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进行到1947年初,国民党军在各战场的进攻已由盛而衰。在晋冀鲁豫战场,1946年12月,国民党以王仲廉的整二十六军和王敬久的整二十七军发起冀南攻势,1947年1月初占领大名和临漳,逼近邯郸。晋冀鲁豫野战军转而出击鲁西南,发起巨金鱼战役,20天内收复县城九座,迫使国民党军自冀南回援。此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局部反攻,先以五个纵队出击豫皖边陇海路两侧地区,接着又于3月下旬到5月下旬在豫北发动攻势,收复了豫北大片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陈赓部,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5月也在晋南地区先后发起多次攻势。国民党军在豫北和晋南被迫收缩到安阳、新乡、临汾、运城等少数孤立据点。
        在华北战场,国民党军于攻占张家口之后,自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4次南进攻击易县,企图占领中共整个晋察冀区,但遇到了中共晋察冀部队的有力反击,进攻受挫。5月,中共晋察冀部队重组野战军,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下辖三个纵队。在此前后,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发起正太、青沧、保北战役,攻占了冀晋两省交界处的要点娘子关,控制了正太路大半;占领沧县、徐水,切断津浦路天津至济南段和平汉路北平至保定段。
        经过大半年的作战,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若干中共根据地,但远未达成其战略构想,机动兵力不足的弱点也在逐渐显现,高层已有这样的议论,“败固败,胜亦不胜,盖每发动一攻势,胜后即将能机动之部队悉供于驻守,则尔后即无再主动能力”^[1]。因此,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对未来的进攻计划重作检讨。1946年11月15日,陈诚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已经提出:“为争取主动计,我应采取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分区扫荡原则。先肃清苏北、鲁南地区,再准备解决刘伯承匪部主力,进一步再准备对刘伯承、聂荣臻两股匪军联合之作战。”18日到19日,陈诚在北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出席者有华东的顾祝同、王耀武,华北的李宗仁、孙连仲、傅作义,东北的熊式辉等。与会者多提到集中兵力、打击中共主力的问题,陈诚总结为四点:兵力转用免化众为寡,与空军密切协同,发挥特种兵效用,各战区协力^[2]。1947年初,国防部在作战检讨中认为:“国军因受政略影响及局部状况之诱惑,致将主力逐渐分散于各战场,遂使主战场之陇海方面,无法集注绝对优势及精锐之部队,以致进展迟缓”;“各战场之兵力,均非绝对优势。以各个战场比较优势之兵力,发动攻势,固不能获致重大之战果。同时,散布各战场之兵力,因种种关系,抽调转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发现良机,而不能捕捉”^[3]。在军官训练团的讨论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总结军事失利的原因时也认为,政府军“无计划,无准备,处于被动,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过失”;“多行全面攻击,兵力分散,攻防均无重点,建制常被分割,指挥系统重复而紊乱”;“任务赋予不明确,多以城镇为作战目标,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建议今后“确实控制战略要点,控置战略机动部队,迅速以围歼匪之主力不计其他点线得失”,“要点要线应施以据点工事,以节约兵力而固守,得以彻底集中兵力,以机动歼灭敌人”^[4]。即便蒋介石也不能不承认:“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攻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匪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致匪越战越强,我则兵力日减,士气日以萎靡不振。”^[5]这些情况说明,国民党统帅部此时也认识到全面进攻在兵力调度上的困难和战略上的不利,而考虑对作战战略作出一定调整。