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不顺利,苏联迟迟无撤军之意,激起了民众和社会舆论的不满与疑虑。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势力利用这一点,策动了一场反苏运动,一方面压苏联撤军,一方面借此对党内温和派施加压力,以否定他们认为对国民党不利的政协诸决议,结果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但国民党并未因此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占据优势。
        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确实功莫大焉,但是苏联毕竟有它自己的利益考虑。苏军进入东北后,对东北物产资源的掠夺,加以苏军士兵以占领军自居,在东北的种种劣行,也是不争的事实,并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与反感。中共部队最先感受到了这一点,据曾克林所见,“在奉天之红军士兵生活甚苦,衣裳褴褛不堪,纪律甚坏,强奸事甚多,曾每日将红军士兵违犯纪律事实向红军政治部汇报……但仍无法维持”^[1]。伍修权也回忆说:“苏军进入我国东北的部队,有的纪律相当坏。据反映在他们的连队里,有部分士兵不是正规军人,而是一些刑事犯人……这些人原来不是正路人,来华后又以胜利者自居,不断酗酒滋事,甚至骚扰群众,在沈阳的大街上,时常见到醉酒的红军士兵……后来他们撤出东北回国时,又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等等,都一一拆运带回苏联”^[2]。甚至中共高级将领、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在制止苏军士兵抢劫时被这些士兵所杀害^[3]。
        国民党对苏联在东北的作为所知更多。熊式辉和张嘉璈初到东北,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苏军在东北的恶劣行为。熊报告:金融业,现钞均被提走,银行全部停业;交通业,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已改为宽轨,公、铁车辆“均为苏军征发运赴它处”;工业,“重要工厂机械已有多数撤去”;通讯业,电报电话完全停顿。熊认为:“照上述情形,经济方面,前途十分棘手。”^[4]张在报告中写道:“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即电厂电机亦已部分拆走,交通通讯工具多数拆运,甚至机关家具亦多搬走,都市成一空城。”^[5]据事后统计,东北著名的丰满、抚顺、阜新电厂,鞍山、本溪钢厂及煤炭、机械、化学、水泥工业均受到严重破坏。东北以至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满洲制铁会社,全部设备的三分之二和七万余吨物资被苏联运走,其中包括全部炼钢、炼铁、轧钢、选矿设备,以及大半发电、锅炉、机械设备^[6]。苏军还在东北发行军用票,用途超出原协议范围,扩展到民用领域,用以任意购置物资,助长了通货膨胀^[7]。
        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苏联占领期间对东北工业生产力的破坏,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后人对此问题的计算方法与结论也各有差别。1946年12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驻远东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鲍莱于1946年中视察东北后提交的报告。该报告估计,苏联占领期间东北工业的直接损失为85,800万美元,其中电力20,100万美元,煤炭1亿美元,钢铁14,100万美元,铁路13,700万美元,金属业15,000万美元,如果加上间接损失,则高达20亿美元,各行业的生产力下降程度都在50%以上,尤以钢铁、电力、机械等行业损失惨重。报告认为“东北工业大部分的破坏都是发生在苏军占领的期间,而且主要是由于苏联对各种设备的迁移”造成的。苏联还接收了伪满银行5000万元以上的现钞和价值300万美元的金条,并发行了约10亿元的军用票^[8]。1947年2月,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善后联络处发表了《苏军驻留期内东北工业损失调查报告书》,估计东北工业损失为123,600万美元,如加上无法确证者不下20亿美元,其中电力21,954万美元,钢铁20,405万美元,铁路19,375万美元,机械15,887万美元^[9]。中共方面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东北“共损失各类机器40,269件,发电设备1,537,046千瓦等,共计折合美金352,815,851美元”。其中毁于战火或散失原因不详者,折合135,129,331美元,苏军拆走者约合189,934,947美元,国民党方面搬走的约合899,800美元,中共方面移出的共合12,151,773美元^[10]。无论哪一种统计,东北工业的损失程度都是惊人的^[11]。而且,“许多工业设备既已拆去,剩余部分,即无法运用。例如抚顺煤矿,电力设备因被迁拆四分之三,故电力不足,抽水机不能大量使用,煤矿被水淹没,全部不能工作;又如鞍山钢铁厂,因炼焦炉被毁,不能炼焦,既无焦炭,则所余之平炉、化铁炉即毫无可用之途;又如轧钢厂,虽一切设备未动,而精小之轧钢机则被苏军拆走,该轧钢厂犹如人之心脏被挖,丝毫不能生产;更如机器厂之皮带,苏军于临撤退时,皆斩为寸断,论其生产能力之损失,亦等于百分之百,故苏对我东北工矿业之抢劫与破坏,绝不能以区区之数字所能表示于万一也”^[12]。在这方面,苏联的作为有违同盟国共同作战的初衷,也找不到任何条约和法理的依据,表现了大国强权主义行径。此种情形的逐渐披露,给本为苏联二战盟友并且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中国民众泼了一瓢冷水。
