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战场自1946年6月停战后,因为国民党的政治军事调整而维持了四个月的平静局面。进入10月,东北战场战火重燃,战场主要在南满。
        杜聿明对东北的停战始终耿耿于怀,因此他并未放弃在东北动武的准备^[1]。蒋介石当然也不甘心让中共在东北生根,不过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与关内相比,他对东北军事行动的态度略为谨慎一些,尤其对苏联可能的反应,他不能无动于衷。这是东北战场与关内的不同之处,也是东北战事暂时主要局限在南满的最主要原因。而在军事上,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有限,既要占领点线,可使用的兵力便更少,兵力不足与东北地域的辽阔恰成矛盾,使国民党也无力在东北发动全面进攻,因此杜聿明经与下属反复研究,“制定了一个‘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其基本思想是,先集中足够兵力进攻南满,消灭兵力相对弱小的南满解放军,解除后顾之忧,再全力向北满进攻”。要旨为:辽西方面,控制热河,确保北宁路安全;辽南方面,将中共部队压至貔子窝、普兰店之线以南,封锁旅大与内地的交通;辽北、辽东方面,将中共部队压至松花江、长白山以北;待上述任务完成后,再进攻北满^[2]。
        10月中旬,国民党军在华北东线热河的攻势已近结束,西线已占张家口,蒋介石自感无后顾之忧,遂令杜聿明“对安东方面迭次进犯之匪,应集结主力而痛击之,并尽可能予以彻底歼灭之”^[3]。此时正值中共部队为牵制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进攻而攻占西丰,杜判断中共南满部队主力集结于沈阳至梅河口铁路(沈吉路南段)以北,因此以打通沈吉路,捕捉中共军队为第一步进攻目标。他以新一军新二十二师为左路,自长春路上之开原出发,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为右路,自沈吉路上之营盘出发,攻击沈吉路两侧,新一军新三十师出梅河口策应,行动统由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10月6日开始进攻,至中旬先后占领西丰、清原、柳河、新宾、辉南等地,打通了沈吉路全线。
        10月17日,杜聿明发布对中共南满根据地的攻击作战命令。他以新六军十四师、新二十二师及六十军一八四师为右兵团,自海城进攻普兰店、庄河一线,担任迂回任务;五十二军为中央兵团,其中二、二十五师由本溪沿沈安路两侧正面进攻安东,一九五师自新宾进攻桓仁、通化,牵制安东方面;新一军新三十师及六十军一八二师为左兵团(七十一军九十一师稍后加入),自柳河向南进攻当面中共部队,并相机协助占领通化。
        10月20日,各路国民党军开始攻击行动。南满中共部队是由萧华指挥的第三、四两个纵队,实力对比处于劣势,林彪等人电示萧华:我军如勉强进行保卫安东的战斗,则不仅仍然达不到保卫安东的目的,且反加上碰坏了部队;此次你们应一心一意集中兵力打运动战^[4]。因此南满中共部队并未作固守安东的准备,在进行了几天阻击后,10月25日退出安东。此时,新六军已进至普兰店、庄河一线,一九五师逼近通化,杜聿明据情报判断中共军队已被“击溃”,遂越过五十二军军部,径令二十五师向东攻击宽甸,企图夹击中共部队于通化、桓仁地区。30日,二十五师进至宽甸西北,为南满军区四纵包围,经三日激战,11月2日全师在新开岭被歼。当天国民党军占领通化、桓仁、宽甸,达到其在东北攻势的顶点,但二十五师被歼事实预示着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兵力不足与地域辽阔之间的矛盾将日趋严重。
        国民党军占领安东后,中共在南满所占地区已缩小为沿鸭绿江中朝边境的狭窄地带(最少时只有四个县23万人口及部队3.6万人),内部对是否继续坚持南满地区有不同意见。东北局经过讨论,认为坚持南满“意义甚大,使我们仍能保有广大土地与人口,使敌不能全力向北摧毁北面的根据地,使我南北互相依存”^[5],因此决定东北工作方针为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互相配合,改变东北局面。中共中央也指示东北局:“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6]为此东北局加强了南满的领导,派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兼辽东(南满)分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兼辽东军区司令员,陈云到任后,12月中旬在分局七道江会议上确定了坚持南满的方针。
