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的经济政策与前任相比,也有一点重大区别,就是他在战后采取金融开放政策,以买卖黄金外汇作为平衡通货、稳定价格与市场的重要手段,并在一个时期内显出其成效。但是这一政策的基础极不稳固,在内战不能停止的大环境下,很快失去效用,并直接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法币与美元的兑换率一直是固定的,自抗战后期起长期为20∶1。这显然早已脱离实际情况,黑市兑换率大大超过此一比例,已经接近2000∶1。宋子文上台后认为,这种情况导致法币与美元比价与市场脱节,使外贸停顿,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他制订了开放金融的计划,将法币与美元兑换率改为随市场供给自由浮动,并由中央银行操控买卖市场,他以为这样“对外贸易便可畅通,各项物资尤可随人民的需要而增加,游资之流入投机市场,以助长物价之波动者,亦可纳入商业正轨,国外原料及机械,也可因对外贸易之恢复,源源进口,来配合国内工业之发展,足以使增加生产,并收平定物价的效果,所以开放对外贸易,在国内可以安定人心,在国外可以导引投资,予我国经济建设以重要的助力”^[1]。这一政策的重要倡导者,是行政院的美国顾问杨格,他力主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之一,是有利于战后美国资本的对华扩张,也符合美国倡导的世界经济自由化潮流,而宋子文执著于西方经济理念,以西方理想套中国现实,最终导致自己的失败。
        实行金融开放政策,需要有相应的金融市场作后盾。宋子文在开放外汇买卖的同时,决定以中央银行库存黄金为基础,以官价通过上海黄金市场买卖,借此回收大量发行的法币,吸取民间游资,稳定通货,并给金融开放政策以有力支撑。宋子文采取这样的政策,姑不论其是否有私心^[2],但确有以此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的意图,而在发行难以控制的情况下,以此作为回收通货的手段,也不失为一条可行途径。而宋子文之所以能够实行这个政策仰仗于三大法宝,即库存黄金、美元和战后接收物资。据统计,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外汇储备于1945年底达到最高峰,为85,805万美元,其中黄金为568万盎司,1946年上海接收物资变卖收入为6698亿元^①,这样空前的硬通货储备,为宋子文的金融开放政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国内一度的和平气氛,使宋自信其政策可以成功。这一政策实施初期收到了一定成效,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也有它的合理性。然而它在本质上是自由经济与开放经济政策,适合的是和平时期,它能够顺利实行的前提是市场预期心理的稳定,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政治的稳定。可是国民党坚持内战政策,战争要求的是紧缩经济和统制经济,在内战烽火四起的情况下,市场对未来前景的预期不确定,黄金外汇买卖价格便极易波动,引发投机,因此黄金外汇买卖价格不仅不能压抑物价,反而成为物价上涨的带头羊,导致两者之间互相刺激、互为影响的恶性循环,最终连累整个经济大局。加上国民党各级军政官员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以投机获取个人利益,更使宋子文的黄金外汇政策难以成功。事实证明,开放黄金外汇市场是宋子文施政期间最引起众人非议并最终彻底失败的一项政策,除了消耗大量黄金外汇储备由官控转为“民有”,并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之外,这一政策不仅未能取得宋子文当初设想的成果,而且成了他下台的导火线。
        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将进口物品分为三类,一类为工业及民生需要物品,可自由进口,二类为烟草、汽油、汽车、纺织品等,可经许可进口,三类为奢侈品,禁止进口;中央银行指定若干银行买卖外汇,供一二类物品进口之用;废止官价外汇汇率,由中央银行根据供求情形,随时调节,对于外币现钞及黄金买卖,依同样原则办理;政府拨出美金5亿元,并由中央银行拨出一定数量外汇,作为基金,作随时平准市场之用,并指定专员负指挥运用之责。金融开放政策由此付诸实施^[3]。2月26日,贝祖诒出任中央银行总裁,成为金融开放政策的实际指挥者。