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在全国范围的进攻已呈疲态,蒋介石决定改行重点进攻计划。他的设想是:中共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凡是匪军的老巢,尤其是他的制弹厂和粮秣、弹药的集中地,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最要注意的是分清主战场与支战场。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同时在这个主战场中,又要先寻找匪军兵力最强大的纵队进攻,予以彻底的歼灭”。根据这个设想,蒋将作战重点置于山东和陕北两地。前者是企图捕捉中共主力进行决战,或者至少将中共部队压过黄河再行歼灭;后者是企图摧毁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使中共陷于群龙无首之境。而在这两个战场中,蒋更注重山东战场。他认为,“照现在的战局来观察,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所以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而其他皆是支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6]。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基本计划是:
        一、西北第一战区及徐州绥署同为本反击作战之主攻,分别于西安、徐州地区,向北发起攻势。
        (一)第一战区为西翼主攻,首先反击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战志,削弱其对外声势,然后荡平陕北,东渡黄河,连系第二、第十二战区,续向北平亘石门之线进击,会合徐州绥署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于晋、冀、豫、鲁边区地带。
        (二)徐州绥署为东翼主攻,首先摧毁沂蒙山区陈毅根据地,消灭陈毅主力,控领山东,截断共军来自东北之外援。尔后再北渡黄河,除以主力继续进出天津及其以北地区外,另以一部左旋,于石门附近地区会合第一战区部队,协同郑州绥署,捕歼刘伯承部,肃清关内共军。
        二、郑州绥署应与华东、西北战场切取联系,以有限攻势,拘束刘伯承部,并准备于后期作战中,协同友军,围歼共军于晋、冀、豫、鲁边区。
        三、第十一战区(北平)确保冀境要点、要线,对当面聂荣臻部,相机发起攻势,策应主攻作战。
        四、第十二战区(归绥)及第二战区(太原)准备协同第一战区在晋、冀之作战。
        五、东北保安司令部暂采战略持久,以待国军主力移师关外后,随同转移攻势,彻底歼灭共军,规复东北^[7]。
        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自1947年3月开始,以山东和陕北为中心战场,尤以山东战场投入兵力最多,战斗规模最大。蒋介石一直重视山东在战略上的地位,在军事部署上强调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因为山东地当要冲,交通便利,便于国民党军队与中共军队的决战。他认为只要消灭了山东境内中共军队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中共部队也就容易肃清了。蒋此时虽仍强调作战目标为收复据点,控制交通线,但在方法上则提出集中兵力,增加部队机动性的问题。山东战场的大规模战斗因此而展开。
        莱芜之败,负责国民党政府军全盘作战指挥的陈诚实不甘心,对于山东攻势,他下了绝大的赌注,集中了原徐州、郑州两个绥署的绝大部分机动兵力,将其编组为三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指挥整编第二十五、二十八、五十七、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三师,以临沂为中心,加强据点工事,准备尔后向北推进;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第五军及整编第七十、七十二、七十五、八十五师,以主力自宁阳、汶上东进,逐次攻击大汶口、泰安等要地;第三兵团司令欧震指挥第七军及整编第十一、四十八、六十四师,自兖州进出曲阜、邹县地区,并续向新泰、蒙阴地区攻击;三路互相协力,构成一个半月形攻击态势;第二绥区司令王耀武指挥第八、十二、五十四、七十三、九十六军,第三绥区司令冯治安指挥整编第五十九、七十七师,徐兖绥区司令李玉堂指挥整编第二十师,担任守备、牵制任务,整编第九师为总预备队,全部兵力达到24个军(师)45万人。作战基本目标是“迫匪于蒙山与沂山地区,与我决战,抑或迫匪放弃沂蒙山区老巢,向胶济路以北、东北地区退缩,以利我尔后之围剿”^[8]。由于以往作战经常由于缺乏协同而被各个击破,此次攻击部队编组为兵团,强调统一指挥和行动,基本战法则改为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强调纵深配备与兵力密度,最重要的变化是,此次战役目标强调的是寻找中共主力决战,而不再如以往着重于点的占领。
