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另外一个战场是陕北。全面内战爆发前,负责镇守陕西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便于1946年5月令部下拟订了进攻陕北的作战计划,但因陕北是中共中央总部所在地,此时国民党尚未与中共最后决裂,此一计划“因碍于政治因素,未蒙批准”。10月间胡托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再向南京建议攻延,王告他“暂缓,将来如何,尚不一定”。胡为此进京“力言进攻延安之时机,逾此,天候限制、地形限制、补给限制,不可为矣”。然蒋介石仍以为时机不至,要他出兵晋南,打通同蒲路^[1]。直到1947年初,国民党重开和谈的建议遭到中共拒绝,2月底蒋介石下令驱逐中共驻南京等地的谈判代表团,国共关系最后破裂,进攻陕北的计划才得以付诸实施,目的是“摧毁共匪叛乱之神经中枢,瓦解匪军意志,并打击其在国际上之虚妄宣传”^[2]。
        1947年2月28日,胡宗南应召到南京,与蒋介石商讨陕北作战方案。因国民党军刚在山东莱芜失利,蒋对陕北作战亦不放心,连问胡两次“陕北作战有把握否”?胡“列举匪我兵力以对,并称极有把握”,蒋因此决定实施进攻延安方案^[3]。胡回西安后,立即下令各部按计划进行。战役目标为,“彻底集中优势兵力,由宜、洛间地区直捣延安,以有力一部突入敌后而奇袭之”;战术指导为,“第一线兵团应以步工兵编组多数攻击群,于空军及炮兵掩护之下,突破敌之阵地并继续贯穿其纵深,遇匪之顽抗,则由第二线兵团迅速前进作翼之延伸包围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以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整十七、三十六师及整十五师一三五旅为左兵团,自洛川北攻甘泉、延安;整一军军长董钊指挥整一、二十七、九十师为右兵团,自宜川北攻临镇、延安;整三十六师副师长顾锡九指挥整七十六师新一旅及六个团为陇东兵团,自合水向东作扰乱性攻击;整七十六师为预备队;进攻总兵力达到15万人^[4]。3月12日,胡宗南率前线指挥所到达攻击出发地洛川,次日,国民党军开始全线进攻。
        延安虽为中共中央驻地,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西北恰恰为中共军事力量最为薄弱的一个地区。战前,陕北部队尚无野战指挥机关。2月14日,为了应付国民党军即将开始的进攻,陕北部队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张宗逊。随后,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之势,中共中央决定调晋绥军区王震部至陕北,3月20日将陕北部队编为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但所辖只有两个纵队六个旅,两万余人(有的部队每支枪只有十发子弹),与进攻的国民党军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因此,中共自始就没有固守延安之意。其部署为,以晋冀鲁豫陈赓纵队出击晋南,刘伯承、邓小平部出击豫北,牵制国民党军;陕北部队则在内线构筑三道防线,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的转移。放弃延安后,继续吸引国民党军,“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它区作战取得胜利”^[5]。陕北成为中共全盘战略部署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以后的战局发展,基本是按中共的设想进行的。
        3月13日,国民党军发起对延安的进攻,中共部队以三个团兵力,作宽正面纵深阻击。16日,毛泽东发布保卫延安命令,要求“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6]。中共部队遵此在延安近郊对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周激烈的阻击作战。3月18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居住了十余年的延安,19日上午中共部队放弃延安。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21日蒋介石电致胡宗南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诚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24日,胡宗南率指挥部进驻延安。陈诚认为陕北战事不久将可结束,已令部下拟订胡部兵力转用计划,并准备撤销郑州指挥所,由胡担任郑州绥署主任,负责平汉路战事并策应山东方面^[7]。因此,胡宗南更为志得意满,急于实现其战役计划,一举将中共部队歼灭或赶过黄河,这种轻敌浪战、急于求成的指挥,为自己的失败准备了条件。