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环境和交通落后的中国,国民大会的召集,很费了一番周折。开幕之后,这个国民大会却慢悠悠地开始举行预备会议,选举主席团。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来解决国民大会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问题,即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
        民国以来,立法意向,往往企图以法律制约现实的政治局面,而不是根据现实政治制定法律,因而法律和现实政治无法协调。人们明知法律超前,因而对违反法律的行为,为迁就现实起见,反应麻木,真正的法制社会也就无法建立。蒋介石面临的问题是,尊重宪法呢,还是迁就现实?蒋介石先表示要尊重宪法,准备请胡适出任总统,自己出任行政院长。3月30日下午3时,王世杰向胡适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据《胡适日记》记载:“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31日晚上8点15分,王世杰来讨回信,胡适犹豫再三之后,经不住诱惑,表示愿意接受,但仍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但到4月1日,胡适又动摇了,告诉王世杰,他还是决定不干^[1]。4月3日夜,蒋介石亲自找胡适谈话,胡适终于又上了圈套。第二天,胡适告诉胡颂平说:“昨天夜里,蒋先生约我到他的官邸谈了很久。他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说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他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我,他自己当行政院长;或者由他当总统,要我担任行政院长。蒋先生的态度如此诚恳,我很感动,于是我说,‘让蒋先生决定吧’。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2]象征性地进行竞选,实际上由蒋介石这位国民党总裁、未来的行政院长遴选为总统,在“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这就是民主?胡适忘记了他的朋友傅斯年的忠告,这位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士大夫意识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民主理念也仅此而已。
        蒋介石劝了胡适之后,于4月3日就来劝李宗仁、程潜停止副总统竞选,他认为“军人不应竞选,免蹈民国初年军人把持政治之覆辙”^[3]。蒋介石的这个理由很难成立,他本人不也是军人吗?难道他的权力不就是在军事权力之上建立起来的吗?大家都是过来人,他的要求,自然遭到李宗仁和程潜两人的断然拒绝。蒋介石当时是要孙科出任副总统,并根据国大代表纠纷的经验,主张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但这时,自由竞选的锣鼓已经敲响,难以收场了。尤其是李宗仁,当时在国民党阵营内,人望甚好,美国方面对李也十分关注。据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葛鲁恩(Frederick Gruin)报告:“有一件事情很确实:傅泾波与司徒大使坚决拥护李宗仁参加副总统竞选,当蒋总统以高压手段干涉时,二人都感惊恐不已。他们对于李宗仁并不存有幻想——他从前是一位军阀,具有军阀的种种缺陷。但他们觉得他能虚心接受忠告。他是改革的真实象征,且能成为蒋总统与一般自由分子间的桥梁。”^[4]李作为桂系的领袖,竞选一个无权的副总统,在政治上别有深意。据黄绍竑回忆说,李宗仁有密信给他,李要竞选副总统的理由,其中有:“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必然失败。竞选如成功,遇有机会即可同中国共产党和谈收拾残局”,“他判断北平一定守不住,不愿束手当俘虏,即使竞选副总统不成功也好借口离开北平。”^[5]也就是说他要在副总统的位子上等待机会,从蒋手中接收国民党的军政权力。所以,李宗仁一定要竞选副总统,而蒋对李之竞选十分不满。但蒋在事先并无准备,临时抱佛脚,就弄得手足无措了。当时,李宗仁认为,他对自己参加竞选,早就请示过蒋介石,蒋并无异议;而且,他事先还曾征求过孙科的意见,孙科曾表示不参加竞选副总统,对李竞选副总统表示支持,因此,他坚持要参加自由竞选^[6]。据说,孙科决定竞选副总统之后,曾要求蒋介石于3月28日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决定用政党提名副总统的方式,通知发出后,于右任十分恼火说:“这孩子连我的老帐也不买?要用政党提名来压倒我吗?我本来争不过你,不过你不能把我竞选的机会也拿去。”于是,于右任邀同李宗仁、程潜及一般党国元老晋见蒋介石,要求自由竞选^[7]。
