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双方围绕东北问题进行政治军事较量的同时,国民党还在东北进行着另一场艰苦的外交谈判,这就是和苏联就东北经济合作问题进行的交涉,此事本为中苏国家关系中的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又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而不可避免的与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等纠缠一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
        在中苏条约谈判中,关于经济问题没有过多涉及。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指示中要求:“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据宋称,苏方“对此事允予同情考虑”^[1]。
        熊式辉一行到达长春后,在和苏方的会谈中不可避免的涉及经济问题。10月17日,熊等在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提出接收日本和伪满政府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但马氏居然称这些产业均应视为“苏军战利品”,应由苏方处理,并提出中长路须用煤,故抚顺煤矿应由中长路当局经营。苏方此举无疑从一开始就否认了中方接收东北日伪产业的合法权利,而“欲籍战利品为名,攫取东北工业”,并为全面介入东北经济预留伏笔。张嘉璈马上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认为,如照苏方说法,则“东北所有工厂势必均归苏有”,“我方丧失经济自立”。他建议迅由外交部向苏方提出:1.满洲繁荣有利于中苏经济,故已有工矿不可破坏;2.满洲所有敌产,应以抵偿所欠人民债务,如有剩余,应以赔偿中国战争损失,故应归中国没收(因为满币及公债、储蓄等价值超过150亿元,而东北全部工矿资产不过100亿元);3.苏联若提出战费问题,则只能由中国政府付给,不宜合办工矿事业,否则影响主权;4.东北矿产不能归入中长路;5.苏方战利品以已拆卸之机器为限,未拆机器不得继续拆卸。否则,“东北军事政治因时势所迫,处于不利地位。若经济再落空虚,则真名存实亡矣”^[2]。张嘉璈此时不仅主张将东北日产收归国有,而且反对苏联以经济合作为借口控制东北经济的企图。但是当时国民党正全力交涉东北接收,并寄希望于苏联的协助,无暇也无力在此问题上与苏联对抗,所以蒋介石接到张的报告后,只“令外交部切实研究后再定交涉步骤”^[3]。苏联则企图以既成事实压国民党让步,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此事遂暂时未提上双方的商谈日程。
        然而,中苏双方不谈东北经济问题的情况并未能持续多久。在苏联方面,它对东北经济的方针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可以拆卸的动产尽量运回苏联,二是对无法拆卸的不动产要求中苏合办。对前者苏联根本不愿谈判,即使谈也是敷衍,以等待既成事实,榨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对后者则想通过谈判获得合法权益,将东北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法理而言,苏联的要求毫无道理,即便是索取战争赔偿,也应该由同盟国共同向日本提出,更不必说经济合作这样完全超出战争善后范围之外的问题。可叹的是,苏联自恃强权,完全无视中国也是同盟国和战胜国一员的事实,任意处置日本在东北掠夺中国资源而形成的大量产业,表现出一副贪婪面目。在拆卸了动产之后,苏联必然提出不动产的问题。在国民党方面,虽然对苏联的行为很是不满,本不愿涉及此问题,但形势的变化导致国民党态度的变化,由不愿谈而同意谈,尤其是主持东北经济接收的张嘉璈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了重要变化。他很快便认识到,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具有关键的作用,经济合作问题是苏联全盘战略的一部分,简单的拒绝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有可能增加苏联对国民党的恶感和戒心,对国民党不利,因此他转而主张就东北经济问题与苏联谈判,并在可能情况下满足苏联的要求,以此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支持。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双方抱着不同的目的开始了经济问题的交涉。