        中国民众对苏联在东北所作所为的反应由于雅尔塔密约的公布而更形强烈。1946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正式公布了雅尔塔密约。在此之前,中国民众认为苏联出兵东北是支援中国抗战,并由中苏条约界定了两国关系,但密约的公布,使人们得知在表面文章之下,还有大国之间的交易,而中国完全处于被动无援的地位,一切都是由大国强加给中国的,这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由于东北处于苏军占领下,苏军不仅有种种伤害民众感情的举动,而且迟迟不撤兵,并在经济合作谈判中要挟中方,因此这种不满便主要针对苏联而发。从2月13日《大公报》发表《读雅尔达秘密协定有感》为开端,全国各报连续发文,抨击苏联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知识界对此反应强烈。傅斯年、王云五等领衔发出《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签名发出关于东北问题的宣言,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等中间党派领导人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谴责雅尔塔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苏联的作为“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的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大西洋宪章以来各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这种行为,难免造成今后世界战祸的因素。为中国,为世界,我们不得不提出严厉的抗议”;大国“运用秘密外交,以处置第三国之领土与权益,实为旧日帝国主义之惯技”,要求:“政府披露中苏签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政府与苏联均应忠实履行中苏协定,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13]
        中国人民历经艰辛、含辛茹苦,在同盟国共同作战中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然而少数大国为了一己私利,以牺牲中国国家主权作代价,私相授受,无异使中国仍处于二等地位,当然为中国人民和舆论所不满。这种不满和反感是完全正当的。然而这种对苏不满情绪给了国民党强硬派一个机会,他们借此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苏反共游行活动,以实现他们改变国民党对苏对共政策的企图。美国则利用这个机会,极力鼓动中国排挤苏联。2月8日,王世杰征求马歇尔对苏联迟迟不撤兵一事的意见,马歇尔建议,不要向苏联作任何让步,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认为时间对苏联人不利,如果他们不撤兵,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条约的破坏者。他还建议让同盟国记者进入满洲,对苏联发起心理战。王世杰告诉马歇尔,将公众注意力转向东北一事正在考虑中^[14]。当然,这样做的后果,美国和国民党都没能完全预计到。　
        自2月中旬起,首先是东北旅渝人士在16日举行会议并游行请愿,接着重庆各校学生开始酝酿举行游行,反对苏军继续占据东北,要求苏军尽早撤离。一直对学生运动心怀警惕的国民党此次一反常态,在事先已得到情报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阻止的举动,而且党部和三青团系统人员在学校频繁活动,力图将游行导向对其有利的轨道。20日和21日,国民党党政小组举行两次临时谈话会,分别由陈立夫和吴铁城主持,决议对学生游行不能劝止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意外,学校当局和教职员应参加游行,严防工人参加游行,游行后之宣传由吴国桢等负责,游行当日,党内负责人坐镇中央党部,“以便应付一切”^[15]。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省市政府与党部,称对学生行动“制止恐不可能,但本党只宜善为引导”,而“引导”方向为,“避免正面攻击苏联,”“东北问题,乃是共党阻挠国军接收问题”,“应痛加指责”,“予以驳斥”,并要求各省市“特加注意,妥为运用,并将该省市情况随时电报为要”。吴铁城、陈立夫等还电告正在杭州的蒋介石:重庆学生酝酿游行,“观察现势,劝阻已不可能,因此次运动,为青年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之自动自发,学校中反共空气之浓厚,出于自然,故只能使其减少反苏成分,及防止不生意外”^[16]。由此清楚地说明,国民党支持游行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党内强硬派企图将游行导向反共之途,以此加强自己的党内地位,并为在即将召开的二中全会上改变政协决议预作舆论准备。
        2月22日,以中央大学为主体的大中学校学生及教职员工二万多人,举行“重庆市各校学生爱国运动游行大会”,发表《告全世界人士书》、《告全国同胞书》、《对苏联抗议书》、《质中共书》等文件,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苏联切实履行中苏条约,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并进而提出反对东北“特殊化”,反对“割据东北”,拥护政府接收东北等矛头指向中共的口号。在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时,有人煽动捣毁了该营业部。重庆游行当天,国民党中执会再次指示各省市党部,重申前电各点,并特意提出严防“异党分子”“转移运动之领导权”,“各地党团应即与军政各机关首长举行会议,密切联系,妥慎应付”,“各地有关此事之情况应随时以最迅速方法报告中央”^[17]。其后重庆续有游行,全国各地也都发生了类似的游行示威及抗议活动,北平还发生了冲击军调部中共方面办公处的事件。国民党宣传工具乘机推波助澜,发表反苏反共言论,挑动民众情绪。