        3月4日,中央银行开放外汇市场,以法币2020元兑1美元的价格买卖美元。与此相配合,中央银行制订了《黄金买卖细则》,每天由各金号银楼向央行申购黄金,即明配,另外由央行委托几家指定金号随时抛售黄金,即暗售,通过这种方法,中央银行控制着市场黄金买卖的平衡^[4]。8日,中央银行开始买卖黄金,每条(10两)售价165万元,起初2个月内,黄金买卖大体持平,4月卖出3674条,买进3000条。从5月开始,卖出大大超过买进,6月卖出19,982条,买进只有402条,净卖出19,580条,买卖已经完全失去平衡,表明市场对未来预期的悲观及对法币的不信任。同期美元买卖情况与黄金大体相当,4月买进1013万美元,卖出1850万美元,净卖出837万美元,此后逐月增加,6月净卖出2492万美元^[5]。但因为当时中央银行手中掌握的黄金美元数量甚大,通过大量抛售,尚可维持黄金外汇价格的基本平稳。7月金价升至190余万,美元2500余元,上涨了20%左右,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两者指数的上涨(与战前相比),分别为756倍和1663倍,远低于同期上海物价4072倍的涨幅^[6]。也正因为如此,投资或投机于黄金外汇市场所得,实际是低进高出,利益远大于其他市场,而这又导致黄金外汇市场在巨大投机压力下的崩盘。
        由于在实行开放市场政策时,高估了法币与美元比价^[7],导致外国商品大量进口,外贸入超严重(6月入超已超过千亿,还不算走私),外汇市场售汇压力日渐增加(8月美元净售出3262万元),法币的持续疲软,加上游资作祟^[8],造成市场抛出法币换取黄金美元之风日甚,迫使中央银行于8月19日宣布将法币与美元比价由2020∶1调高为3350∶1,法币贬值66%。表面上,改变外汇汇率的理由是鼓励出口,减少进口,激导侨汇,扶助生产^[9],然而实际上,此举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原有自由买卖外汇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市场的反应非常灵敏,调整外汇汇率决定公布后,上海金价越过200万大关。由于中央银行供应能力的有限,一度消失的黑市卷土重来,与公开市场互相刺激,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形势的恶化。虽然中央银行严令取缔黑市,并规定美元价格不得超过官价的5%,但在经济规律作用下,无法遏止黑市现象的存在,美元黑市价已超过官价的三分之一。11月17日,政府又决定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实行输入许可与出口补贴,大幅度放宽出口限制,同时严格限制进口,除禁止进口物品外,所有其他物品进口亦需申领许可证,用行政手段压抑进口,缓和外汇供应压力,此举对减少外汇供应确有成效^[10],但对整个经济环境的改善、对压抑黄金价格并无明显作用。在黄金外汇价格上涨幅度较为平稳时,一定数量的买卖有助于平抑市场物价的上涨。而一旦价格大幅度上涨,社会对平抑物价的信心就会动摇,黄金外汇价格反成为物价上涨的带头羊,并刺激市场万物齐涨,整个经济形势很快就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黄金买卖运作由宋子文指示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再由贝下令央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执行,复由央行指定的同丰余等五家金号银楼作为市场代理人,每天的抛售数量和价格高度机密,知者不过三五人,也没有非常严格的手续规章。全部过程外人不得与闻,不要说财政部长俞鸿钧,即便蒋介石,对于黄金外汇买卖情况也是一知半解^[11]。运作过程的机密性,固然使外界对央行的实力不明底里,但导致市场极易受流言影响,在各种势力尤其是权势机关、人物的介入下,市场日渐成为投机集散地,各军政机关收到现钞后,首先用于购买黄金美元,大量军饷发出后,原封不动地回到上海黄金市场,投入黄金投机买卖^[12]。一般工厂企业在开工困难的情况下,也改走炒买黄金之路。同时由于外地金价大大高于上海,导致游资向上海集中,抢购黄金保值。而且由于央行的抛售,金价上涨幅度还小于物价上涨幅度,使投机黄金买卖有利可图。就在各色人等几近疯狂的投机行为下,中央银行有限的黄金外汇储备无论如何也难以抵挡。
