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自抗战中后期开始困扰国民党政府的一大难题,抗战结束后,这一难题除了在最初一二个月内有所缓解外,仍然在继续发展,并日渐恶性化。
        抗战的胜利,为人民带来了新希望,复员还乡的期待,使人们急于处理手中的物品,而且沦陷区的接收,使法币的使用范围陡然扩大,导致后方物价一度急剧下降。重庆物价指数(与战前相比)从8月的1793倍,下降至10月最低点的1184倍,下降了三分之一,黄金价格则从每两25万元陡降为5万元,只及高峰时的五分之一,同时美元兑换价亦跌为1∶1040,下跌40%以上。而在收复区,由于法币币值的高估,使得物价指数最初亦反映为下降。上海物价指数9月较8月下降了36%,黄金从每两伪中储券1400万元,剧降至230万元,只及高峰时的六分之一。这是自抗战中后期物价日日高涨以后绝无仅有的现象^[1]。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从11月起各地物价重又上涨,至12月,物价指数大致又恢复到8月的水平,而在收复区,由于高估法币币值,造成法币大量拥至收复区,物价上涨更为明显。上海物价指数(与战前相比)从9月的345倍,暴涨至11月的993倍,上涨1.87倍,米价从每石3725元涨至10250元,上涨1.75倍,上涨程度为抗战以来少有^[2]。
        物价的上涨从根本上说,是政府财政完全依赖发行造成的恶果。大量纸币充斥于市,又没有相应的硬通货或物资作后盾,当然造成物价日高,而物价的上涨又迫使政府发行更多的纸币,促使物价的进一步上涨,导致恶性循环。战后一度出现的物价下跌情况不是建立在通货收缩的基础上,而是市场对骤然到来的胜利的一种短期反应。随之而来的物价新一轮上涨表明涨价的内在动因并未消除,尤其是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内战带来的军费大幅度增长,使赤字财政愈演愈烈,仅仅使物价保持一个还能忍受的涨幅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更不必说彻底稳定了。如何处理通货膨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动荡是国民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宋子文以财政金融专家身份出任行政院长,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一度颇具信心,原因是他手头确有若干砝码是他的前任所不具备的。战后政府掌握的若干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和几千亿元的接收物资,为稳定物价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宋子文为此采取了一些相当大胆的措施以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他通过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比价,以稳定法币币值;通过刺激进出口贸易,以大量进口和出售接收物资缓解市场物资供应不足,压抑物价;以出售黄金回收泛滥于市的法币,减少市场通货。这些措施一度取得了相当成效,在1946年的前八个月,物价上涨势头尚未失控。然而宋子文知道,物价上涨的关键是政府收支的不平衡,导致纸币大量发行,只有使预算收支大体平衡,才能少发通货,对物价釜底抽薪。他认为:“胜利以后,健全财政,实为首要,而必须求收支趋于平衡之途径,则通货膨胀,自可逐渐遏止,一切金融经济等问题,始可获得解决。”^[3]因此宋子文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即“安定物价,平衡国家预算”。
        对于如何解决收支不平衡,宋子文上台后动了不少脑筋。增收方面,首重积极整理税收,对作为政府财政收入支撑的四大税种关税、盐税、货物税和直接税特别关注,大幅度增加了货物税税率,提高进口货物税率,使这两种税有了较大增长。减支方面,宋子文认为政府支出最大的是军费,“在战争结束以后军费应积极减低”,“同时一切政费,凡于经济复员不是切实需要的,也必须在合理范围内极力撙节”^[4]。然而在这方面,宋子文的成就非常有限,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却无力改变,因为国民党坚持以战争解决中共问题,军费便不可能减少。庞大的军费完全靠中央银行垫款解决,也就是靠无限制发行纸币解决,因此宋子文不能不声明:“事实上在预算外之支出,为数过巨,且多系临时支出,事前难以预计,收支相较,差距巨大,仍不能不赖于中央银行之垫借。此种超额之支出,则以军费为最巨。”^[5]据统计,军费和特别支出(即以蒋介石命令开支的军费)在国民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1945年为71%,1946年为54%,1947年为60%^[6],这还不算其他名义下的军费支出和实物支出。军费成为一个无底洞,消耗了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最终也导致经济事业和政府财政的崩溃。
        法币的发行战后呈加速趋势。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为1937年6月的395倍;次年1月即翻了一番,8月再翻一番,到1947年2月黄金潮爆发时,法币发行额已经达到48,378亿元,为战前的3430倍。1946年3月前,法币月增发1000多亿,3月后月增发2000多亿,到12月剧增为4000多亿,1947年1月陡增为8000亿,4月以后,月增发额超过1万亿元^[7]。同一时期物价上涨较法币发行的增加更快,1945年底至1946年底,法币发行增加2.6倍,月增11.3%,同期物价指数上涨5.5倍,月增16.9%,大米、黄金、外汇价格上涨幅度也均超过法币发行额的增加。经过八年抗战,物价上涨倍数为法币发行倍数的22.5%,战后第一年即达到111.5%,而且这一差距还在继续增大,两者互相刺激,互为影响,使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加速阶段,这也是所有恶性通货膨胀的必然规律^[8]。因此,尽管法币发行已达天文数字,但以往具有的支付功能日渐萎缩,几成废纸。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钞券产量有限,生产与支出不能配合,券料输送已到随到随罄之境地”。钞票在外国印刷,由飞机运送,钞票印刷、运输费用已经成为政府外汇第三大支出,1947年3月至9月,印刷钞票耗去外汇968万美元,占政府机关同期外汇支出的七分之一,仅次于购米和偿债支出^[9]。
