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攻防战
1948年8月间,东北因为大雨,林彪无法率部南下作战,在一段时间内战斗趋于沉寂。国民党军方面借着这难得的喘息机会,盘算着如何摆脱在东北的困境。国防部第三厅草拟了东北作战计划,认为无法向长春空投足够的粮食过冬,主张长春守军于10月间向南突围,沈阳部队适时攻击,加以援助。25日,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去北极阁宋子文官邸向蒋介石报告对东北作战的意见,蒋指示:“先电长、沈,告以十月打通长、沈交通,俟共军集中四平街一带,则国军打通沈、锦线,如共军向辽西移,则长春守军经西丰方面突围。”[1]
9月10日,郭汝瑰经蒋介石允许,带着第三厅策定的东北作战方案飞赴沈阳,与卫立煌协商实施。当日晚,郭与卫见面,卫立煌深知东北各军战斗意志十分消沉,因而“反对长春突围,认为突围二日即将被全部歼灭”,同时“认为如沈阳方面出兵援助,则沈阳方面亦必乱得站不稳脚”[2]。11日,郭与卫再次商讨作战方针,经卫同意,由郭代拟如下:“长春应尽最大努力固守以牵制敌军,沈阳部队则力求战力恢复,粮食自给,候机击破敌一、二个纵队之后再北上解围,而挽回东北局面。”东北将领廖耀湘等则认为:“沈阳久守不攻非计,东北安全并非由于我取守势,而系匪无力取攻势之结果。伊等均主张打通营口至沈阳之交通。”于是,郭汝瑰拟定东北作战指导腹案如下:“国军应立即打通营口,将锦州方面部队转用于沈阳,形成有力之攻势兵团,于冬季前进出开源、昌图附近地区寻敌决战,以解长春之围。辽西则仅保守葫芦岛、锦西,冀东则保持秦皇岛及其以西交通。秦锦间铁路可先拆除以减少损失。长春方面尽量加强空运,以图渡过严冬,可能时则与北上部队夹击敌军。”[3]
12日,郭汝瑰由沈阳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商讨军事。傅主张“华北唯有实行攻势,方可支持,一守即不可收拾”,并准备进攻石家庄,同时在南口设伏,得到郭汝瑰的赞成。[4]
郭汝瑰回到南京后,于14日、15日间,先后向刘峙、顾祝同、蒋介石及美国顾问报告东北之行及上述腹案,得到各方的支持,蒋并令郭本此方针详拟计划呈核。但事实上,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于9月12日发起北宁线战斗,上述方案闭门造车,完全脱离了当前敌情,根本无力应付即将来临的战局。国民党军统帅部对东北的战局尚未来得及作出反应,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即于9月16日夜发起攻济战斗,进展十分迅速。蒋介石和统帅部对济南形势十分着急,忙于调兵增援,暂时顾不上东北的战斗,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上,更陷入了消极麻痹状态。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克服了水灾,修复了铁路线之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9月3日向中央军委报告:“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5]9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前线将领的作战计划,同时指示:“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涉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要他们歼击从天津到锦州互相孤立的敌军,并准备在运动中歼灭可能从沈阳来的增援部队,准备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因此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保持向两翼机动的地位。此外,中共中央军委估计:“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五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6]
9月7日,毛泽东再次指示林彪,主张将原部署在新民以北的主力进一步南移,一则增强攻击锦州至唐山一线的兵力,一则将部队部署在离沈阳较远的地区,便于引诱沈阳卫立煌部增援,并强调说:“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7]林彪于9月10日对毛泽东7日申虞电表示“完全同意”,但仍将三个纵队部署在新民附近,准备“随时协同歼灭长春突围之敌或歼灭由沈阳北上策应之敌,又能掩护北宁线之作战,并随时按北宁线之需要增加北宁线”[8]。林彪对北线安全存有顾虑。在这场战役方针的讨论中,统帅部对战略利益看得比较重,对战略重心看得比较准,而前敌将领对战役安全看得比较重,对敌情的变化比较敏感。这种情况在国共双方都存在。在解放军方面,攻济战役过程中和辽沈战役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这应该说是正常的现象。当时,解放军在战略上已处于主动地位,统帅部和前线将领之间关系和谐,对战役方案商议得比较透彻,因而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于是,解放战争时期,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正式启动了。