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虽然宣布宪法已经生效,但事实上只是一纸空文,社会的政治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围绕着行宪的问题,政治上的纷扰,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一方面国大代表退让问题,遭到通过自由竞选当选的国民党籍国大代表的强烈反对,国民党中央一再提出妥协方案,均未能说服他们让出代表名额。一方面立法委员选举的纠纷接踵而来。鉴于国大代表选举的教训,国民党中央加强了立法委员提名的审查,并且规定办法如下:“(一)各级选所委员,各政党均有人员参加,关于签署提名立委候选人有无党籍,应由各级选所抄录名单,先送各党各省级党务机关审查,取具正式公文附卷。(二)如确系政党党员,未经政党提名而自由竞选时,应受政党提名补充规定之限制,不予公告。(三)如受政党提名补充规定限制之立委签署候选人,虽经公告,亦应予以撤销。”^[1]1948年1月21日到23日,举行了立法委员的选举,尽管国民党改善了立法委员的提名让予方法及投票办法,但舞弊事件和让予纠纷,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依然未能避免。
        3月18日,国大代表开始报到。但是,国大代表纠纷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是日,陈立夫、张厉生、谷正纲同签署提名国大代表当选人代表马文车、盛紫庄、翟宗涛等会谈,劝他们退让,但遭到拒绝。据说,当时签署提名当选的国大代表有600多人,必须以党让党的有170多人,已经取得协议的有37人,也就是说尚有130多人的代表权问题还没有解决^[2]。19日天还没亮,马文车等50多人就到内政部等候选举总所主任委员张厉生,要求发给当选证书,以便到国大报到。僵持到晚上9时半,他们又离开内政部到陈立夫公馆等候,待陈回家,直谈到半夜也无结果。20日,代表们对外界表示:“我们今后的态度是不退让,不妥协,不请愿。我们的办法是:(一)全体到京,依法报到,参加大会,驱逐非法代表;(二)加紧团结,不受各个击破;(三)以脱党救党;(四)组织真正的民主宪政集团;(五)拥护蒋主席戡乱建国。”^[3]陈立夫、吴铁城等一度准备向代表们让步,但民青两党国大代表鉴于代表权纠纷,正在商讨对策,没有一人前往报到。25日,蒋介石只好亲自出面和部分代表见面,希望他们“体认革命环境,互让互谅,牺牲小我,顾全大局”^[4]。
        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在民选原则和政党协议之间,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困境。27日,他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总裁的双重身份发表声明,进行裁决:“兹当国民大会开会之前夕,若干代表当选资格,因政治与法律观点之不同而尚未解决者,余乃负责予以解决。余以为本党同志相互间的问题,应依一般选举之通例,使得票比较多数者当选。至本党同志与友党候选人之间的问题,则应以政治方式为解决。本党同志应本于尊重政党协议与政党提名之精神,放弃其当选资格,俾友党候选人膺选。惟有如此,始能符合召开国民大会之宗旨。”^[5]28日上午,蒋介石约见民社党的徐傅霖、青年党的余家菊,保证三党合作,并望民青两党国大代表能于28日开始报到。午后,国、民、青三党代表在孙科公馆继续会商,达成协议:(一)民社党名额由260人减至202人,青年党名额由300人减至230人。(二)两党在京代表应于28日晚先行报到^[6]。青年党发言人就此发表声明:“至于本党所坚持之国务会议关于政党提名补充规定,及党与党间之协议,业经蒋主席郑重宣告执行,故本党决然参加国大,以襄盛举。”^[7]
        但是,被蒋介石要求退让的代表,依仗着“民主政治”的护身符,依然不肯屈服于领袖的权威。28日晨,他们分三组向各方请愿,杨翘新等二十多人宣言要“以绝食争取民权,维护宪法”。9时半,他们到达国民大会堂,进去10人之后,警卫发现情况不对,即阻止其他人进入。这十人进入国大会堂之后,即开始绝食。另一当选代表赵遂初则买了棺材,扬言要在国大开会时,在会堂门口自杀^[8]。弄得当局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交给首都卫戍总司令孙连仲处理。孙即选拔精壮干练人员数十人,并预为觅定房间数十间,备好汽车若干辆,迨至深夜时,乃强行婉劝他们离开国民大会,每车派二人,分别护送至预定处所,使之隔离休息^[9]。第二天的国民大会才得以开幕。这场绝食斗争纷扰了二十多天,给这届国大抹了一脸的灰。
        随着国民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总统和副总统选举问题,又露出了新的纷扰的端倪。按原定日期,国民大会应于1947年12月25日召集,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自当在此以前作好充分准备。但事实上,到是年底,无论是人选问题,还是选举办法问题,国民党都尚未准备。新年一过,国民党内桂系集团领袖、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开始表示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1月8日晚,李宗仁在北平宴请外国记者,发布了竞选意向。据报道:“李曾对人说:蒋先生要好太切,脾气太躁,不免欲速则不达,我愿意为他帮忙。他相信蒋主席定为总统,所以决竞选副总统。某记者问,这样是否将离开华北,李氏幽默答称:作了副总统,坐镇华北,岂不更好?”^[10]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得悉这一消息,竟十分兴奋,于11日写信给李宗仁,抄录了自己从前做的《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第一章:“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也欣然。健儿们,大家向前!”并表示:“我佩服先生此举,故写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李宗仁得到胡适的鼓励,于14日即复信胡适,反劝他加入赛跑,“参加大总统的竞选”,并认为“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11]。胡适的政治判断力,虽然一再遭到他的好朋友傅斯年的批评和校正,但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并无长进。一个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只是一种象征,按例就不是政治竞争的重要目标,何况区区副总统。胡适对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所包含的违宪的政治结果,也就是说,蒋介石将预定为一个实权总统,而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竟茫无所觉,还要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表示祝贺,他对宪法、民主和法制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胡适鼓励李宗仁个个争先,他自己却并不打算身体力行。15日,他对记者说,“我从没有作竞选总统的打算和考虑”,并主张“总统应由政党的代表产生出来”^[12]。其实,胡适如果主动参加自由竞选总统的活动,倒是可以给这次竞选活动增加一些活力的,也可以避免后来在他当“总统”的问题上给他人作猴子耍。