他判断中共部队已向安塞“北窜”,遂令向安塞攻击,同时以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向安塞东南的青化砭进发,以掩护大队侧翼。24日,整一军占领安塞,但并未发现中共主力,不等胡宗南判明实情,次日,西北野战兵团利用青化砭的有利地形,预先设伏,歼灭了三十一旅。胡宗南此时才发现中共主力在东面,改令所属转向东进,“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8]。26日胡部占延长,29日占延川,30日占清涧,4月3日西转占瓦窑堡,但都未能找到中共部队决战。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清涧北枣林子沟主持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9]。这是一个重要决定,充分表明了中共对于战争前途的自信,并以此在战略上吸引胡军在陕北,以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幽默地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10]4月9日,中共中央对全党发出通知,通报了这个决定: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11]。
        青化砭战后,为了避免再受中共部队的伏击,胡宗南部行动“异常谨慎”,采取所谓“方形战术”,各部排成数十里方阵,“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12]。一时在陕北的山梁上,胡军的行进队列浩浩荡荡,蔚为壮观,被中共讽之为“武装大游行”。中共则利用有利的地形与群众条件,不断调动对手,使其始终无法确切得知中共首脑机关和主力之所在^[13]。胡军来回扑空,疲于奔命,补给困难,士气大受影响^[14],而中共部队则选择时机,予以打击。毛泽东在给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等负责人的电报中称之为“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15]。国民党战史也不得不承认,“陕北追剿作战,因无全程之指导,加以情报失灵,不仅使追剿作战捕风捉影,往返奔驰,徒劳无功,全陷被动”^[16]。
        胡军在陕北多日求战不得之后,主力南下蟠龙整补,4月13日,再向蟠龙西北进出,并令驻守瓦窑堡的整十五师一三五旅南下策应。西北野战兵团抓住战机,集中四个旅于14日在羊马河设伏,全歼一三五旅。其后,蒋介石、胡宗南据空军侦察发现在绥德附近黄河渡口出现渡船,判断中共部队将东渡黄河入晋。26日胡宗南下令以所部为南兵团,由蟠龙北进绥德,另以榆林守军三个旅组成北兵团,南下米脂镇川堡,企图南北夹击中共部队。西北野战兵团得知后,决定避其锋芒,以一部伪装主力诱胡部北上,主力四个旅则大胆南下,攻击胡部后方唯一的补给基地蟠龙,这样既可补充自己,又可使胡部后方动摇。
        5月2日,整一军占领绥德,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非但没有发现中共主力,自家的后方基地蟠龙已在当晚受到西北野战兵团的猛烈攻击。此时,胡部后方空虚,在绥德的部队一时难以调回,胡宗南只能急令驻延安的整二十七师派出一个旅前往救援,但已缓不济急,蟠龙守军整一师一六七旅在抵抗了两天之后,于4日被歼灭,大量物资为中共部队缴获。9日,胡部主力放弃绥德,撤回延安、蟠龙地区休整。曾经对胡攻占延安大为嘉许的蒋介石,发现陕北战况并不如前之预期,面对各战场均兵力不足的窘境,此时已有自陕北调兵他用之意。5月25日,蒋在召见胡时直截了当地问他:“陕北军事何时可以结束?”胡为了己部的利益,称“今日对陕北作战,必须更积极行动”。蒋因而同意陕北兵力暂不南调,令其在两个月内肃清陕北^[17]。然而,胡宗南部已陷入陕北作战僵局难以自拔,所谓两个月肃清陕北也成了遥遥无期之事。
        国民党军攻占延安,除了在政治上可以借此鼓吹一番之外,在军事上几乎没有得到利益,反而被牵制了大量兵力。中共部队三次作战,虽然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基本度过了延安被占后的困难局面。就战场作战而言,胡宗南部虽占了绝对优势,但战斗力和战斗意志都不高,并未表现出过人之处。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被俘后认为:胡宗南指挥无能,孤军深入,下了一着死棋,摆开了挨打架式^[18]。国民党战史认为这是因为“各级干部缺乏战场磨练,一般官兵临战慌张,战况稍显不利,即莫知所措,以一个旅万人之众,仅经一个多小时战斗,即全军覆没。其战斗力之脆弱,深值检讨”^[19]。蒋介石以胡部作为战略预备队,长期控置于西北,一朝投入战场又无所表现,显示其无知人之明。周恩来为新华社改写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对胡作了辛辣的讽刺:“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