        10月27日,张嘉璈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就东北经济问题进行首次接触。斯氏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表示自己的态度,而只询问中方对东北经济的基本政策。张表示,他“此来拟致力于中苏两国在满洲经济上之合作”,东北日本工业应赔偿中国抗战损失,“希望苏方开诚以意见相告”。这次接触“彼此语气均含有试探性质”,没有接触实质问题^[4]。此前三天,斯氏已直接要求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达之助和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将满业和满电各项事业移交苏联,高崎质以“若交与苏联,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将何以应付”,斯氏答云,“对于中国方面之问题,由苏联负责解决”,并称将以此为基础,在东北成立中苏工业公社^[5]。29日和30日,满业和满电与苏方达成移交协议,全部过程中方毫不知情,苏方所谓由它“负责解决”中国方面之问题,无非是先造成既成事实,再压中方承认而已。11月7日,马林诺夫斯基在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对张嘉璈说:“此后第一幕工作为阁下之工作,阁下向在经济界负有声望,富有经验,阅名已久,且知阁下为有思想之人,必能解决一切,但望勿为金元(即美元)所左右。”张氏不明底里,“不知何以在其语气中如此注重我之工作”^[6]。直到13日,他得到苏方与满业和满电签署的文件,“乃知苏方注意满洲工矿,必欲染指,为排斥美国势力之侵入,阻滞我方军队之运输之一重大原因。苏方设计以战利品名义先自日本手中攫取工矿之所有权,同时又恐计不得逞,再拆迁重要机件入掌握之中,故经济问题不得解决,即接收问题无法解决,又灼然可见”^[7]。正是抱着这种认识,张嘉璈主张不能不与苏方谈判解决经济问题。
        11月14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璈提出,苏联在东北的商业机构拟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拟以没收敌产作为苏方财产与中国合作。这是苏联第一次提出东北中苏经济合作问题。苏方在中苏东北接收交涉陷于僵局之时提出此要求,时机颇为耐人寻味。16日,斯氏复催问张如何考虑此事,更使张感觉自己对苏判断的正确,但张已接到行营撤退的命令,对东北交涉如何进行心中无数,只能表示将等候政府的指示再行谈判。为了对以后的谈判预作铺垫,张提出“政治环境可妨碍此种经济合作之发展”,并在斯氏追问时明确“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须同时解决”^[8],将其以经济合作交换苏联支持国民党接收的想法传给了苏方。当然,张深知此事的难度,姑不论苏联的态度,即便是在国民党内和舆论界,对中国作为战胜国却被苏联视以战败国待之,是很难赞成的,所以,张对此事小心翼翼,必领命而行,而且他从未将其想法公之于众,以免引起更大的争议。
        苏联的态度则颇为急迫。20日,斯拉特科夫斯基与张嘉璈见面,正式提出苏方关于经济合作的设想,即组织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经营满业和满电包括地上和地下的所有产业,股本双方各半,苏方以两会社日本资产的一半作为己方股本,中方人员担任总裁,苏方人员担任总经理。斯氏在谈话中大棒和胡萝卜并用,一方面声称“目前有迫切问题,亟待解决,因许多工厂全被破坏,无人管理,急须设法保护”,在两国政府解决前,他将令苏联人员照管维持;另一方面又表示,“环境可藉丰满之工作克服之”,暗示苏方将以此决定对国民党接收的态度^[9]。张嘉璈不敢怠慢,当即急电重庆,向蒋介石请示方针。22日接熊式辉电,令其返渝汇报。
        11月25日,张嘉璈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早定经济合作方案,以便接收顺利进行。蒋对经济合作问题本有考虑,但态度游移,28日他召集宋子文、王世杰、张嘉璈、蒋经国等讨论此事,张的方案遭到强烈反对。宋子文认为,东北日产作为苏联战利品再投资合办产业,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认为,在东北接收之前谈经济合作问题,无异屈服于苏方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10]。会后,张与宋、王又分别讨论此事,两人仍表示“目前万不能谈”。宋、王两人是中苏条约谈判的主持者,东北接收受挫,两人因此而承受了国民党内外的极大压力,认为他们过于“懦弱”,甚而被指为“祸国害民”。在这种情况下,宋、王虽不主张对苏决裂,但为顾及自身地位与名誉而反对对苏再做让步实为情理之中。宋、王态度如此,更不必说国民党内对苏强硬的主张了,他们的意见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张也承认宋、王的主张“于法于理确是正当”,但他又自信自己主张的正确,认为国民党“徒知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彻原则”,然而他无能也无力说动国民党内的多数人同意自己的主张。这样,一方面是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先接收而后谈经济,反对对苏再作妥协,另一方面是苏联有意无意的将经济合作与接收相联系,先经济而后谈接收,国民党与苏联关于东北接收问题的僵局便无法真正打开,东北问题只能暂时拖下去。