9月7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了北宁线作战的政治动员令,9月10日,大规模军运开始,南下部队一度在四平滞留隐蔽,待12日战斗打响后,继续南进。已在南线各部于9月12日以奔袭动作,向北宁线锦州外围诸点展开攻势。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六、八师和炮兵旅首先包围兴城、绥中,锦西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南下增援,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撤兴城之围,集中攻击绥中。13日,解放军十一纵向昌黎挺进。14日黄昏,昌黎守军突围时被歼灭。同时,第九纵队于12日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义县守敌退路。16日,第四纵队到达,将义县包围。20日到23日间,自西安(现辽源)、四平一线南下的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第五师以及炮兵纵队一部到达义县地区,接替包围义县的任务,第九纵队继续南下进逼锦州,第四纵队南下攻击兴城。原在北线的第八纵队自八面城南下,第七纵队自四平继续南进。21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离开哈尔滨到双城指挥各部运动和包围敌军。自25日至29日间,解放军先后占领锦、义间的葛王碑、帽儿山要地,攻占锦州和锦西间的高桥、西海口和塔山,并攻占了兴城和绥中,孤立和切断了义县、锦州和锦西的联系,先后歼灭敌军两万人。29日,解放军以炮兵火力袭击锦州飞机场,击毁敌机5架,封锁了锦州机场。这样,东北野战军第一阶段奔袭作战,即将唐山至义县间国民党军各据点分割包围,截断了华北国民党军北援之路。
毛泽东在辽沈战役酝酿期间,即策划以华北军区部队出击绥远,策应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但由于林彪推迟了南下时间,华北野战军也不便轻进。9月初,东北野战军南下在即,由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华北第二兵团即向平古路南段、平北地区出击,吸引敌军。9月中旬,傅作义即以暂三军、第十六军分东西两路向平北山区攻击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深入解放区达90公里,被解放军击溃。在第二兵团掩护下,由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率领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于9月5日自易县、完县地区出发,向晋北集中,23日发起察绥战役,24日克丰镇,27日克集宁,28日克卓资山,控制了大同、旗下营至集宁间的广大地区,28日包围归绥。解放军威胁傅作义的根据地,他急忙于24日飞抵归绥部署,先后以主力三十五军等步骑九个师的兵力西援。10月2日,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策应第三兵团出击赵川堡(据二兵团报告为贾家湾,地点有出入——笔者),歼灭政府军暂三十一师主力,迫敌第三十五军主力回援。9日起,第二兵团再次破袭平张路,敌主力只好东归。于是,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再次以主力回攻集宁,敌不敢恋战,于7日先期撤退。第三兵团即进击兴和,而敌于9日主动东撤。12日,经中共中央军委同意,第三兵团继续西进,威胁归绥,以吸引傅作义部主力于察绥一带。
在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经向北宁线出击,北线主力分头南下,攻击部署即将完成之际,国民党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才着手研讨对付方略,战略上十分被动。当北宁线战斗发生之后,国民党军参谋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以为解放军“将打击范汉杰部,该部似宜集中兵力以攻为守”[9]。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南线本没有强大兵力,所以郭汝瑰还在考虑以攻为守,显然对东北野战军已经全军南下的军情和战略意图还毫无所知。16日,顾祝同召集参谋们研究东北和济南作战,决定训令卫立煌、范汉杰,集中力量守锦州、锦西、葫芦岛及秦皇岛、山海关两区。17日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正当统帅部聚精会神注视着防卫济南的战斗的时候,锦州一线形势迅速恶化。9月24日,正值济南失守之日,卫立煌才奉蒋介石之召,从沈阳飞抵南京,报告东北军事。26日,蒋介石才把注意力从济南战役转向东北战场,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及卫立煌等研讨东北战局。