        安东作战告一段落后,杜聿明已感兵力不足,需要调整部署,进行整补。11月他去南京向蒋介石面陈增援要求,未得批准,相反国防部认为应一鼓作气,收复南满还在中共掌握之中的临江地区,确保国民党在南满的优势地位。熊式辉则认为,南满临江地区山林丛密,军事意义不大,而北满“地形平阔,攻取自易”,主张“不如收复哈市齐齐哈尔较为有利也”^[7]。但蒋介石顾虑苏联的反应,对进攻北满始终持慎重态度。因此从12月中旬到1947年4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先后以五到六个师的兵力,四次进攻南满临江地区。辽东(南满)军区以内外线结合、防御和出击并用战法,扰乱、打击对手的进攻。此时正值东北的冬季,气候严寒,临江地区地形复杂,国民党军的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非但始终未能攻占临江,而且还丢失了已占的桓仁、柳河、辉南等地。在此期间,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次渡过松花江南下作战,使国民党军往来调动,疲于奔命,也消耗了其有生力量。
        自最后一次进攻临江地区失败后,东北国共之间攻守易势,国民党军在东北已无力发动攻势,被迫转取守势。国民党在东北军事上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地域广阔与兵力不足之间的矛盾^[8],大量城镇只能以团、营为单位守备,极易被各个击破。杜聿明因为担心中共即将发起的进攻,5月上旬特意派其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去南京向蒋介石要求增援。蒋强调各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因此无兵可派,指示东北“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9]。杜聿明无奈,只得将作战方针改为:“为保持战力,及确保战略要点要线,依工事及火力之加强,逐次消耗匪军战力之目的,分别集结兵力,固守永吉、长春、四平、沈阳、葫芦岛诸要点,期待关内增援部队之到达,相机转移攻势,捕捉匪之主力而歼灭之。”具体部署为,新一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五十二军、二○七师、九十三军各以长春、永吉、四平、本溪、抚顺、锦州为中心,“确保战略要点及机场之安全,并逐次以保安部队,扩张外围据点;如遇匪之主力,即依机动战法,退返守备据点,同时注意埋伏及袭击之实施”。以新六军位于沈阳附近为机动兵团,利用铁路线往来支援各点^[10]。但还未等杜聿明完全部署完毕,中共部队便发起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中共部队在东北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之后,部队数量与战斗力都有了迅速的增长。到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45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20万人,虽然数量与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基本持平,装备仍不如国民党军,但可以主动出击,攻其不备,而且北满在经过剿匪与初步的土改之后,中共地位较前更为稳固,具备了转守为攻的条件。国民党军对临江最后一次进攻失败后,4月7日林彪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表示根据东北局的讨论,“决将我军战略主攻方向与主要力量使用于南满”,“进行大规模作战,使东北局势发生根本变化”。23日林对东北全军发布指示,要求“全军高度集中兵力,坚决放手打击敌人,实行连续攻势作战和规模日益扩大的歼灭战,以根本改变东北战局”^[11]。5月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提出“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12]。中共中央不仅同意了东北局的意见,而且要求晋察冀部队配合行动“钳制关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13]。