        因为国民党决策层无意对苏让步,张嘉璈的经济合作主张不能实行,他在会后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了对苏答复的三项原则:1.苏军未撤东北接收未完成前讨论此事将予外间不良之误会;2.中国愿在东北接收完成后与苏方商讨经济合作办法;3.中方将在所定经济建设方案的范围内尽力与苏方合作。其后他又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拟定了中苏经济合作大纲,原则为:商务合作订立以货易货协定;技术合作尽量聘用苏籍专家;资金合作欢迎苏方投资;工业合作双方指定种类商议办法^[11]。此大纲得到蒋介石、宋子文和王世杰的同意,但宋、王对其中最关键的工业合作问题提出须由双方政府协议并待东北接收后再谈,实际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苏联不能等待国民党在经济合作问题上的拖延与犹豫。12月4日,张嘉璈和蒋经国回到长春,次日在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马氏在对接收诸事表示态度的同时,特别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即开始商讨,并有所结果”^[12]。7日,斯拉特科夫斯基约张谈话,催问中方关于经济合作的方案。因蒋有电要张按“面授方针进行”,张遂重申了已交马氏的经济合作大纲的内容。张还告诉对方,经济合作之所以暂时不能进行,是因为东北接收发生问题,而且苏方提议“无异日本帝国主义之故伎”。斯氏闻之甚为不满,“认为莫大侮辱”,他重复苏方一贯作法,一方面表示,“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而解决”;一方面威胁,此事如不能解决,东北工业将“任使其尽数破坏”。斯氏反复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方案,张称经济合作不能“在苏联武力高压下成立”。双方争论无结果^[13]。9日,马林诺夫斯基又在与张、蒋的会谈中直接了当地要求,“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与迅速之办法解决”。这两次会谈后,张嘉璈与蒋经国联名致电蒋介石汇报情况,称:“现适值紧要关头,迎拒之间,十分微妙。实不敢负此重任,务请中央早日定一原则,是否愿于经济上稍作让步,以求接收撤兵之顺利。”电中建议由翁文灏或钱昌照“来此主持交涉”,或“迅派大员来长主持,以免延时太久,恐生枝节”^[14]。此时的张嘉璈,既感在国民党内得不到支持,又对同意苏联要求后东北能否顺利接收心怀疑虑(苏方在谈判中只作空洞承诺而不提实际问题),从而也不再过于坚持己见,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因此而迟迟不得开始。
        根据苏联代表斯拉特科夫斯基12月11日对张嘉璈所言,苏联希望列入合办事业的厂矿为原满业和满电的全部产业及关东军经营的产业,这些厂矿占东北总产量的比例为:煤炭18%,机械33%,有色金属(包括钢铁)81%,水泥37%,电力89%。两天后苏方提交的清单具体列出了合办单位细目,计八十一个单位,总价值38亿元。苏方要求组织十一个合资公司,其中钢铁等五家公司,苏方占51%的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由苏方担任,其余公司苏方占49%的股份。就上述方案而言,苏联的胃口相当大,尤其是钢铁与电力两大基础工业,大半囊括其中,再考虑到合办企业几乎包括了东北工业的全部精华,则问题更为严重^[15]。苏联的要求如果实现,意味着东北工业将由苏联所控制。张嘉璈在对苏方方案的分析意见中认为,化学、机械工业及本溪钢厂设备已为苏军掠去,不妨同意合作;鞍山钢厂设备虽被拆走,但宜保持;煤矿可以部分合作;有色金属应予保持;电力除鸭绿江电站外均应自办。但对这一既要政府同意又要顾及民众和舆论反应,不仅适用当时且可影响久远的重大问题,张嘉璈此时不能也不愿自作主张,而是静待蒋介石的决定。
        12月19日,蒋介石、王世杰和应召回渝的张嘉璈、蒋经国讨论东北对苏外交。决定:以延期撤兵费名义付给苏方东北流通券10亿元,苏方不再提战利品问题;合办事业分为若干单位,不搞成一个大公司;先由经济部派人至长春商谈,俟苏方撤兵后再正式谈判^[16]。其时,蒋介石决定先接收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派蒋经国赴苏协商,开始新一轮外交努力,因此他同意就经济合作问题与苏方作初步商谈,不无以此向苏方示好,得其协助接收之意。