        总统候选人问题尚未明确,副总统竞选活动倒开始热闹起来。于右任、程潜、孙科等都有各方面人士推举参加竞选副总统,不过,他们本人的表现好像还不如助选集团来得积极。谦让是中国的美德,公开的竞争,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区区副总统,要兴奋起来,也不容易。正如李宗仁所说:“我是个乡下姑娘,到城里来也想自由恋爱,但究竟不太习惯。”^[13]3月14日,孙科还在对记者说:“直至今天,　没有决定参加竞选,也没有决定放弃竞选,因为在党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决定办法以前,我个人未便有什么表示。最近李宗仁先生来信问我的态度,我也这样答复他。”^[14]直到国大代表开始报到之后,正式的竞选活动才开始。3月20日,李宗仁的助选班子才在上海召开了上海各界拥护蒋主席竞选总统、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大会,由杨虎任主席,得到上海名流和工商界有力人士,如颜惠庆、陈光甫、杜月笙的支持。22日,李宗仁从北平乘军用飞机到达上海,进行竞选活动,当天即在国际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自我介绍,“目的在倡导民主政治的作风,他如能当选,必以三十多年来从政治军的经验,辅佐未来的大总统,一定对戡乱刷新政治有很大帮助”,并表示政见说:“行宪后的政府,应由前进分子组织,也就是说,应以人才主义代替党派关系。”^[15]23日,李宗仁又表示赞成自由竞选^[16]。这时候,于右任、程潜、孙科的竞选活动也先后展开。25日,孙科正式招待记者,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孙科原任国民政府副主席,为主席蒋介石的副手,竞选副总统又系蒋的授意,等于以原来的国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的班子参加行宪政府的竞选。所以,孙科公开宣布说:“我要是放弃副总统的竞选,就对不起蒋主席了。”^[17]续后,莫德惠(代表东北人)、徐傅霖也加入了竞选副总统行列,居正则象征性地表示要竞选总统。
        蒋介石作为一个独裁者,事无大小总要亲自过问,精力分散,而又异常辛苦。尤其是战争屡屡失利,军务倥偬,他又年过六十,深感力不从心,为此曾埋怨部下说:“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以为统帅部对各级将领限制太多,拘束过严,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一般将领能够彻底奉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的话,那我何至象今天这样的辛苦?”^[18]张群也说:“领袖无论在清晨,或午夜,有时甚至通宵,时时均有电话,或是接前方报告,或是给前方指示,不但在政治上要日理万机,而且还要管军事。这种忧劳的情形,自己多年来在中央服务,侍随左右,当然晓得。但再没有比这次到行政院后更为清楚。”^[19]本来,无论行什么宪,都不可能动摇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显然,在事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他对总统、副总统竞选问题,在事先并不十分在意。国大即将召开之际,蒋介石才不能不来考虑总统、副总统竞选问题,这时候他才发现,一堆麻烦事已经摆在面前不易清理了。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当总统还是当行政院长?二是总统、副总统由政党提名还是自由竞选?三是自己当总统,谁来当副总统?
        1948年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举行开幕式,秘书长洪兰友作开幕前报告。这届国大,法定人数3045人,依法选出2908人,至29日,报到1694人,是日出席1639人。一部分代表正在途中。蒋介石致开幕词,他强调:“我认为,今天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该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宪政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宪政的成功,不能不悉力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对于大会本身的任务,他作了限制:“这次国民大会是行宪的第一届大会,宪法甫告施行,利弊得失之所在,还没有具体的经验可供修改的参考。因之,大会的使命,只是行使选举权,以完成中华民国政府的组织。”^[20]
        蒋介石的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反对。张知本认为:“现行宪法绝对有修改之必要,如强制不准修改宪法,则事实上已违宪……个人认为代表现有之职权乃有名无实,代表仅以六年一次之集会,为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之象征,实觉空洞,无妨仿照过去参政会驻委会之机构,成立国大驻委会,以三千代表每五百人轮值一年。”^[21]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选举和召集国大代表,只是为了选举一个虚权的总统和副总统,这样的国民代表大会,自显得多此一举。但立法原意,在非国民党派系方面,原担心国民党借人数众多、无法议事的国民大会,以贯彻其一党专制之实,因此,为贯彻议会民主制度,妥协地架空了国民大会的权力。所以,张知本等人重新扩张国大权力的要求,自然遭到其他派系的反对。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于4月30日散发的小册子《国民大会走到那里去》中指出:“试问以数达三千以上之代表,怎能集合一堂以讨论国家大事——立法原则或复决法律?以会期一年一次或数年一次的集合,又怎能以举监督政府之事呢?……故现行宪法的设计,有他匠心独运之处,并不是不合理的。”为现行宪法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