        5月8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第一、二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共八个师,东满六纵及三个独立师共六个师分别自扶余和榆树渡松花江南下。13日,东北民主联军在五条战线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夏季攻势由此拉开战幕。北满部队首攻长春西之怀德,东满部队攻击吉林周边地区,同时南满第三、四纵队出击沈吉路,西满辽吉纵队出击四平西北地区,刚刚划归东北民主联军指挥的冀察热辽部队则出击热河西部与河北东部,配合东北作战。由于东北民主联军同时在广大战场全面出击,迫使东北国民党军往来救援,疲于奔命,他们不得不大量放弃中小城镇,同时也放弃了一些位置较偏的中等城市,开始向中心城市收缩。至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占领了中长路上的公主岭、开原、昌图,南满部队重占通化与安东,攻占沈吉路重镇梅河口,西满部队占领通辽、郑家屯,东满部队收复沈吉路东大片地区,打通了东、南、北满之间的联系,冀察热辽部队占领热河的围场、赤峰,冀东的昌黎、抚宁,共计二十余座城镇。
        中共部队在东北的大规模攻势,使本已兵力不足的东北国民党军捉襟见肘,难以应付。此前,杜聿明旧病复发,难以指挥战事,临时代理的熊式辉更形慌张,5月20日匆匆飞往南京求援。蒋介石无兵可派,只能指示其“速将南满各地之正规部队完全集中于四平街附近,而以地方团队接替其防务,除沈阳外围……各据点必须固守外,其他至不得己时,皆可放弃,须立下决心,切勿犹豫,至于长春与永吉,应严令死守核心,待援勿失”;同时又教训熊式辉:“身处危急之际,凡事须尽其在己,而尤须以顾全大局为第一要着。”^[14]30日,蒋介石亲临东北,视察战局,观察到的形势完全不容他乐观。他在日记中写道:“沈阳内部复杂,天翼(熊式辉)威信已失,光亭(杜聿明)卧病在床,军国大事,推诿延宕,几误全局。”但蒋并无制胜之方,只是手书各将领(包括四平陈明仁、长春孙立人、永吉曾泽生、朝阳孙渡等人),望“淬励所部,沉着固守”而已。由于杜聿明身体欠佳,他令熊式辉全权处理东北军政事宜,不得有误^[15]。
        经过一个月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取得重大胜利,随后将作战矛头指向中长路沈阳、长春间的孤立据点四平。如果攻下四平,则可切断中长路沈阳与长春两大城市间的联系,孤立长春、吉林,威胁沈阳。为此,东北民主联军以一纵、辽吉纵队和六纵十七师,共七个师的兵力攻击四平;以八个师位于四平东南之西丰地区,三个师位于中长路四平南之昌图地区,一个独立师位于开原南,阻击沈阳援军;以五个独立师位于四平北,阻击长春援军。攻击发起前,林彪要求攻城部队“发扬高度攻坚精神、小部队硬打死打精神”,“力求乘胜猛烈扩张战果,须准备数天解决战斗之精神”,“充分准备,务期必胜”^[16]。
        四平守军是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指挥的七十一军八十七、八十八师和十三军五十四师,以及保安团队,共三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后,七十一军在5月中旬救援怀德时遭到重大损失,八十八师几乎被全歼^[17]。退回四平后,周边据点尽失,态势孤立,势将成为中共部队攻击的下一个目标。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身经百战,自认“平生以打胜仗著名”,“到东北后却无特殊表现,仅仅解德惠之围有点成绩,但怀德一役又失败了,希望能够特别出一次风头”;而且他“估计当时凡属国民党的部队,守了一个地方,如能坚守下去还比较有把握,如守到中途而要撤退,则绝对会被击溃、被消灭的”,因此他作好了“置之死地”、“全力死守”的准备^[18]。事前,蒋介石曾亲书于陈,告他“此时为弟成功成仁之机会,切不可因一时之小胜小负而自馁”,并表示“必集中陆空军尽速增援”^[19]。这与陈想出风头的想法正相吻合,作为战场最高指挥官,陈明仁的决心对四平防守确实起了相当作用^[20]。
        陈明仁为守四平制订了完整严密的守卫计划。其指导要领为:“依都市防守要领及要塞配备方式,依核心内外复廓之细胞组线构筑坚强工事,大量储积粮弹而死守之。”在具体部署上,他将全城划为核心守备区及一、二、三、四守备区,各守备区“除在指定之地区构成复廓及核心工事外,并在内外复廓及核心工事间,构成据点严密之纵深工事。使相互间成为带式阵地网状配备,使匪无法向任何方向突进,均不能长趋直入”;“在主阵地前选择要点构成前进阵地,迟滞匪人于远方,非万不得已时不得弃守,俾心脏不受作战之威胁”;“市区工事应将既设半永久性之据点工事予以加强,阵地之编成应采纵深配备,各阵地带须编成犄角侧防若干支点以半永久机枪掩体为骨干而以野战工事连系之”;控制强大预备队,集中使用炮兵。对通信、交通、补给、民政等都作了具体规定^[21]。整个部署强调以面为主,以点控面,纵深配备,交叉火力,对进攻一方形成较大威胁。