        张嘉璈回长春后,于24日将中方意见通知苏方,随后中苏开始了经济合作问题的非正式交涉。但国民党内对此意见不一,反对声浪很高,经济部提出的交涉方案比原方案有所后退,不再提撤兵费一事,缩小合办事业的种类和规模,电力不能合办,矿业应避免合办,可合办者只有本溪钢铁厂及一部分机械厂,所有合办企业的董事长应为中国人,总经理保留中国人担任的机会,更关键的是,在苏军撤退前,只能由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预作初步谈话交换意见^[17]。面对党内的反对意见,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变化,主张“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18],并对经济部的方案又作了重要修改,只限于南满路以东的少数单位,中方股份占50%以上,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中方担任,而且必须等待苏联撤军之后才能签订协议。在此情况下,张嘉璈出任交涉使命,虽然他和蒋经国仍主张:“先作让步表示诚意与坚决,能得一气呵成,反少受损失,以免重蹈以往对外交涉愈拖延愈吃亏之经验。”^[19],但因为国民党始终坚持苏联不撤军即不签约的态度,中苏经济合作交涉难有大的进展。
        国民党关于经济合作的方案提交给苏方后,苏方极为不满。1946年1月26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在和张嘉璈会谈时声称:中方提案“无法使每一公司有发展之基础,实在不敢报告政府”。同时威胁说:“此项讨论,拖延已久。若再拖延,势必影响军事政治一切问题。”斯氏还解释说:苏方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并非苏方欲一手霸占利益”。对此,张表示:“我政府方面已尽最大之努力。”^[20]2月1日,张嘉璈会见马林诺夫斯基,马氏直言不讳地告张,中方对于经济合作问题,“如仍拖延不决,作赌牌式勾心斗角之种种举动,则工业停顿,且继续遭受破坏,东北秩序始终不能恢复”,“而华方所提对案,决不能使此问题获得解决”。他半开玩笑半是真实地对张嘉璈说,经济合作问题如能解决,他和苏军便可早日返国。张嘉璈认为,“此次谈话无异苏方之最后通牒”,决定回重庆请示^[21]。中苏有关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未及正式开始,便已实际陷于僵局。
        2月4日,张嘉璈回到重庆汇报谈判情况,并与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等商量对苏方针。此时在国民党内,除了孙科、邵力子等少数人主张妥协外,多数人反对对苏让步。据张嘉璈所记,国民党主其事者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三人,“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唯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蒋介石则“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不愿让步,因此事无可为之处^[22]。蒋介石向张表示,“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23]。
        就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处境微妙之际,美国人的插手使事态更为复杂化了。马歇尔到中国后,不止一次对王世杰谈到,对苏联的经济合作要求“不必立予解决”,“不主张对苏让步”。这样的意见无疑是有分量的^[24]。2月11日,美国大使馆交给王世杰一份照会,转达美国政府之意见称: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的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发展机会之人民,并可能对于树立未来满洲贸易关系上,置美国商业利益于显著的不利地位”。“在此时将日本在满洲之国外财产作最后之处置,或以‘战利品’之方式而迁移此项财产,或由中苏两国政府订立关于此项财产所有权的管理之协定,均将视为最不适宜。……对于中苏双方现已有或在计划中之商讨,以及或将采取关于处置或管理满洲工业组织之行动,美国政府深愿获悉,并欢迎一般问题之详尽的、坦率的商讨”^[25]。美国此举,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防止苏联独占东北,并为美国资本进入东北打开方便之门,但它却使国民党内“主张对苏采强硬态度者,觉得吾可藉美国助力以抗苏联,使谈判益增困难”。就在美国照会送达的当天,雅尔塔密约全文正式公布,又使国内“一般人民睹此协定,必大起愤懑无疑”^[26]。这几件事使国民党决策者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就连一直主张对苏让步的张嘉璈也认为,即使此时与苏方达成协议,东北接收也“非用武力不可”,如此,“不特主持交涉者将遭唾骂,即交涉协议亦势难实行”^[27]。
        张嘉璈到渝后,经其与王世杰、翁文灏商议,搞出一个方案,蒋介石本想以此“作为最后之尝试”。2月19日,王世杰约见苏大使,告以中方提案已为最后方案,将由张嘉璈和蒋经国在长春与苏方谈判。然而就在当晚,张嘉璈正准备次日束装就道之时,接蒋介石电话,令其缓行。两天之后,国民党强硬派挑起全国范围的反苏游行,并继而在二中全会上指责对苏外交软弱,中苏关系气氛急剧恶化,中苏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交涉实际中断^[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