        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正常的收支已经无法反映真实的收支状况,每年编制的政府预算也失去了意义,执行的结果总是超出许多,预算成了数字游戏。根据财政部长俞鸿钧对行宪国大的报告,1946年政府收入19,791亿元,支出55,672亿元,1947年收入138,300亿元,支出409,100亿元。张嘉璈提供的数字为,1946年收入28,770亿元,支出75,748亿元,1947年收入140,644亿元,支出433,939亿元。无论哪一说,赤字均高达60%以上^[10]。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实际开支和赤字比预算都只会高不会低,政府财政已完全成为赤字财政,靠印钞票过日子。而且物价上涨程度已经高出预算增长数字,与战前相比,1946年物价上涨倍数比预算增长倍数高出36%,1947年则高出215%,表明政府的实际开支处于萎缩之中^[11]。由于钞票越来越不值钱,即便政府收支也不得不运用实物(如田赋征实)或美金(如美金公债)计算方法。以往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税收,由于币值变动过于频繁而难以计算;填补亏空的重要手段公债,由于法币信用的低落难以发行;一般外国财团甚至政府也不敢轻易借给外债。1946年政府总收入只占支出数的38%,即便如此,税收在收入中也只占42.3%,非税收入(包括出售黄金外汇和接收产业)则占到57.6%,而公债只占万分之七(不包括外国借款),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张嘉璈认为:“黄金、外汇储备的减少和处理敌产工作的困难都使非税收入下降。在间接税方面,其收入跟不上物价水平的上升;在直接税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的危机和国民经济处于半战时状态,是无法改进和扩展的。结果,政府收入越来越落后于物价水平的上升和政府支出的增加。”^[12]在非税收入已经占据政府收入大宗的情况下,一旦此项收入枯竭(如停售黄金),填补财政赤字的方法就只剩下印钞票一项,法币信用便失去了最后一道防波堤,其崩溃就不可避免了。国民政府经济顾问杨格在1946年5月14日给政府的意见书中认为:“从来未有通货膨胀像中国现在膨胀的情况,而能避免财政崩溃的”;“美国和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协助,和运用中国的国外资源,只能推迟而不能避免崩溃”^[13]。
        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一般民众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法币购买力指数,从战争结束时的0.289,下降到1947年3月的0.0089,即下降到战争结束时的三十分之一。因此,尽管以货币数量计算的收入在增长,但实际收入水平仍在下降。虽然实行了根据生活指数发放薪金的方法,并按时调整生活指数,但仍赶不上物价的上涨。仅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的关系看,1945年9月,上海物价指数为战前的346倍,生活费指数为299倍,此后物价指数与生活费指数互有涨落,互有高低,而自1947年5月以后,直到1949年5月,物价指数始终高于生活费指数。在物价指数高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工薪阶层的收入绝对下降,而在物价指数低于生活费指数的情况下,因为指数编制的滞后效应(按季或按月进行),以及编制时的操作(如按低价而不按基准价编制),因此以实物计算的收入仍在下降。另据统计,上海生活费指数与物价指数之比,如以1937年为1,则1945年8月为0.68,1947年12月又降至0.49,表明即使按指数计算,生活水平也至少下降一半以上。而这种下降在社会各阶层中的表现不一,受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公教人员,即各级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和大中小学校教师。据统计,一个昆明大学教授,战前月工资为350元,到1945年下半年超过11万元,为战前的300倍以上,但同期生活费指数上涨6039倍,因此实际收入只及战前的二十分之一^[14]。公教人员“以此可怜之薄薪,维持五口之家之生活,其清苦情形,可以想见。欲其工作情绪之提高,与为官操守之清廉,当非易事”^[15]。所谓公教人员,是维持政府及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环节,他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必然导致其对自己服务的政权态度的变化,从而威胁到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在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他们或者是洁身自好,清廉自守,但要忍受清贫的折磨;或者是得过且过,甚或贪污腐败,以至政风日下,民怨四起。国民党统治后期的吏治败坏,确乎不完全是官僚个人的好坏或良心发现的问题,而与经济状况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牵动政治,政治又影响到经济,两者形成恶性循环,对国民党统治的衰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国民党统治下的通货膨胀,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整个统治体制的政治问题^[16]。
        国民党对于通货膨胀导致民心涣散的严重性并非不知。宋子文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通篇所谈内容几乎不涉政治,而完全为经济问题,关键又是如何扼制恶性通货膨胀。他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可以说,人人都不满意,这是势所必然的”,并将其原因归结为抗战带来的收支不平衡。但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提出的方案无非增加收入,减少支出的老套。谁都知道,平衡预算的关键是减少军费支出,但战后政府军费支出不减反增,根本原因是内战支出成为预算无底洞。宋子文知道军费必须裁减,但又承认这“还需要相当时期,方能成就”^①。实际上,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军费始终是预算大头,军费降不下来,赤字问题便解决不了,恶性通货膨胀便难以遏止。如果说,通货膨胀之初对于缓和经济困难、支持战时经济还有某些作用的话,那么一旦其进入恶性膨胀阶段,首先摧毁的是当政者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统治基础。所谓得不偿失,饮鸩止渴,先是经济停滞,后是民心不顺,成为最后导致国民党统治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