        由于美元汇价的改变,美元投机稍有收敛,市场游资多集中于黄金,进一步加大了黄金价格上涨的压力。12月12日,上海黄金价格突破300万大关,美元价格达到5650∶1,黄金美元价格从此开始进入急速上扬阶段,几乎到了一日一涨以至一日数涨的地步。12月24日,金价突破400万,中央银行两天抛出16,000条黄金,才使金价稍有下降。由于物价的上涨,1947年1月1日,当局宣布实行花纱布管制,凡由政府供给外汇购棉之棉纺织厂,其生产之棉纱、棉布的半数由政府按成本加价20%收购。加之中央银行于16日发行500元关金券,其与法币兑换比例为1∶20,即合法币1万元,这更刺激了物价的狂涨。中央银行孤注一掷,1月30日一天抛出黄金19,000条(19万两,合六吨左右),回收法币750亿元,“气魄”不可谓不大,但2月4日,上海金价仍无情地涨到480万,美元达到8500∶1^[13]。次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出口结汇由政府补贴100%,进口货物从价征收50%附加税,以图挽救法币的颓势,预示着黄金外汇政策已至强弩之末,市场反应则是更疯狂地投机。6日,上海金价一日五涨,达到550万,美元兑法币比价突破1万,并引发各地投机抢购狂潮的出现,南京、广州、汉口、重庆金价均突破600万,天津暗盘达到700万。上海由于央行抛售,金价相对较低,引来各地游资聚集上海市场争购,央行已至无法招架之境。8日,央行停止暗售黄金,10日,停止对金号的配售(即明售)。由于在毫无通告的情况下突然停售黄金,使快速上涨的市场物价一下失去原有的制动阀,黄金、美元黑市价格暴涨,上海金价涨至720万,美元达到16000∶1,带动市场谣言四起,一片混乱,所有物价均大幅度上涨,引发了抗战胜利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以上海物价指数为例,1946年3月为战前的2558倍,12月为5713倍,9个月上涨了123%,而1947年2月为10665倍,两个月即上涨了86%^[14]。
        黄金价格的暴涨,引发经济危机,使国民党中央再也不能对此熟视无睹。2月11日起,蒋介石连续召见宋子文并主持中央常会,讨论经济形势。此时,上海黄金官价730万,但有价无市,黑市高达940万,直逼千万大关(广州已达到1100万)。宋子文虽也意识到形势的严重,但仍图最后一搏,他要求蒋介石核减预算,节约开支,以对金价釜底抽薪。这是正孜孜于前方军事行动的蒋介石所不可能接受的,他要宋速筹对公教人员以实物代货币的紧急方案,以安定人心。然宋子文仍不甘心,2月13日,他搬出美国顾问杨格见蒋,提出改变外汇汇率,继续抛售黄金,被蒋认为“决难持久”,“期期以为不可”^[15]。蒋决定实行停售黄金、管制物价、禁用外币、取缔投机等一系列经济紧急措施。财政部长俞鸿钧过后在国民参政会解释实行紧急措施的原因是,“全国各地游资麇集上海,群以黄金为投机对象,央行如不大量抛售,则金价日高,刺激物价。如拟以全力与投机者相搏,则牺牲甚大,徒使牟利者益增利润。于是政府运用黄金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辙”^[16]。
        2月15日,中央银行公告停止抛售黄金。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主要内容为:1.关于平衡预算,本年度政府支出,除非迫切需要者,均应缓发;严格征收税收,加辟新税源;加紧标售敌伪产业和剩余物资;国营事业除重工业及特殊者外,应公开出售民营。2.关于取缔投机买卖安定金融市场,即日起禁止黄金买卖;禁止国外币券在境内流通;加强金融业务管制。3.关于发展贸易,法币与美元比价调为12000∶1;废除出口补助进口附加税办法;推广出口;修正进口许可制度。4.关于物价工资,行政院指定若干地点,严格管制物价;一切日用必需品,按评议物价实施办法,严格议定价格;职工薪金,以1月指数为最高指数,粮、布、燃料亦按1月平均零售价,定量配给于职工;经济紧急措施时期内,禁止罢工怠工、投机垄断、囤积居奇。5.关于民生日用必需物品供应,政府对日用必需品米、面、布、燃料、盐、糖、油以定价供应公教人员,先在京、沪两地试办,并在各重要地区分期推进。