        蒋介石既要胡适任总统,又要孙科任副总统,这一班子大概孙科是不会承认的,孙科之竞选副总统是以蒋介石任总统为前提的。那么,胡适任总统,谁来任副总统?从现有资料看,蒋介石并无以胡、孙为竞选班子的明确选择,司徒雷登向国务卿报告中的班子搭配,即孙任总统、李为副总统,或胡任总统、孙任副总统,不过是一种猜想^[8]。因此,蒋介石劝胡适任总统,确实是权术之意味极大。胡适只知道自己要当总统了,他的副手是谁?从现有资料看来,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胡适的学者气太浓,很容易受人愚弄,确实不是一个政治长才。
        4月4日,国民党举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副总统人选问题,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中委们普遍拥护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而对于副总统竞选问题,则见解不一。于右任、邹鲁、甘乃光等主张自由竞选,而王世杰、潘公展、张道藩等主张政党提名竞选。蒋介石在会上致词,还在作尊重法律的表示:“我于审慎考虑之后,认为第一任总统应具有下述之条件:(一)了解宪法,认识宪政,确保宪政制度。选择一能守法执法之人为实现民主之最好保证。(二)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且为一爱国之民族主义者,根据宪法,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中国。(三)忠于戡乱建国之基本政策。真正之民主主义者始能充分了解独裁与立宪政府间之差异。(四)深熟我国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共产党明显意欲破坏我国家的生存,且亦决心破坏我国之历史、文化及民族传统。(五)对当前之国际情势与当代文化有深切之认识,借而促进天下一家理想之实现,并使中国成为独立自尊的国家,处于国际大家庭中之适当地位。”他建议:“吾人可提一具有此种条件之党外人士出任总统候选人,并支持其当选。”^[9]按照蒋介石的条件,这个人当然就是胡适。但是,中委们除了吴稚晖和罗家伦赞成蒋介石的意见之外,仍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对于副总统候选问题,则大体上同意自由竞选。
        当时制宪的指导思想虽然是责任内阁制,宪法条文也有相应的规定,但实际上,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相当于皇帝的权威。虚权总统的思想实际上并不为国民党人所接受。国民党军政界的普遍观念和宪法的政治规则是不协调的。而且,蒋介石正指挥三军,如果蒋介石不任总统而任行政院长,军事指挥体系显然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难言法治,人们宁肯迁就事实,而不愿去尊重一纸空文。8日,丁宣孝等156人即开始联名签署推荐蒋介石出任首届大总统,他们认为:“总统日理万机,责重事繁,非大才大德者不能胜任。”^[10]无论宪法是怎样规定的,在他们心目中,总统就是一个无上的权威。蒋介石本人也没有改变总统权威的观念,所以,他在4日的会上说:“中正身为本党领袖,为本党当然之总统候选人。”^[11]而如果按宪法原则,政党领袖自当出任行政院长。但显然,在中国政界心目中,这个行政院长的名誉是不够崇高的,也就是这个名义的权威性不足以震慑群伦。这是当时的现实政治思想。所以,尽管蒋介石表示自己愿意按照宪法来“协助总统”,但显然和他的真实意愿相冲突。
        5日,国民党中常会继续讨论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蒋介石做足了尊重宪法的表示之后,就要部署现实的政治结构,让法律迁就现实。当时,蒋介石本人还是重视法律规定的制约作用的,所以,他不能在现存的宪法体制下出任总统。但当时民青两党不赞成修宪,蒋也不便于即行修宪。因此,要在现存宪法之下,让蒋介石出任一个实权总统,必须有个折中的办法。据程思远回忆,在5日的中常会上,张群起来解释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12]6日,临时中全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办法找到了,会上最后决定蒋介石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对于竞选提名办法,则根据蒋介石的书面提示,决定:“(一)本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不决定候选人,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得依法联署,提名参加竞选。