切计划准备及监督实施,并有关国防之各种建议”;国防部所属各厅局处“均承参谋总长之命,分掌业务”;各总司令部“承国民政府主席之命,参谋总长之指导,分掌军事实施”。国防部长的职责不过是,审定参谋总长所提之军事预算及人员物资计划,提交行政院决定,审议总动员有关事项^[21]。美方最初的建议纯仿美制,以文人担任国防部长,但格于中国实情未能实现。改组后的国防部,形式上仿美制,但国防部的职掌明显偏于一般军政事务,军事实权全在参谋本部,正因为国防部长名大于实,蒋介石才将第一任国防部长的虚名给了桂系的白崇禧,以示拉拢,而将自己的亲信陈诚摆在参谋总长的位子上,其下四大指挥机构的负责人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海军总司令陈诚兼,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合勤务总司令黄镇球。
        国民党中央军事机构的改组,“系参照美方建议原案,及斟酌国情,顾虑今后新军事建设开展容易为原则”,但在改组过程中,就制度而言,一方面“因彼此国情未能尽合,此次改组偏重采用美制,未能兼顾本国固有之国情与环境”,另一方面又“未能采用美国分层负责之制度,工作程序繁重”。就改组本身而言,时间紧迫,“旧有积习,仍多未除”,“最大缺点为忽视业务,迁就人事”^[22]。在国防部的运作过程中,各部门机构重叠,职责不明,相互掣肘,人事纠纷不断。国防部两巨头陈诚和白崇禧更是积不相能,白无实权但名义上是国防主管,陈目空一切根本不把白放在眼里,在部务会议(部长主持)和参谋会议(总长主持)上,两人各执一词,下属无所适从,后来矛盾一直发展到互不出席对方主持的会议^[23]。在这样的关系下,很难保证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效率。
        总体而言,国民党一方面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以及过于庞大的军队带来的财政负担和运转不灵的实情,进行了一定的精简整编,同时其整编的过程也是裁弱留强、军事动员备战的过程,它的一系列军事作战计划都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
        中共方面,对复员整编也作了若干规定。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提出“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该指示要求兵员最多的华东(山东)、晋冀鲁豫、华中三处,“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制定方案,并派员来延报告,做成最后决定,然后立即实施”。15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的指示中再次强调:“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整军复员(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同时要向复员者说明,如遇反动派大举进攻,除老弱外,要在一声号令下准备归队。”^[24]可见中共是从积极的意义理解整军复员之举,既可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又可精兵简政,提高部队战斗力,而且对政治形势可能的变化,保持了警惕。为了避免被精简人员的不满,中共特别要求“除在政治上彻底解释清楚外,必须对复员人员妥为安置,各得其所”。“各地应组织复员委员会等机关,认真办理,不得敷衍塞责”。具体办法是:
        1.复员人员,按照军龄长短,发给胜利生产补助金(标准由各地自定);2.复员人员,不论军龄长短,一律发给衣服、鞋子;3.连以上干部一般不复员,但有一部分须帮助其转业;4.复员人员回到各地后,应设法拨给土地及帮助解决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5.家庭非在解放区的干部战士暂时争取其不复员或复员在解放区生产^①。这样避免了复员人员流落社会,有利于安定人心^②。
        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前后,中共各大区都召开了复员整编工作会议,颁发复员条例,组织复员委员会,进行复员工作。不过中共内部对复员的看法并不一致。据当时人回忆:“同志们看到整军方案后,有些发愁,说革命二十年,就搞剩这么些枪!”“此刻,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确切地说,是有点混乱,各种议论纷纷不一。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缩编我军为二十个师的问题;……对此简直有点想不通,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情形颇为近似。”^③不过,由于国民党二中全会对政协决议的反复,政治形势变化很快,中共的复员工作实际未能按计划进行,已裁减者主要是地方部队和老弱病残人员,全军人数由138万人减少为127万人^[25]。
        但是,“在复员问题上,晋察冀却是一个例外”。在中共各大区中,晋察冀部队复员的人数最多,时间也最快。还在整军方案最后达成前,1946年2月16日,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和平已确定,全国范围内战已不可能,军队需要大量缩编……因此我们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减(如果迟了一方面开支浩大,另一方面回乡人员将误农时)。”^[26]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称:我国已开始步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边区立即开始部分的复员,将战时的各种组织机构逐步转变为平时的组织机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还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复员条例》和《晋察冀边区复员人员费用发给办法》,按参军时期的不同,发给数量不等的小米、衣服和鞋子^[27]。此后晋察冀部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抗战胜利时,晋察冀部队编为第一野战军(4个纵队)和第二野战军(5个纵队),共有9个纵队(26个旅)20万人,还有5个地方军区,部队11万人,连同机关学校等共32万人。到1946年6月,虽然地方部队增加为15万人(主要由编余部队转入),但野战部队撤销了3个纵队,其余精简整编为4个纵队(9个旅),人数锐减为五万余人,全区总兵力减少为二十余万人^[28]。其间原因,郑维山认为:“中央之所以指示晋察冀率先复员三分之一,恐怕意在给全国树立一个复员整军的榜样,以事实使设在北平的军调部看到,我党执行整军方案是切实认真的。”^[29]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晋察冀离北平最近。但是晋察冀的复员与该区负责人聂荣臻对形势的估计也有关系,他曾对人说:大势所趋,非要和平。我也有矛盾,一面担心内战再起,一面又看到中央的决心很大……国民党军无法打下去,美国也不支持他打下去。那就按中央的决心办吧^[30]。其后,他坦承“这时我们的领导机关过多的相信了和平,就是所谓和平幻想问题。因为这个缘故,使得我们对于战争的准备极不充分。军队进行了复员”;“其基本原因就在于对全国形势的估计有错误”^[31]。
        军队整编对国共双方的作战能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白崇禧认为,国民党军事失利“实因整编与取消杂牌部队致军队减少,仅能控制点与线,无控制面的力量,士气低落,人心怨上畏匪”。徐永昌甚至认为,“当此战事吃紧,部队军官多惧年限失业,以为平匪无异缩短一己职业(退伍有一条可以因需要不按年限者)”,因此作战不积极^[32]。除此之外,从军事意义而言,国民党很快在作战实践中发现新编制的不足,最主要的是第一线部队和预备队均不足数,不适应实战要求^[33]。蒋介石总结为:“在作战时,师长旅长留置必要之预备队后,其第一线兵力极为薄弱,未能尽量发挥其战斗力。譬如三旅制之师,师长旅长各控制一个团,则该师六个团之部队,其在前线作战之兵力,只有二个团。如二旅制之师,在前线作战兵力,仅有一个团。此种缺点,影响作战甚大。”^[34]因此从1947年起,国民党军队在实战中又陆续恢复了三三编制。至于整编过程中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的矛盾,使得人心浮动,战斗力下降,则已经不是军事学意义的问题,而要由国民党军队复杂的派系组成及其多年积累的矛盾中找原因了。
        中共方面对精简整编也有不同看法。在精简整编较多较快的晋察冀区,不少人当时和以后都认为,该区在全面内战初期作战不利的原因之一,就是精简整编“大大削弱了野战军这个‘拳头’”,“伤了部队的元气”;“大批干部战士复员到地方,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增加了地方工作的困难,也造成了部队和地方之间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士气”;“而且大量复员这一行动本身,又增加了部队的和平观念,影响了练兵的积极性。练兵抓得不紧,对战争初期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35]。最权威的意见当然是毛泽东的看法,他在1946年11月和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中说:“在复员的问题上我们就吃了亏,结果有些部队不充实,民兵也减少了。”^[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