同时公布的有《取缔黄金投机买卖办法》、《禁止外币流通办法》、《加强金融业务管制办法》、《评议物价实施办法》等条例,对于有关金融物价事项作出了严格规定,如禁止黄金外币买卖、流通,持有者必须按公布价在指定行局兑换成法币,违者处五年以下徒刑;各行局应严控放款,5000万元以上放款必须经四联总处核定,多余款项一律存放中央银行,机关单位用款一律使用支票,商业行庄业务应照章办理;一律不准新设银行钱庄;在全国重要地点设立物价评议会,评议主要民生日用必需品售价,协助检举违反议价行为,等等^[17]。在这些规定中,最重要者当属严格管制黄金外汇和物价,期以遏制投机风,稳定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当局矫枉过正,甚至规定金银首饰店的首饰亦需登记,在三个月内出售,逾期未售出者,必须兑换为法币。可见黄金风潮影响所及,已经到了草木皆兵之境。然而且不论这些规定是否真正有效,过于严厉的规定本身就因为其没有可操作性而留下了反弹空间(有关首饰业的规定即明显例证)。不出两月,这些看似极为严厉的规定便有了程度不同的松动。
        黄金风潮中损失的黄金美元数量,由于其机密性,当年从未公布过确切的统计数字。当监察院彻查风潮委员向贝祖诒询问时,他答以“事关机密,奉主席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18]。较为可靠的统计有两个。其一为现公布的财政部档案所载,自1946年3月至1947年2月,共售出黄金353万两,收回法币9989亿元,结存黄金122万盎司^[19]。更详细的数字出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国民政府经济顾问杨格档案。根据中国政府当年致送杨格的密件可知,中央银行拥有的黄金外汇储备,1946年2月已较上年底的峰值略有下降,为83,359万美元(其中黄金未变,仍为568万盎司),1947年2月下降到37,987万美元,减少了45,372万美元,为上年2月的46%,为峰值时的44%,其中黄金为237万盎司,减少了331万盎司,为上年2月的42%,即两者均在一年中减少了一半以上,黄金减少比例更大一些^[20]。这两处档案所记黄金损失数量差别不大,前者比后者多近7%,唯留存数有较大差别,前者只有后者的51%。考虑到杨格档统计为逐月报告,且包括外汇统计,因此可能更为可靠。央行在一年的金融操作中,黄金外汇损失相当严重,但并非如外传消耗殆尽^[21],然而由于财政当局操作上的机密色彩,事发后又刻意封锁信息,使得黄金潮的影响被人为扩大了,加上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矛盾,直接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危机。
        上海黄金风潮爆发,引发全国社会动荡,舆论哗然,对国民党统治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宋子文因此成为众矢之的。2月13日,监察院由院长于右任主持会议讨论黄金风潮,决定派何汉文等四委员前往上海彻查。次日立法院会议则对宋子文发动猛烈攻击,要求“宋子文应辞职以谢国人”。傅斯年在《世纪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两文,以极为尖锐的文辞痛责宋子文经济政策的失败。文章开宗明义便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此语直指国民党统治的危机,而要挽救这个危机,“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傅文以宋子文连带以孔祥熙作靶子,批判“孔宋两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提出“彻底肃清孔宋两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22]。傅文一出轰动朝野,成为倒宋潮中的重磅炮弹。早就对宋子文不满的CC系和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亦借机发起倒宋潮^[23]。宋子文经济政策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宋本人无论多么能言善辩,也抵挡不住舆论的攻击,黄金风潮使他遭到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打击。以他行政院长的身份却成为舆论公开攻击的对象,预示着他的政治地位也摇摇欲坠。