(二)下届总统、副总统之选举,本党应于选举前三个月召开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本党候选人,并由总统候选人推荐副总统候选人,通告全党同志一致遵照。(三)下届选举时,凡本党党员非经本党决定为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者,不得自由竞选。”^[13]蒋介石不能不作出了一个迁就党内反对派的决定。显然,他已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控制选举的局面了。
        当时,国民大会进程十分拖沓,开了好几天的会,还没有进入国民大会职权的正题。按照宪法,本届国大代表的职权仅限于选举总统、副总统,职能十分简单。但国民大会的这种简单职能同国民党统治危机异常严重的形势非常不合拍。代表们强烈地希望对当前局势发表自己的政见。因此,要求修宪、扩大国民大会职权的呼声也很高。这部宪法的可行性,真是大有疑问的。所以《大公报》社评指出:“既是第一次国民大会,实际只有选举总统、副总统一项事情。每个代表只须在选举票上画两个圈,真是一举手之劳,最多一小时可了。而要开二十几天的会,自然就要在选主席、抽席次、订议事规则等等之上,来打发时间了。”社评以醒目的标题主张:《假若修改宪法——首先应该删去〈国民大会〉一章》^[14]。
        确实,仅仅选举总统,代表们大可不必千里迢迢来聚会,中国交通落后,许多代表还在途中,不能按时到会,既然长途跋涉来到首都,当然就要找事做。而总统、副总统选举问题,国民党中央也还没有准备好。代表们闲来无事,于是,在讨论议事规则时,不愿把自己的议题局限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8日,国民大会在《议事规则》的第一章总则中增列了一条:“国民大会开会时,得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检讨国是,并得提出质询建议。”^[15]自行扩大了职权。10日,大会才通过了会议日程表:17日讨论修改宪法问题,19日选举总统,23日选举副总统,24日闭幕。中间的其余时间听取军事、经济、政治报告。
        蒋介石根据国民大会的要求,于9日代表政府向大会就经济和军事问题作了报告。当时,军事形势日趋严峻,代表们忧心忡忡。蒋介石向代表们担保说:“大家要知道,我必定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其在黄河以南整个集结的匪部。我对军事从不肯轻易预测,自剿匪以来,凡我所宣示的,无不如期达到。”^[16]续后几天,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相继作了报告。代表们纷纷要求追究军事失利的责任,要求蒋介石明是非,信赏罚,挥泪斩马谡,事实上是指目陈诚。最后,山东代表赵庸夫慷慨直言:“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17]赢得了全场的响应。湖南女代表徐慧玉在发言中要求“清算豪门和接收大员的资产”,全场为之大鼓掌^[18]。当然,国民大会只是扩大了清议的职能,代表们的激动情绪,只要蒋介石一出场,就平静下来,不能解决任何一个实质性问题。
        4月15日夜,国大主席团发表了总统候选人名单,蒋介石获得了2489名代表的提名,居正获得了109名代表的提名。16日正式公告。为了满足蒋介石扩大总统权力的要求,在15日的会议上,由东北代表莫德惠等提出了一个《提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王世杰作了补充说明:“本提案的用意,是要求行宪戡乱并行不悖。宪法对于政府的限制太严,在国大闭会后,没有适当办法使政府切实负责。要叫政府实行宪法,其结果不是(一)守宪守法,不能挽救危难,便是(二)为戡乱而蔑视宪法……总之,我们要行宪政府可以戡乱,戡乱政府可以行宪。”^[19]
        同时,张知本等689人提案要求修改宪法,原文为:“宪法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国民大会之职权如左: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创制立法原则。(新增)四、复决有关人民权利义务之法律。(新增)五、修改宪法。六、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前项第三款至第六款之政权行使办法,由国民大会制定之。’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国民大会每二年集会一次,如届总统任满,该次集会应于任满前九十日举行,均由总统召集之’。”^[20]