        6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指挥部队发起了对四平的攻击。经过三天外围战斗,14日对城区发起总攻。由于保安团队战斗力不强,弃守后退,一纵当晚攻入市内铁路以西市区,守军利用纵深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攻守双方反复拉锯拼杀,战况之激烈前所未有。由于是城市攻防战,进攻与防守双方的作战地域都不大,兼之守军利用城区坚固楼房为工事,双方遂进行逐屋争夺,死伤惨重。东北民主联军此时装备已有了很大改善,此次进攻动用重火炮近百门,而国民党方面则动用大批次空军助战,更加剧了战斗的激烈程度^[22]。19日,七十一军司令部在猛烈进攻下告急,陈明仁不得不率部退往铁路以东。为尽快结束战斗,林彪下令调准备打援的六纵两个师投入战斗,并和罗荣桓电示各部:决以共计付出一万五千之伤亡,再以一星期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以达到完全消灭敌人和打垮敌守城信心^[23]。至22日,七十一军机动兵力已告用尽,陈明仁已将军直属队编组投入战场,守军退至城区东北隅作最后的抵抗。当天,蒋介石电致陈明仁鼓其气,告以“关于增援陆空各军,中朝夕督促向前迈进,预计五日内必可直上四平”^[24]。
        由于四平在国民党军东北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四平被围之后,国民党东北当局立即部署南、北两路增援,企图夹击中共部队,解四平之围。南兵团以新六军三个师自中长路右侧向四平东南迂回,另以二○七师掩护其右侧安全;九十三军两个师及五十二军一九五师自铁岭沿中长路正面向四平推进,另以骑兵第一军掩护其左侧安全;刚刚由关内增援东北的五十三军两个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北兵团以新一军两个师自长春南下四平。为了避免以往中共围点打援的情况再现,援军被要求实行纵深配备,逐段跃进,保持后方稳固。
        6月22日,四平援军南、北同时出动,南线占开原,27日又占昌图,北线逼近公主岭。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对四平采取佯攻方针,吸打增援”,抽调部分攻城兵力,集中四平南阻击援军并着重打击新六军。但因援军行动谨慎,未能捕捉到战机,而四平前线攻击部队已显疲惫,态势不利,林彪遂决定停止攻击,除掩护部队外,全军于30日撤离四平战场。7月2日,林彪等决定:后移休整,整顿组织,另寻战机。
        四平攻城战,是继上年四平作战后在这一地区的又一次大规模作战,不同的是主客易位,仅仅一年时间,国民党军便由攻转守。东北民主联军以1.3万人伤亡的代价,未能攻下四平,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四平守军情况不明(原估计只有两万人,有战斗力者不过五个团,实际有三万余人),因此未能形成绝对优势(攻击部队人数不到守军的两倍);对其坚守决心估计过低(认为大半系新兵败兵),因此急躁轻敌;对城市攻坚战的战略战术掌握不够(主要是突破后的纵深战斗和巷战未及充分演练),因此伤亡较大;步炮协同不够熟练,有时压制火力已经结束,而进攻部队还在三里路之外^[25]。还有一个事先未料到的原因,当时正值东北夏季,“日长夜短,白天不进攻,黄昏调集部队,一打天就亮,白天不能作战,其伤亡之大超过晚上作战伤亡”^[26],对素擅夜战的中共部队不利。但这种情况便利空军活动,国民党空军出动大规模机队支援守军作战,空投补给^[27],对攻击部队威胁极大,对守军也是个鼓舞。因为攻击四平是东北以至全国中共部队首次大规模攻坚作战,“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最后未达预期目的,多少影响到其后林彪对攻坚战的看法。
        虽然国民党方面经苦战保住了四平,但经过此次作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兵力八万余人(四平一地即近三万),丢失县城42座,兵力大部退据几大城市和南满、北宁铁路沿线,已完全处于守势。不仅如此,东北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由守转攻的战场,而且其攻势规模之大,动用兵力之多,大大出乎国民党的意料之外,连同其在山东战场遭到的挫折,已经使国民党切身感受到了中共对其统治的威胁。如同新华社在社论中所言:“东北形势的变化,不能不震动全国。东北解放军的全面反攻,难道不是整个解放区全面反攻的信号吗?以东北在全国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而首先反攻并取得了胜利,难道不是大大加强了华北解放军反攻时的地位吗?”^[28]就在东北大战前后,遍及全国大中城市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使国民党在另一条战线上也疲于应付,国民党统治处于危机之中,由此而导致一系列更为严酷的统治措施的出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戡乱总动员”的酝酿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