        宋子文的经济政策不但导致经济的危机,而且引发对国民党政权的信任危机,蒋介石震怒之下决定换马。据宋的亲信贝祖诒告诉张嘉璈,29日下午,蒋介石约宋子文谈话,告诉他明天立法院会议将对其大加攻击,是否不必出席。宋答以如不出席,必须辞职。蒋名为关心其声誉,实际暗示宋自动辞职,但宋并不明确表示,谈话没有结果。当晚,蒋再约宋谈,告以不必出席为宜,宋谓只好辞职,蒋允之。由此观之,宋尚有恋栈之心,他的下台实为蒋逼迫的结果^[24]。3月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职务,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对于下台,宋子文心中难免有对蒋介石不支持自己的怨气。当天,他未如蒋之要求,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立法院报告财政金融方针。他首先自夸了一番理财功绩,接着声称“政府对于收入极为有限,但为应付各方开支要求起见,不能不仰仗于增加发行。本人深悉此种途径,足以引起可能之严重局势,因此本人和同僚们,日夜为这个问题担心,但是各方面总以为本人是在一味拂逆他们的意志。如此忍受各方的责备,几乎只可认为命运所支配”。此种表示暗含了他对蒋不同意他削减开支也即军费主张的不满。宋不无伤感地承认,“本人已经好像是公众的仇敌,每遇物价暴涨,本人即被人唾骂”,但他表白:“本人自从担任行政院的职务以来,一切尽心力而为之,政策方面,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而在良心方面,离开行政院的时候,觉得绝对对得起国家民族。”然而立法委员不因宋的表白而罢休,宋讲完后立委群起质询,宋称“所有问题不加答复,以后问题自有新院长答复,关于黄金外汇之问题,俞部长及贝总裁均知道很清楚,辞职的人不应该讲话”。言毕扬长而去,既让准备打落水狗的立委们无奈,又将了蒋一军^[25]。
        监察院调查黄金风潮案四立委于3月间对宋子文提出弹劾案,认为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以来,其误国失职多端,尤以此次黄金风潮,使社会骚动,影响国计民生至深且巨”。该案列举宋之误国失职事实为,财政金融政策失当,摧残生产事业使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运用黄金政策失败贻误国家财政,浪费外汇促成金潮,独断孤行贻误全盘行政,因“依法提出弹劾,即请提付惩戒,以正纲纪”。但监察院的审查意见为:“本案所举弹劾宋子文之事实,均属政策运用问题,尚未举出有何犯罪情事。该宋子文于金钞风潮发生后,既经自请去职,应毋庸再付惩戒。”^①在3月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与会者对金潮案反应强烈,以黄宇人领衔,一百名中央委员临时动议,提出《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案》,提出:“抛售黄金政策,原意固在收回法币,乃负责主持之人,不但运用失宜,抑且有勾串商人操纵图利之嫌,亟应一面再促政府依法提付惩戒,一面转咨中央监察委员会从速查明议处,以肃党纪。”蒋介石虽对宋子文不满意,但一损俱损,对宋的攻击过火,亦影响国民党的公众形象,因此蒋在三中全会上为宋辩称,宋院长“依法执行任务,不知何故加以谴责”;“宋子文在行政院长任内,并不贪污,如谓余见贪污而不知,则由余负责”。他告诫说,“这次三中全会通过之决议案,大部分属于破坏性”,“党内纷争,殊为扼腕”。查办宋的声浪就此停息^②。而对金潮本身,国民党拿不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只是寄希望于“迅速处理无须国家经营之企业,出售敌伪产业及剩余物资,并整理税收,以 谋 在 短 期内弥补财政之不足,防止通货之膨胀”^[26]。