        4月16日,第一审查委员会全天审查修宪提案,莫德惠案没有反对意见,张知本案遭到民青两党的强烈反对。在休息时间里,国民党的王宠惠、陈布雷、王世杰、谷正纲与民青两党的陈启天、孙亚夫等商量结果为:“一、制定临时条款,必须通过。二、国大两年后开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1]修宪问题也就搁置了。
        至18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宪法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分的特权,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22]也就是总统的处置,可以避开立法院,仅经行政院即可成立。虽然,宪法规定采用责任内阁制,但蒋介石的现实政治生活,他要侵犯行政院职权,只是举手之劳,但对立法院职权,则心存顾虑。因此,这一条款,并无侵及行政院职权的文字。蒋介石出任总统的前提成立,19日,国民大会即以2430票的绝对多数,选举蒋介石为总统,陪选的居正仅得269票。于是,蒋介石从一个虚权总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合法”的独裁总统。《观察》杂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临时条款’的制定　,是十足表现了政府一只手颁布了宪典,另一只手又把它撕毁了。”^[23]
        同总统选举平淡如水相反,一个无关紧要的副总统选举却出乎意料的激烈。23日,国民大会进行副总统选举,投票结果,票数分散在六位候选人之间,没有一位候选人得到足以当选的法定多数,即国大代表总额的过半数。李宗仁得754票,孙科得559票,程潜得522票,居于前三名。按《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规定,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原定24日闭幕的国民大会只好延期。第一轮投票之后,竞选更为激烈。是日,南京《救国日报》登载了一篇披露孙科与蓝妮关系的文章,攻击孙科。于是,粤籍国大代表一百多人,由上将薛岳、张发奎等亲自出马,将救国日报社捣毁。同时,蒋介石也亲自召见贺衷寒、袁守谦,面嘱他们立即为程潜助选,并拨出一笔相当可观的竞选费交他们支配,利用程潜的影响力,来分散李宗仁的选票,不让李在第二轮投票中获胜^[24]。4月24日,按规定在23日投票的前三名副总统候选人中进行圈选。结果,李宗仁得1163票,孙科得945票,程潜得616票,仍然没有人获得法定的国大代表总额的过半数当选。按规定,必须在这三人中间再次圈选。
        副总统的竞选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本来,副总统只是一个储备位置,不应该发生激烈的竞争。但一则,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十分严重,蒋介石的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因此,替补者的地位明显地增值了。二则,国民党内外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即CC系的统制政策,已经十分厌恶,许多人希望利用副总统选举,对这种政策进行冲击。由党提名的方案,既已不成立,党内的反对派就有了活动的空间。这是国民党在危机面前的进一步分裂。副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之后,蒋介石又要贺衷寒、袁守谦把他们争得的票全部改投孙科,并示意程潜放弃竞选。结果,反而引起他们的不满。当时有消息说,支持孙科的方面,对李宗仁的攻击将大为强化,包括攻击李的夫人郭德洁贪污,给李扣红帽子(指李亲共),等等。24日,在国民大会上,有人散发了两份传单,一份题为“请代表先生注意!反对威胁政府贪污跋扈军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一份题为“‘加官以后’,就要接演‘逼宫’,李宗仁竞选内幕,请不要吃狗肉,不要吃‘糖衣毒药’”^[25]。蒋、桂之间的角逐,形势对李宗仁不利。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黄绍竑主张以退为进,宣布罢选。但李宗仁一时不能接受。
