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年中,全面内战已经打了一年,国民党未能达成预期目的。政治上,制宪国大及其通过的宪法未能整合社会力量于一个共同目标,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经济上,以黄金潮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而起的学潮,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外交上,不仅对苏外交一筹莫展,对美外交也无重大突破,美国援助未能如国民党原先之预期;最重要的是在军事上,经过一年的战争,国民党承认“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他们认为原因是,“在精神方面国军于抗战胜利后不无和平苟安轻视匪患之观念,缺乏旺盛坚勇积极战斗之意志,稍受挫折,又存惧匪之心理,或有观望不前,消极避战之行动,在指挥方面国军由于江西剿匪及八年抗战习惯过度保守及被动,一般指挥官缺乏独断专行与密切协同之精神,每每行动迟缓,各自为战,频失战机,不但不能制匪,反为匪所制,多因战略上之分离,及战术上之突出,予匪以可乘之机,致遭重大损失,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1]。
        由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的种种失利,国民党已经没有了一年前的自信,党内弥漫着一种悲观气氛。一般人不论,即便当初主战最力的人,现在也感到情形之不容乐观。阎锡山致蒋介石函中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病如到了不可救药时再治,那就徒劳了”;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电告蒋,“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2]。蒋介石的头号大将陈诚一方面辩称“自己不能负责,因为命令多不由彼决定或发出”,向人抱怨蒋“几次之不当罚彼经过,直使其不能做下去”;另一方面又大叹“军队根本不够,况尚多不好用者”,“颇露消极之意,谓俟局势稍好转即将引退”,全没有了上年“三五个月解决中共”的“豪气”^[3]。作为一个军事行动的旁观者,陈光甫在6月6日的国府会议上听了陈诚的军事报告后写道:我得到了确定无疑的印象,陈诚将军正面临着困难,战争在继续,而他的战线正越来越虚弱,他的报告充满了踌躇和不定,没有任何最后胜利或何时能得到这样的胜利的保证。这与我一年前得到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在一次蒋介石为欢送何应钦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任职的聚会上,陈诚和高级军事将领全体出席,大家充满了希望与自信,认为政府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胜利可以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来到,并以共产党的失败而告终^[4]。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多份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而加速恶化,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开明派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5]。
        不仅是国民党军方对前途不乐观,政界人物也感到了形势的严重。6月18日,国民党中政会讨论时局,张继认为,“现在真是江河日下,今日并非不信总裁,不过派往东北军队都是精华,这种精华消耗到不精华将如何。我们不能尽恃命运,到北方不保恐南方亦难保,到那时又将如何”。邹鲁谈及,“我每谈共匪必须打,旁边即有劝我,留点余地吧,可证人心之已死”。原先主张对共缓和的孙科在会上发言:“剿共最少必有两个把握之一,即美国援助吾人剿共,苏联不助共匪扰乱,今可明确的认识,美国不助我内战,而苏联确切的助共叛国,如此我们剿共决无把握。”可见国民党内高层对形势估计极其严重,但如何解救这样严重的形势,众人全无良方。王世杰的印象是,“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不少人主张退出东北,相当多数人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将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彭学沛感叹:“美军部甚悉苏联野心,惜美国政事必听舆论以为准绳,今如有能转移美国舆论之论说在美发表,是最需要最有力的一法。”梁寒操甚至建议在东北实行张治中在新疆所用和苏一法,起用张学良,真给人以方寸尽失,病急乱投医之感^[6]。陈光甫在进入国府委员会后,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总的印象是:目前的困局找不到出路。军事上,进展不令人鼓舞;经济上,形势是危险的;除非美国大规模经济援助的介入,我看不出目前的形势如何收拾。政府处于无望之中,他们不知该做什么,既没有明确的政策也没有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7]。
        面对国民党的颓势,蒋介石只能决定动员全部力量,作殊死之搏。国民党军事屡屡失利之后,蒋对军队将领的演讲和训诫明显增加,在鲁南失败之后,蒋更直接走上军事指挥的前台,决定由自己亲自指挥作战。他在高级将领军事研讨会上抱怨说:“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他认为“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他告诫军队将领:“对于前方后方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清楚,我所想到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周密,只要你们照我的指示,实实在在的做到,我就可以保证你们成功。”^[8]这倒真像一个大家长在苦口婆心地训斥一群不懂事的孩子,而且确实如蒋自己所言,是有点老年人的唠叨了,无奈孩子们不争气,令家长也徒唤奈何。从此,国民党军的行动“必受到蒋先生亲署命令方生作用”,更进一步养成了将领们的谨慎心理和依赖心理,更不利于作战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何况,蒋介石的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尤其远隔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即便亲令,也是“一曝十寒,无甚效果”。蒋此举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愈独裁愈不近人才,同时愈不放心人愈非私不用”^[9]。蒋亲自指挥的结果,并未能改变国民党军事每况愈下的不利局面。
