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实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仍继续部署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所谓“还政于民”。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行宪是抵制社会上与中共进行和谈要求的一种手段。南京《中央日报》曾于是年5月24日发表社论:《和平的根本是行宪》,强调说:“寄语热心和谈的先生们,与其空费唇舌以倡导前车可鉴的和谈,毋宁同心协力来促成宪政,督促共产党也实施宪法,一切听命于人民代表的决议,移疆场的战争于议场之中,这才是实现和平的根本办法,这才是国家和人民的福音。”
        同时,实行民主改革一直是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8月10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蒋介石陈述了他对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意见^[1]:
        1.中国应参加反对共产党侵略的国际民主集团。
        2.美国一直准备以正当和可能的方式援助中国,条件是现政府必须足以证明其进行改革,以恢复非共产党人民的支持。
        3.程序可包括以下措施:
        (1)国民党应与政府截然分开,就像民主制度下的其他党派一样(蒋委员长已让郑将军准备一份有关美国两党的材料交他审阅)。(郑将军,即郑介民——引者)
        (2)军事方面,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帮助下,从目前内战的实际情况出发,按政协原则改组军队。军队短小精悍,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物质充足,士气高涨,这将比目前的军队更有效率,开支更少。如何裁官减兵,这一问题不可忽视。
        (3)行政方面,在开始阶段可扩大监察院职权,以制止文官中猖獗横行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宪法生效日期(12月25日)之前,先宣布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条款生效。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对民主制度的真谛和价值的崭新的革命精神,具有全新的热情与生意昂然的信念。蒋委员长必须对此有献身决心。他本应是国家的元首,但他太多的只是一党之魁。
        1947年七八月间,魏德迈(Albert Wedemyer)奉美国政府派遣访华期间,也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官员就民主改革问题,作了训导式的建议:“政府不应对于批评感到烦恼。我想建设性的批评应当加以鼓励。这样可使人民感到他们是参与政府,成为政府中的一分子……政府应该指出: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有缺陷,能做错事,然政府应当强调错误一经指出,必将采取有效步骤来补救。政府应将有关支出及税收的消息,坦白发表,让全国人民知道,每个人,尤其是富户及大商业公司现在交付多少所得税。任何官吏或个人违法犯罪要公开宣布,并指出所定的处罚。政府个别活动的成绩或良好工作亦要依同一方式公开宣布。所有这些事情,将有助于人民方面对政府的信任。人民需要知道,也有权利知道现在进行什么。政府方面公开的正式公告也能促止反政府者的恶意揣测和反宣传。”^[2]“为了恢复及维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得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空言已是不够,实行乃是绝对需要的。必须承认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3]
        因此,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面通过党团统一来进行改革,一方面急于通过行宪来表现改革的实绩。
        但是,要蒋介石和国民党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实现民主,开放政权,谈何容易。司徒雷登一再劝蒋介石让陈立夫出国,以减弱CC的影响。但仅这一条,蒋介石也不愿意去做。他向司徒表示:“他本人也考虑过让他(指陈立夫——引者)到欧洲旅行,但眼下鉴于选举日益迫近,他不能没有他。”^[4]仍然是3月间傅斯年批评的作风。那么,蒋介石又怎样来体现行宪的民主性呢?显然,他只能做一些民主的花架子。
        对于召开行宪国大,在9月9日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上,蒋介石作了一些布置,其主要着眼点,在于通过大选,向青年党和民社党“开放政权”。蒋介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这次选举代表,必须信守下列三个方针,即:(一)党员参加竞选,必须由党提名,绝对禁止自由竞选。任何党员如不听命令,自由竞选,党部即开除其党籍。(二)必须选贤与能。凡本党所提之候选人,必须其人格道德和能力学识,均足以为人民的代表,且为众望所归的人物。青年同志最好不要参加竞选。党部尤不可以选举为迎合青年心理的手段,使他们放弃本身基本的工作,而走上政客的道路。(三)选举必先推社会贤达与友党提名的人士,而后及于本党党员。这一点特别重要。”他希望:“这次国民代表选举的结果,如果本党同志只占半数,则可以说是我们的成功,若是超过半数甚远,甚至占百分之八十或九十,则是本党的失败,而非建国的成功。”^[5]
        但是,有着民主政治理念和一定社会基础的民主同盟,由于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显然不会参加大选,而不久也被迫宣布解散,更何况中共了。国民党的让贤怎能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呢?当时的中国政治,只有通过政协的形态,才有可能在实质上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向民主政治前进一步。但政协精神已被内战破坏无遗。青年党和民社党在民主的旗帜下,其实仍然充斥着传统的士大夫观念,在社会上并无群众基础。章乃器一针见血地指出,青年党左舜生所主张的“民主”,是“以‘给我官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开放政权’”^[6]。司徒雷登也曾指出:“为扩大政府基础而纳入政府的两个少数党人员,贪心于争权夺利,超过了许多国民党人士。”^[7]蒋介石把行宪国大的“还政于民”,变成向青年党、民社党开放政权,这样的民主政治,当然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而且,由于国民党内对任何微小的权力都争夺不休,他想向青年党和民社党“开放政权”,也成了一桩徒增纷扰、加深国民党分裂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