        24日晚,程潜招待其竞选团,正式声明:“本人已受命放弃继续竞选副总统。”但他的竞选团仍要支持程潜到底,如程潜放弃竞选,他们的六百多票,宁可全部作废^[26]。于是,李宗仁方面再次研究面临的形势,到25日晨3时,也决心宣布放弃竞选。李宗仁正式致函国大主席团,指出“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认为“竞选已失其意义”,宣布“正式声明放弃竞选”^[27]。李的助选团在报上登载大幅声明:“最近有人散发传单,公开攻击李宗仁先生,谓李先生当选副总统就要逼宫,或三个月就要逼迫领袖出国……李先生为表明其光明磊落之态度,已向国大主席团正式声明,放弃副总统竞选。”^[28]25日上午,国大集会时,议论纷纷,许多人进场后没有签到。这天正好是星期天,当即动议休会一天。中午以前,孙科也宣布放弃竞选。
        虽然,这届国大完全是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大,但为了摆出自由、民主的样子,宣布自由竞选,然而又不愿放弃统制政策,国民党内部自身发生了矛盾、冲突和分裂。竞选的政治游戏做不下去了,国大就收不了场,国民党外的人士就来为国民党内的纠纷圆场。国大推举胡适、于斌主教等五人,分别和李宗仁、孙科、程潜接洽,希望他们三人继续参加竞选。蒋介石也不能不亲自出马,召见白崇禧,表示:“党内同志参加副总统竞选,绝对可以自由竞选,外传的约束投票之说,完全无稽。”^[29]
        国大休会三天之后,至28日,重打锣鼓重开张。是日,举行了副总统的第三轮投票,结果,李得1156票,孙得1040票,程得515票,仍无人当选,不得不进行第四轮投票,进行最后的决选,即在前两名候选人中圈选,得票比较多数,即可当选。入晚,李宗仁在宴请国大代表进行竞选活动时,公开宣布:“上月我与程潜先生同一天到达南京,当天我就去拜访程先生。我们两人对于政治改革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都赞成改革应从人事着手,应该起用新人。我们两人曾早经约定,在这一次竞选中,谁的票数较少,就把谁的基本票让给对方。明天是最后一场的竞赛,中国的前途似乎都要在明天这最后几秒钟决定。”^[30]李宗仁得到程潜的支持,获胜就有了把握。4月30日,李宗仁以1438票对孙科的1295票,击败孙科当选。然而,对于国民党而言,这场政治游戏不过是两败俱伤而已。《观察》杂志的特约记者评论说:“在现在的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政党,全党的人不作他图,专门找自己的麻烦,无缘无故制造一些不可解决的纠纷,企图毁灭自己。真是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31]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克拉克 (Lewis Clark)致国务院远东司长巴特沃斯(W.Walton Butter worth)函中,反映蒋、李矛盾说:“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是一个失败者。在选举之后,他每周遇见蒋介石二到三次,但他们除了天气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蒋介石拒绝和他商量任何重要的事情,并且,李也无权力做任何事情。”^[32]
        5月1日,国民大会走完了过场,丢下了它所标榜的在中国建立“民主”的任务,终于宣布闭幕。翌日,《大公报》(上海)发表社评说:“(国大)在人民的观感上是个空虚……会里会外,原是很热闹的,怎好说是空虚呢?假使空虚之外尚有所有,那么:(一)显示国大的性质及其存在根本有问题;(二)代表们代表民意的百分比难以统计;(三)政党还不甚懂得它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尤其政党还不甚懂得它与民主选举的关系及其运用;(四)‘大’、‘小’代表们所表现的民主风度,似乎都还不够;(五)宪法已经戳了一个洞,它今后的形状将演变成什么样子颇为难知;(六)最后的副总统竞选给国民党本体划了一道刻痕。”^[33]《世纪评论》说:“有人作了一个比方说:我们的民主宪政,好像是一个十八世纪的乡下姑娘,硬要穿戴起二十世纪最新的服饰,远看很摩登,近看四不象,处处学洋化,举手抬脚就会露出破绽来。结果是既没有学到摩登,也失去了朴实的本色。”^[34]
        另据《黄炎培日记》记载:“徐子为自国大归来详谈。子为说:国大总费用9000亿,孙科竞选费2000亿,仅国防一部四月底止追加预算已达24万亿。”^[35]正是劳民伤财,徒耗元气,而又无补实事。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一书中,也就事论事地承认国大的失策:“我非常后悔,我不坚持改为遴选,是一生最大的错误,我违反了民主的原则,而要求同志们谦让,是一件不合人情的作法,其影响之大,我应该负责的。这个时候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有很多代表对中央很不满意,本来他们不会去帮助李宗仁的,那时对中央不满的都去帮助他了。