        4月1日,国民党军各部全面行动,当天占领泰安,随后打通了津浦路济南至兖州段和临沂兖州公路。不久,徐州司令部发现中共华野部队由鲁中向南运动,遂调整部署,令第一兵团向临沂收缩,调第三兵团第七军和整四十八师东援,加强第一兵团,同时以第二、三兵团东进威胁华野侧后方。此举虽使华野打击第一兵团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同时却使泰安陷于孤立。华野遂拟订泰蒙战役计划,集中了三个纵队,十纵于22日围攻泰安,一、三纵预备打援,希望以此调动国民党驻大汶口的两个师北上而歼之。对于前方将领的谨慎,蒋介石颇不以为然,他训斥顾祝同、汤恩伯等:敌人退了你不知,自己又无计划,不知打什么仗,令其尽速行动^[9]。在蒋的命令下,顾祝同决定置泰安于不顾,各部按原计划行动。26日泰安被华野攻占,整七十二师被歼,但向华野正面进攻的汤恩伯、王敬久兵团仍无大的进展,只有欧震兵团经过激战,于28日攻占蒙阴,30日占领新泰。
        自国民党发起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后,华东野战军一直在寻找机会,以打破此次进攻。但此次对手表现非常谨慎,大军麇集一团,稳扎稳打,不以一地之失而变更计划,而华野“耐心持重不够,战役企图过大,兵力不够集中,因而几次决心都未能实现”^[10]。陈毅、粟裕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称:“蒋、陈以进攻山东为其战略重点,企图依靠黄河封锁,迫我东撤海滨,同时集中使用兵力,不轻易分散,自然增加我方许多困难。”^[11]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华野:“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放心前进,又使敌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12]华野遂将部队集结待机,同时采取各种行动,调动、迷惑对手,等待并创造作战时机,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
        国民党军在经过一段巩固调整后,得到情报称华野“损失甚重,刻已北窜”。5月3日,蒋介石飞徐州、济南,部署新的攻势,令汤恩伯兵团自正面北进,欧震兵团和王敬久兵团自西向东推进。顾祝同于10日下令各部开始行动,重点放在汤恩伯第一兵团,令其进至莒县、沂水、坦埠一线^[13]。第一兵团自此次进攻开始后,行动较他部更为谨慎^[14],此时汤恩伯也认为当面中共主力部队已北撤,遂令所部于11日自临蒙公路上的垛庄,经孟良崮北进,“先行攻略坦埠,尔后,与友军协同,求匪主力而歼灭之”^[15]。攻击部队以整七十四师为中心,其左翼为整二十五、六十五师,右翼为整八十三、四十八师及第七军,整个部署成一弧形。行动开始后,由于整七十四师比其他部队速度稍快,12日已进至坦埠南,独立展开攻击,处于弧顶的位置,而且与两翼拉开了一段距离。
        国民党军队的动向立即为中共抓住。陈毅、粟裕原准备先打右翼桂系第七军,情况变化后,他们认为整七十四师态势突出,又正处华野主力当面,便于分割歼灭。虽然该部战斗力较强,且四周国民党大军云集,一旦形成胶着于华野极不利,但陈、粟仍定下了打整七十四师的决心。陈毅豪迈地说:打整七十四师就是要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5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和粟裕,指示根据情况选其一路打之,“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16]。此战的关键,一是将整七十四师从国民党进攻部队中割裂出来并迅速歼灭之,使国民党其他部队不及增援;二是在国民党大军环伺下,能否阻止其增援。陈、粟为此作了周密部署,以一、八纵自左右插入,割裂整七十四师与他部的联系,六纵封闭其退路,四、九纵正面进攻,二、三、七、十纵负责阻击、牵制国民党援军。华野以五个纵队对付整七十四师,兵力上居于优势。何况自内战爆发后,整七十四师占两淮,攻涟水,与华野几次交手都占了便宜,华野上下“久已抱有同第七十四师决一死战的夙愿,可以说是完全达到同仇敌忾,万众一心,灭此朝食的气概”^[17]。此役华野一改先打弱敌的传统战法,舍弱取强,充分表明了中共部队能够根据主客观形势而适时改变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造成强弱易势。粟裕在战后总结中认为:“我们几次定下决心和变更决心,而最后决心集中全部兵力捕歼位于敌军密集队形中央的‘王牌’第七十四师于孟良崮地区,是很不容易的。充分体现了歼敌决心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18]