当时,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同卫立煌研究战局时主张:“共军如攻锦州,国军应放弃沈阳不顾,据全力援锦,以求一决定性之胜利;同时敌我主力决战之际,长春应即突围南下。如共军对锦州仅系虚张声势,则国军可袭击彰武,歼灭一部有生力量,并破坏铁道后撤回沈阳。此时如判明敌主力在辽西,长春亦可突围。惜卫终无决心,只知固守,而于锦州失陷后之后果,则全不计及。”[10]26日,蒋介石支持第三厅的作战方案,“严令其(指卫立煌——引者)照此方针实施。卫乃求总长同往”[11]。当时,解放军方面,毛泽东要求攻坚,而林彪愿任野战,避免攻坚;国民党军方面,蒋介石要求野战,而卫立煌愿任守备,避免野战。国共双方统帅部和前敌将领都有战略性的分歧。但解放军掌握着战略上的主动权,又先敌研究、展开和部署,经过充分的协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而国民党军方面,士气低落,战略目标和实力之间的矛盾十分严重,在两难的战略方案之间,选择十分困难,又着着落了后手,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的战略分歧无法磨合,导致了迅速崩溃的严重后果。
9月26日,卫立煌由于不愿意承担执行统帅部方案导致失败的后果,邀顾祝同一起前往沈阳指挥,同日决定由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到锦州加强防御。27日拂晓,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五团开始起运,军参谋长周声夏同去锦州指挥,28日继续空运该师第二三七团和师部及直属部队。但29日拂晓,解放军炮兵火力控制了飞机场,空运被迫停止。同济南一样,国民党军增援行动落后了一步,加强锦州守备兵力的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卫立煌曾向顾祝同建议,命令范汉杰放弃锦州,退守葫芦岛。但顾祝同表示未经蒋介石批准,不能下达命令[12]。顾祝同到东北,奉蒋介石之命监督命令的执行,要求东北主力立即行动,“主要不是如何安全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你们出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以解锦州之围的问题”。但东北将领普遍认为,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背三条大水,侧敌行军,有被解放军围城打援、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卫立煌仍坚持固守沈阳,但考虑到蒋介石的命令,主张“在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13]。即“希望华北增兵葫芦岛,由锦西援锦州”[14]。廖耀湘从消极撤退的角度,主张先出营口,进退有据,依托海口,然后由营口北出大洼、盘山,向沟帮子、北镇前进,以拊敌之侧背,或海运葫芦岛,直接解锦州之围。双方争论十分激烈,顾祝同坚持要求卫立煌按蒋介石命令立即行动,卫立煌气愤之极,激动地对顾祝同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打赌,划十字(这是土话,即写军令状画押之意)!”[15]最后,东北将领不得不表示一面命令部队先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一面继续要求蒋介石改变作战方案。
傅作义在国民党军中是一位用兵灵活、积极的将领,有增援东北的建议。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于9月25日也曾主张集中华北兵力参加辽西会战,并于26日研究作战方针时提出了这一计划,但未获总部的批准。29日,郭汝瑰依据傅的建议,重新提出,“主张由海上运一个军去葫芦岛,以稳定该方面之战局,然后以三四个军由陆上沿北宁路东进,与锦州守军内外协力击破当面敌军,然后配合东北国军于辽西作战”。郭约国防部长何应钦一起去见蒋介石,蒋终于同意了这一作战方案。这一作战方案,计划从华北抽调新五军(正改编为第八十六军,驻山海关、秦皇岛)、独立第九十五师(驻昌黎一带)至葫芦岛,归范汉杰指挥,而关键是调承德、冀东一带的第十三军、第十六军、第六十二军及烟台的第三十九军到秦皇岛及其以东地区集中,由李文统一指挥,增援锦州。这一方案规定:“沈阳部队击破彰武、新立屯方面共军后,俟傅部东进兵团进出锦西时,再向西疾进,与之协力求敌而夹击之。”[16]这一方案,避免了让卫立煌单独出辽西所可能遭遇的风险,接受了卫立煌要求华北增兵、东西对进的主张,这是一个积极求战的方案。
根据郭汝瑰29日日记,这一方案“余二十六日即已提出,惜今日批准,已损失三日时间矣”。那就是说,在26日决策时,蒋介石是命令卫立煌以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增援锦州,并没有从华北抽调重兵到葫芦岛的方案。蒋的这一方案遭到卫立煌的强烈反对,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林彪主力部署在新民附近,正准备打击沈阳援军。毛泽东曾向林彪指出,“如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所以,他要林彪把主力进一步南移,“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17]。这都是知彼知己的谋略。卫立煌一贯主张固守整训,虽然在当前作战形势下,不能不放弃固守的主张,但仍反对单独出辽西。他强调:“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提出了增兵葫芦岛、东西对进的要求[18]。