中央不希望李宗仁被选出来,大家偏要把他选出来。这一下意气用事就出了毛病。我们大陆的丢失,这件事具有直接、间接的影响。”^[36]为了挽救危机所采取的措施,激化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只有在华的美国人对这场议会民主的游戏,由于李宗仁的当选而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美国学者指出:“司徒雷登的调查研究,日益迫使他重新估价蒋介石的领导。尤其重要的是,在这拼死挣扎的过程中,蒋介石在1948年5月任命顾祝同为参谋总长和余汉谋为陆军总司令。司徒雷登把他们说成‘在任何情况下都一事无成和避而不战方面,有着悠久的和杰出的记录’。从这个结论出发,司徒雷登和他的首席助手、公使衔参赞克拉克,主动地给蒋介石物色非共产党的选择对象。对于许多观察员来说,在这方面,看起来前景是好的:尤其是在4月底的事件之后,当时,国民大会不顾蒋介石的积极反对,选举李宗仁为国民政府副总统。”^[37]
         5月8日,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院又告开幕,而立法委员当选问题又起纷争。民青两党在事先曾就立委名额问题,与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负责)讨价还价。国民党中常会暨选举指委会于1947年11月22日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曾决议:“与友党商谈原则,其让给名额以不超过立法委员总名额五分之一(总名额773名,五分之一,约合155人)为限,仍由吴铁城、陈立夫两委员代表本党妥为洽商。”^[38]国民党方面曾想尽办法,怎样避免国大选举的那种结果,保证民青两党候选人当选。但选举的实际结果,民青两党仅二十一二人当选,余皆落选。国民党中央企图以扩大立委名额的办法,来解决民青两党的名额问题,但遭到立法院的否决。5月6日,民青两党发表联合声明,指责国民党方面“自食诺言”,并指出:“此次立委选举,系由政府配票,选票根本未到选民之手,故所谓票多票少,只是政府配票之结果,而非选民选举之结果。”^[39]对于国、民、青的纷争,《大公报》发表萧贤的文章,评判说:“事实是,保证名额兑现了,不合法的选举也算合法,保证的名额不兑现了,于是声色俱厉地来揭发别人的黑幕。这样的政党政治的方式,我们老百姓实不敢赞同,不知民青两党有何解释?最后,我们老百姓希望,三党的纠纷不要再扩大。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已经够低了,何必再加些丑事让人家笑话!”^[40]这一纷争直到7月才了断。
        立法院开会后,院长、副院长选举在国民党内部又起纠纷。当时,国民党中央提名孙科、陈立夫出任立法院正副院长。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后,竞选立法院长一职,已无问题,但陈立夫作为CC系的头目,出任立法院副院长,遭到一部分立委的强烈反对。他们准备推举傅斯年当副院长,由安徽省青年团省团部书记长汪少伦去和胡适商量。胡适不大赞成这件事,就去找夏鼐商量。夏鼐认为:“立法院本届立法委员,CC派占过半数,拥护傅先生者,决不能成功;反以此致遭CC派之仇视,以为傅先生或傅先生之政界上朋友欲争立法院之天下。所谓‘吃不着羊肉反沾了一身的膻’。傅先生是非梧桐不栖、竹实不食的鹓雏,然CC必以为傅先生来争他的腐鼠,最好能打消此一运动。”但要征求傅斯年的意见,时间上已来不及。恰好,傅斯年3月间有信给芮逸夫,表示不愿当立委,芮曾给夏鼐看过。胡适即按夏鼐的主意,依据这封信,写信给汪少伦,希望打消这运动。但反CC派仍干得很起劲^[41]。15日晚,立法委员三百多人集会,由黄统主席散发了一份有296人签名的书面意见:“关于副院长的人选,为了国家的利益、民主的前途,我们不欢迎一个讲统制、弄手段、阻碍进步的人。”也就是指陈立夫,他们建议推选远在美国的傅斯年为副院长^[42]。据程思远说:“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系、政学系以及其他无党派的立法委员在新街口东南角一家银行二楼上举行午餐会,相约另举傅斯年当立法院副院长,以与陈立夫抗衡。”^[43]于是,胡适即向报界公布他给汪少伦的信,其中,傅斯年于3月11日致芮逸夫的信中说:“我那一区在共产党手,他们无法选,即选我也决不干。此事去年早对山东当局说明矣。”^[44]17日选举的结果,孙科、陈立夫分别以558票、343票当选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傅斯年以236票落选。