        5月13日,华野第一、八纵队分向整七十四师左右两翼运动,但国民党此时尚未判明华野的真实意图。参谋本部方面判断,在汤兵团进至沂水后,中共部队有攻其右翼可能,但并未料到中共部队会强行楔入汤兵团的当面中心^[19]。因此,蒋介石于当日决定在山东发起全面攻势,令汤恩伯部占莒县、沂水,欧震部占南麻,王敬久部占淄川、博山,“达成包围歼灭淄博山地共匪之目的”^[20]。汤恩伯即令整七十四师于14日攻占坦埠。但实际情况完全不似国民党的判断。次日,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现华野部队续向己部两翼运动,有封闭己部退路的征兆,而左翼整二十五师一○八旅和右翼整八十三师十九旅已在华野打击下放弃界牌、桃花山要点后撤^[21],己部已陷于孤立。正面华野部队又发起猛烈攻击,张灵甫“乃确信解放军有积极企图,已成包围我师之态势,乃决心撤退”,立即向后收缩^[22]。但又一次出乎张灵甫的意料,华野在鲁南埋下的伏兵六纵昼夜兼程,两天走了二百余里赶到战场,15日拂晓攻占整七十四师后退必经之地垛庄,断其退路。张灵甫遂决定全师退踞孟良崮固守待援,他以为如此可以居高临下,态势有利,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他犯的一个致命错误。
        整七十四师被围后,起初张灵甫“以为左右友军,在毗接相靠,决不会有意外问题”,又以“顾虑战责及上级指定勿退”,因此指挥所部顽强抵抗。“战斗空前激烈,官兵伤亡重大,骡马、非战斗人员多漫山遍野,通讯机构时断时续,已成混乱状态;且因石地无法构筑工事,伤亡特大,而伤兵又无法护运,呻吟不绝,士气影响很大”^[23]。此役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缺乏灵活死守教条的错误。据其作战详报载,张灵甫为集中兵力,将全军挤在一处,又盲目相信高地的优势,然而“退守山地之后,饮料断绝,渴不可支,体力渐弱,各种火炮以俯角全失,效力降低,且阵地毫无遮蔽,全受共方火制。而山地概系岩石,匪方射击威力倍增,人马损害更大,尤以我军骡马及杂役兵夫,受敌炮击惊扰奔窜,引起部队混乱,致使掌握困难,匪军因得自各方渗入”^[24]。经15日一天战斗,整七十四师阵地“人马纷杂,混乱不堪”,大部已失去抵抗能力。
        整七十四师被围,国民党统帅部认为是决战之机,企图以整七十四师吸引华野,调各部援军对华野实行反包围,与华野决战。汤恩伯致电张灵甫,称此“实难得之歼匪良机……贵师为全局之枢纽,务希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沉毅,固守孟良崮,并以一部占领垛庄,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25]。他令驻桃墟的整二十五师,驻青驼寺的整八十三师,驻汤头的第七军和整四十八师,驻蒙阴的整六十五师,同时王敬久令驻新泰的整十一师向孟良崮增援。这些部队多数离孟良崮只有一两天路程,它们如能及时赶到战场,华野将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在孟良崮外围还有第五军和整六十四、二十、九师接令向孟良崮运动。然而事实证明了国民党军指挥系统不一,缺乏协同精神,行动迟缓,不能互救的顽疾。身为兵团司令的汤恩伯,一方面在15日晚给张灵甫去电,为其打气:“目前战局,贵师处境最苦,而关系最重,本日空军全力来助,黄(百韬)、李(天霞)两师并王凌云师即向东出击,只要贵军站稳,则可收极大之战果,亦即贵师极大之功,希必转告全体将士,一致坚毅奋斗,以达成此伟大任务。”^[26]另一方面,他在16日电令各部增援时已近于恳求:“我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以发扬我革命军亲爱精诚之无上武德与光荣,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亦恩伯所不忍言也。”^[27]然而两天时间里,各部多则前进十余公里,少不过三五公里,及至整七十四师被消灭,离孟良崮最近的整二十五师仍在十里开外的界牌。从而也印证了张灵甫在战役开始前给蒋介石的电文中所言:“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28]