        此次反苏反共游行,是国民党多年来第一次得以利用学生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实则是党内强硬派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还有一个原因。本来国民党认为苏联在东北的驻留对自己有利,所以才要求苏军延期撤退。但延期撤退的期限2月1日已过,苏军并无撤退之意,且称由于运输、接收及若干问题尚未解决,撤退将展缓至开春以后。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经研究认为,“苏联目前拖延东北驻防军撤退时间,似确有利用此时间完全充实中共军之实力,滋长共党在东北蔓延之趋势。一俟将来苏军撤退,则共军装备亦已完成,根据地亦已巩固,即国军北进既难克尽收复之任务,且对装备优势之共军亦无可奈何”^[18]。国民党因而一改过去的主张,要求苏军尽快撤退,以为自己能在东北放手动武准备条件,学生游行即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要求苏军尽快撤退,国民党内本无异议,但党内温和派对强硬派采用如此激烈的公开动作颇为忧虑。王世杰事前曾邀集孙科、邵力子、王宠惠、张嘉璈等商议,均认为应和苏联继续商谈,不宜采取激烈行动。王世杰认为:“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政局确走入极严重状态。”因此他致电在杭州的蒋介石,“谓情形严重,盼其急电党中同志,阻止扩大此种政潮”。游行发生后,王“十分忧虑”,认为“蒋先生在杭州似未十分明了近日陪都情形演变之严重性”,因而连电催其速“返渝主持”^[19]。但蒋在杭州静观事态发展,不急于有所动作,正表示了他的态度。强硬派的行动实际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内心未尝没有借此压苏联和中共让步的想法。24日,蒋才从杭州回重庆,王世杰告其重庆近日情形,请其作适当之公开表示,以安苏联之心。次日,蒋公开发表谈话称,“东北问题必能有合理的解决,切不可轻听外间无根据之传闻,而有激昂过分之言动”^[20]。然而此一讲话明显不过是马后炮而已。
        3月间,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强硬派借政协决议和东北问题发难,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全会秘密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以保我领土主权行政完整而固国防案》、《限令中央对当前东北严重局势采取紧急有效措施以维国权而保领土案》和《本党结束训政前拟请政府迅采关于经济国防及东北问题之有效措施期使全国民生安定人心振奋案》,强硬派以此进一步向蒋介石和中央施加压力,而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强硬派指为“卖国”的猛烈攻击下,噤口不敢言,国民党整个东北政策的右转已经不可避免^[21]。
        国民党的举动使中苏关系气氛急剧恶化。2月26日,苏联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认为反苏游行责任应由中国政府负责。3月6日,外交部照会苏大使,要求“转请贵国政府令饬现在仍驻中国东北诸省之苏军即行撤退”^[22]。一周之后,苏军在不通知国民党的情况下,突然从沈阳撤退。对国民党而言,更严重的是,苏军的撤退完全不等国民党军的接防,无异为中共部队大开方便之门。3月17日,中共军队经过激烈战斗攻占辽北省省会四平,扼住了长春铁路往北的咽喉要道,使整个北满将要落入中共的控制之中。国民党感到形势的严重,21日,王世杰紧急约见苏联大使,表示“我预定担任接防之军事人员,遂感受重大困难”,要求苏方预先通知撤退日期,并“对中国接防军队予以便利与协助”。苏方对此未作表示,只于次日正式通知外交部,“苏军依照政府之决定,本年四月底将自满洲撤退完毕”^[23]。而东北苏军总部的态度则更为直截了当。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面告留驻长春的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关于接防问题,如贵军在苏军预定撤退之日期以前到达,我军可采一切必要之步骤交防接防,如未到达,苏军亦不能改变预定计划”;苏军“仅知遵奉命令完成任务,不遑顾及其他,并声明苏军在长春以北所警备之区域,不能株待中国国军接防,而只能将防务交付地方现存之武力,如华军不及开到,则苏军不能因此停止撤退”。至于长春以南,苏军虽表示可以交付接收,但又称因鼠疫停止一切铁路客货运输,中国军队应在公主岭停留十天以接受检疫。马林诺夫斯基对董彦平称,苏军“因等待甚久,外间误会滋多,故不得不及早撤退”^[24]。国民党不得不为自己的轻率举动付出代价。
        4月14日,苏军自长春撤退,25日自哈尔滨撤退,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和松江、嫩江省及哈尔滨市政府接收人员不得不随苏军撤入苏联境内^[25]。5月23日,苏联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宣布苏军已于5月3日自东北撤退完毕。至此,困扰国民党的东北苏军问题暂告一段落^[26],然而,对国民党而言,东北接收的军事行动即将开始,难题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