        蒋介石挽救危局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实行全国总动员。由他手批的《剿匪战事之检讨》提出:“剿匪军事,不仅为一单纯的军事问题,且有其政治性与经济性,不仅为中国国内问题,且有其国际性与世界性,故剿匪军事实为一可大可小,具体而微之战争,举凡与战争有关诸条件,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均含于剿匪问题之中。如仅以军事力量作战,而其他力量不发生作用,就战争之立场言,则为战力分散,乃军事上之孤军深入,即为被匪各个击破之态势。……故剿匪军事,非局部之戡乱,乃一可大可小,具体而微之世界战争,即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均非动员不可。”^[10]在3月间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由张继领衔提出“请对共产党问题重行决定态度案”,全会宣言并宣称,对中共“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实际即预示全国总动员的即将实行^[11]。其后山东和东北战场的接连失利、经济紧急措施的失败、学运造成的政治震撼、社会上的谈和呼声,使蒋介石只有使出加强控制,进行全国总动员这一招,以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危机。5月24日蒋自记:“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奸党为遂行其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之意图,其在前方则广泛展开武力斗争,攻城略地,着着进逼,而在后方各大都市,则鼓动风潮,扰乱社会,更无所不用其极,而此次参政会中,亦既为只求和平不顾利害之空气所笼罩,而本党同志又大都苟且自全,随声附和,革命志业,委以尸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再图军事之进展也。”^[12]东北战事紧张之时,蒋介石又记:“东北与华北战局紧张,人心动荡特甚,党内同志多失信心,顿呈忧惶之象,且有主张放弃东北,撤守关内者,余则主张应先决定明令讨共问题,一面全体动员,改革内政与币制,以一民志;一面仍进行宪政,如期召开国民大会。”^[13]国民党的政治路向又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戡乱动员”呼之欲出(有关情况请参第十二卷)。
        与国民党的悲观沮丧相反,中共内部却洋溢着一派乐观气氛。还在学运兴起之时,毛泽东便兴奋地写道:“一切事变都证明我们估计的正确。”“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14]6月14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工委刘少奇和朱德去电,谈及“我们身体均好,我比在延安时好得多了”;“敌人内部互相埋怨日见增多,士气日渐下降,对前途悲观。我们则信心甚高,士气甚壮”;“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15]。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对一年的战事作了总结:
        (一)第一年作战,除山东外,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在一切区域均已停止,其在陕北虽尚有进攻能力,但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将逐步转入攻势。
        (二)第一年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连同非正规部队,共112万人。
        (三)经一年作战,国民党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已陷孤立。
        (四)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使敌由数量优势变为劣势。
        (五)我已有112个旅90万人,此外还有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
        (六)第二年作战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16]。
        根据中共公布的战报,自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间,国民党正规军被歼灭97个旅,78万人,非正规军被歼灭34万人,两者共计112万人,其中被俘68万人。中共部队损失36万人。国民党军净占中共解放区面积19万平方公里,人口1800万人,城市84座。但从1947年3月开始,在国民党最为看重的城市方面,中共所得已超过所失。到6月为止,国民党军一线攻击部队只有15个师40个旅,占其总兵力的不到五分之一,表明其攻击力已接近枯竭。更重要的是,中共在一年战争中,俘毙国民党军将级军官202人,其中上将1人,中将9人,“战争的这个令人惊异的特点,最是表现双方士气的悬殊”。所以陕北军事观察家自信地宣称:“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一方愈战愈强大,一方愈战愈弱小,前途胜败如何,人们不难作出科学的判断。”^[17]
        还有一件事可作为中共自信心的重要象征。在中共部队的作战方法中,破路一直是重点,抗战刚刚结束时,破路甚至是中共部队最重要的行动。但在1947年6月,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提出:“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过去需要破坏的铁路,现在一般地已无此种需要,相反,如果现在还不停止破坏铁路,我们就将做出错误。因此,从现在起,除作战时因为战术上的某些需要,仍可予以局部性的战术性的破坏外,一切大规模破坏铁路的行为应予停止。……此外,对于一切普通公私建筑物、道路、桥梁、矿山、工厂、机器、军用或民用物资,均照上项原则,除战术上必要者外,一律重申禁令,不得破坏,即使暂时可被敌利用,亦不要破坏。”^[18]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19]。这表明中国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展望未来,摆在国民党和中共前面的是两种不同的估计,不同的发展前景,而根据一年来的形势发展,中共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