        5月16日,华野对孟良崮发起总攻,至下午5时,全歼整七十四师三个旅3.2万余人,击毙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以下高级军官多人,自己损失1.2万余人^[29]。此时蒋介石尚存决战之念,16日手令各部:“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之惟一良机。凡我全体将士,应竭尽全力,把握此一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联系,协力迈进,各向当面之匪猛攻……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使匪军漏网逃脱者,定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顾祝同因此命令“集中主力围歼匪军于蒙阴以东汶河畔”^[30]。除了第一兵团继续向北进攻外,顾还令欧震进驻新泰指挥整十一、九师向东进攻,与一兵团会师孟良崮。但华野部队面对国民党援军的逼近,改变原定继续打整二十五师的计划,迅速脱离战场,使蒋的决战计划又落了空。
        5月19日,整八十三师终于进至孟良崮,但华野部队已经撤退,空余昔日激战的战场供其凭吊。经此一役,国民党亟须调整作战部署,当日蒋介石飞徐州,与陈诚、顾祝同商讨山东军事,决定“各部暂驻原防,实施全面整训,改正战术,期作最后决战之准备”^[31]。次日,陈诚与顾祝同赴临沂处理善后,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暂告一段落。
        孟良崮战役,整七十四师被全歼,对国民党军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和全国战场的作战都是一次沉重打击,蒋介石称之为“悲哀痛愤”,“尤增愤激”,痛责“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官兵生活脱节,军心涣散”^[32]。5月29日,蒋介石为此役发出通令称:“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每为乌合之众所陷害,此中原因,或以谍报不确,地形不明,或以研究不足,部署错误,驯至精神不振,行动萎靡,士气低落,影响作战力量,虽亦为其重要因素;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既乏敌忾同仇之认识,更无协同一致之精神,坐是为敌所制,以至各个击破者,实为我军各将领取辱召祸最大之原因。”为此,他下令对作战不力的整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革职拿办,交军法审判”,其他“与作战应援有关者,迅即查明责任,依法严处,以昭炯戒”^[33]。
        对于孟良崮战役之失败,即使在国民党内,亦有不少人感觉不可理解。郭汝瑰在其日记中写道:余以纯军事立场甚觉此失败十分怪异。整七十四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遥,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加。各部队如此不协同,战斗力如此之差,舍失败而外,当无二条路。他认为:山东已集中全国兵力,如仍失败,则政府军前途堪虞之至^[34]。为了检讨此役的得失,国民党在山东的将领大半被召到南京接受训练,以“对整个军队之战术、精神、纪律,作一番彻底检讨,彻底改革”。国民党军在山东的攻势也因而停止了一个多月。但是效果如何,连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把握,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对前方将领之教训勖勉,心力已尽,未知果有效验否?”^[35]更妙的是,蒋介石不承认他和国防部的作战指导有什么错误,而是指责汤恩伯错在部署失当、下令整七十四师孤军仓促行动,张灵甫错在修路暴露目标(因张部行动必须借助道路)、而后退时又不留意地形、不肯放弃地点,甚而指责重装备部队不该使用于山地。他忘了正是他自己下令汤部速进,下令张部坚守,并且很以国民党军队的重装备而得意的。蒋认为以后作战,“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并且独出心裁地提出,“可采逊清打长毛所用梅花阵办法”^[36]。他倒没有具体说明,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如何摆梅花阵法,可见蒋介石自己对如何与中共作战也失了方寸。
        孟良崮战役对中共而言,“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灭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37]。此时,东北民主联军已在东北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给国民党以极大的震撼,战局即将进入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