        3月13日,与黄金风潮案有关的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兼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三人被捕,贝祖诒亦被监察院提出弹劾(后予以申戒处分了事)^[27]。林、杨两人受贝祖诒的指示,与詹莲生直接联系,通过詹进行全部明配与暗售业务。据监察委员调查指称,央行出售黄金价格由同丰余等行号与央行对讲电话报告为准,行号指定则由贝祖诒等三人“任意决定,漫无标准,已属不当,益以此五家均系由詹莲生一人介绍,则显然央行出售黄金事宜在市场方面故任詹莲生一人把持操纵,谓为官商勾结,实非过分”^[28]。由于这个过程的高度机密性,林、杨等有无玩忽职守、贪赃枉法之处,恐怕法庭也很难得其详,但詹莲生获利之丰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他在事先得知买卖数量和价格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时间差赚上一笔,更重要的是,黄金卖出前需要从金块改铸成市场所需的金条,每条有三分火耗,如按售出35万条黄金计算,仅此一项,詹即可得到十余万两黄金^[29]。4月4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配售黄金“舞弊嫌疑”案。林、杨两人均称“一切都是奉命办理”,詹莲生亦称买卖黄金的金号和价格都是由局长和总裁决定,“我丝毫不能参加意见”^[30]。然而无论当事人怎么说,对这一震动全国的案件总要有所交代,最后,法院以判处林凤苞无罪,杨安仁有期徒刑八年,詹莲生有期徒刑四年而了结此案。其实严格说来,不仅是林、杨两人,即使贝祖诒亦不过奉命行事,黄金风潮引发的危机绝不是处理这样几个人物所可以解决的。
        黄金风潮的爆发并引发经济危机,原因很复杂,但从“根本上讲,物价的病根在于通货,通货的病根在于内战。内战不停,生产不能进展,通货不能停发,物价便无法收拾。黄金政策,即使改弦更张圆滑的运用,还只能减杀物价的波动,并不能根本解决物价问题”^[31]。解决的办法如同时论所言,“今天中国的经济财政病症,任何专家设计,任何医生开药方,其前提只有一个,就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32];倾向于国民党的著名金融家陈光甫认为,除非政府改变对中共的政策,否则经济注定无法长期维持,黄金政策的失败不在于中央银行的错误,而是错误的政治政策的结果^[33]。黄金风潮的当事人贝祖诒在辞职答立法委员质询时直言不讳地认为,黄金政策一度取得的成功,“原因大部应归功政协会议之成功”,“主要由于国内和平,今年情势大变,此一政策能否继续施行,实有详细加以考察必要”^[34]。国民党无意实行和平政策,因此其经济政策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出根本解决之道。
        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的出台,暂时以行政手段抑制了市场动荡,然而并未能解决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时论认为,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在目前或不失为一治标应急之策。但是国内经济上的积弊,政治上的积弊,币值稳定上的积弊,依然很明显的存在。一次风潮算是过去了,第二次的风潮又在酝酿着。如果不从根本上想办法,难道焦头烂额的人民生活,还经得起再受打击吗?”^[35]这是当时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普遍看法与担心,即使国民党官员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张嘉璈上任后,认为能否平衡预算、获得外援及军事胜利,是稳定财政经济的三个条件,而在战争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法币增发,物资日趋缺乏,距离紧急措施之平衡预算与稳定物价两目标,相去日远”。如是,“则我之任务必告失败。思之几于寝食不安”^[36]。他的不安完全被其后的事实所验证。他要求中央银行垫款应有限度,紧急支付命令宜经过审核再付,财政部长俞鸿钧首先反对,“谓军费支出,无法拒绝,何能规定中央银行垫款限度。主席亦以俞部长所言为然”^[37]。在这种情况下,张嘉璈迟早要走上宋子文的老路。果然,在国民党拿不出治本之策的情况下,市场只维持了大约两个月的稳定,4月中旬开始,因为法币万元大钞的发行,物价再度发生剧烈波动,从而成为5月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直接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