        立法院正式开始行使职权,国民政府委员会即于5月19日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宣告国民政府职权到5月20日终止,也就是所谓“训政”时期的政府组织宣告结束。国民政府,作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产生的政府名称,至此正式取消,改称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公报》于5月20日起,也改称《总统府公报》。不过,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并没有因为“行宪”的结果而有所改变,人们习惯上仍把这个“行宪”的中华民国政府称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政府。
        5月20日,蒋介石和李宗仁正式宣誓就任总统、副总统。是日晚,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征求对行政院长人选的意见。蒋介石提名张群或何应钦出任院长,而他自己更倾向于选择张群。张、何两人则均表示辞谢。但CC系本与政学系不和,因而动议在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中搞一次意向测验的假投票。21日晨,当举行假投票时,张群也离京飞渝。投票结果,何应钦得票较多。吴铁城即将结果向蒋介石报告,供蒋参考。于是,蒋介石于23日晚决定提名有自由主义者背景的翁文灏为行政院长,并于24日晨召集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通过这一提名,翁本人也只是当日晨才知道这一决定,表示愿意接受。然后,蒋介石将这一提名交立法院讨论。立法委员们在讨论时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应该信任总统,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敷衍一下。”^[45]所以,立法院也就没有请这位未来的行政院长发表施政意见,即进行投票,并以489票的绝对多数通过。蒋介石提名一个没有政治实力、没有施政准备的人出任行政院长,而这个人,也就匆匆忙忙、糊里糊涂地接受这个任命,立法院则予以敷衍通过。按照宪法,采取的是责任内阁的政治制度,行政实权应该由内阁掌握。但我们从这个内阁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到这个责任内阁的地位,同民国初年的责任内阁的地位,何其相似乃尔。翁文灏没有掌握行政实权的能力和可能性,行政实权仍然在总统蒋介石手里。这个宪法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6月1日,新的行政院组成。王世杰仍任外交部长,何应钦取代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并仍邀民青两党入阁,等等。但这个内阁马上发生危机。一则,白崇禧被挤出内阁,出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华中剿匪总司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介石不放心桂系的两个实力人物同在中央供职。白崇禧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不肯就任新职。二则,民青两党由于立法委员问题没有解决,因而仍拒绝入阁。
        直到7月初,青年党和民社党才与国民党就今后逐步解决立委问题达成谅解。7月4日,青年党发言人王师曾发表声明:“本党基于对国家之责任感,及接受友党合作之诚意,决定继参加监察院及提名司法院大法官、考试院考试委员之后,提出参加行政院之人选,继续参加行政院,以分担一部分之政务责任,期能对国事有所裨益。”^[46]5日,青年党的左舜生、陈启天到南京出任农林部长和工商部长。不久,民社党也发表声明:“本党除以最大之信心,相信政府实现其最后之允诺外,凡本党当选立委,决定自本月十三日出席,依各国在野党不论议员多寡之成例,本党立委自应本人民之委托,期对于为民立法及监督政府有所贡献,以奠行宪之始基。”^[47]国大和组府的纷扰才告一段落。
        至于用行宪的花架子来换取美援的打算,当然也就依然无法落实。美援姗姗来迟。连一向支持蒋介石的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努力,也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组织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当时通过发送邮件来呼吁援华(蒋介石政府),但据统计,自1948年3月到1949年4月期间,“尽管发送了超过145,000封信给从前的捐助者,但只成功地筹集到15万美元多一点。它的影响,很显然,已经因为蒋政府的崩溃而被损坏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