蒋介石在26日决策时,为什么没有接受从华北抽调重兵的建议,这在《郭汝瑰日记》中找不到答案,而其结果,则是引起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的激烈争论。29日的决策,自应是吸收了东北将领的意见和要求,才勉强取得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的意见一致。但一则,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内部关系矛盾重重,要想真正落实这一决策,并非易事;一则,这一决策已为时过晚,解放军的攻击部署已经充分展开,和解放军比较,大大落了后手,在行动上已不可能争得主动。所以,这一表面上相当完善的方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就破绽百出。
作战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于9月30日亲自出马,飞往北平,与傅作义协商实施这一作战方案。傅作义虽然支持总部积极求战的计划,但对归绥、承德顾虑很重,认为“归绥方面未得决战之前,只能抽调六十二军、十六军”[19]。也就是不愿意放弃承德。这样,按照参谋作业,东进兵力显得不足。10月1日,蒋介石鉴于傅作义抽不出三个军的兵力,最后商定,先以独立九十五师、第六十二军海运葫芦岛,续调驻冀东的第九十二军及驻山东烟台的第三十九军去葫芦岛,并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统一指挥葫芦岛各军增援锦州。同日,顾祝同偕卫立煌由沈阳到北平谒见蒋介石,报告东北作战计划,表示“东北已决定以十四个师向彰武取攻势,长春守军待彰武方面开始攻击后即突围”[20]。
10月2日,蒋介石电示范汉杰(范回忆系空投亲笔信),略谓“正督促沈阳方面,抽调大军,前来解锦州之围,以求夹击匪军主力,一鼓歼灭之”,并指示机宜说:“估量本身战力,如能坚守,则固守待援;如自量不能持久,则可转移至葫芦岛,以取得海上连络线。”[21]但范汉杰愿意坚守待援,吸引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同日,蒋介石由北平亲自飞往沈阳与前敌将领研讨作战方案。据《郭汝瑰日记》:“十五时总统召集东北军长以上军官会议,廖耀湘等均认为不能向新立屯及其以西深入,而主张打通营口,求一海口,并都认为锦州如不能固守,则西进并无意义。总统令余说明由华北抽四个师先稳定锦、葫,然后再由华北及山东各抽一个军运葫芦岛,以适时配合沈阳兵团之西进。余并要求沈阳出击兵团能在彰武、新立屯附近实施小型歼灭战,苟能歼敌一个纵队则全局均好转无疑。于是所有军长、司令官等始转忧为喜。”晚餐后,蒋介石对党政军高级人员训话,他面对着信心失堕、士气低落的部下,企图以哀兵之心,来激励士气,挽回败局:“沈阳不可再弄成长春局面,辽西会战如有失败,则与各位无见面期矣。”[22]翌日,卫立煌、赵家骧(东北“剿总”参谋长)向蒋介石报告作战计划,5日集中完毕,6日开始行动,攻击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可集中十二个师出击,其攻击目标为彰武。蒋介石根据罗泽闿的意见,认为非攻下新立屯即无作用,即命令非攻新立屯不可[23]。守备兵团由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蒋介石在沈阳部署完毕,10月3日即飞回北平,5日前往天津,从塘沽乘重庆号军舰,于6日到达葫芦岛,部署作战,激励士气。他临时直接作出决定,葫芦岛军队由侯镜如指挥,在侯镜如带队未到以前,暂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在此之前,卫立煌决定在葫芦岛设立指挥所,以陈铁任主任,负责统一指挥援锦部队,10月4日,指挥所在葫芦岛正式成立。但蒋介石到来后,把这个指挥所撇在一边,越过卫立煌,直接任命指挥官。7日,蒋介石回到北平。8日,傅作义表示希望蒋介石能注意太原方面作战,并希望对东北、华北均采取主动。是日下午原有军事会议,研究太原、承德应如何作战,尤其依辽西作战可能之推移,应早作准备。但蒋表示有私事要到上海,撇下严峻的军务,于下午2时离开北平。事后得知,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要办捣乱金融的孔令侃。蒋介石飞到上海后,即于9日同宋美龄一起把孔令侃接回南京。傅作义感慨系之,事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失去信仰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24]国民党系统将帅之间离心离德,已经无可挽回。
在国民党军决策期间,解放军对北宁路作战的战役目标和战役部署又作了新的调整。9月21日、22日,中共中央军委先后两次电告林彪,主张首先歼灭锦州到塘沽一线十九个师的国民党军,并占领这一线。毛泽东从战略全局上看到,无论是东北,还是华东徐州一线,甚至作战一贯积极主动的傅作义,都处于麻痹状态,没有积极的军事部署,对解放军歼击敌军十分有利。林彪一方面按照军委指示,部署三、四、七、八、九、十一纵队及二纵五师、热河三个独立师等部在北宁线作战,待“义县、高桥解决后,准备接着歼锦西、兴城之敌。然后如山海关之敌未逃时,即攻山海关,如敌已逃,则回头打锦州”。但另一方面,他仍以“一、二、十纵准备集结于黑山、新民、彰武、法库地区打援”。而五、六两个纵队则部署在更北的开原、昌图和长春南地区,对付长、沈之敌[25]。将东北野战军部署成层层掩护南进的姿态,一旦卫立煌全力出援,或南下部队攻击不利,也可进退自如,尚未决心按毛泽东的要求,倾东北野战军的全力,悬军南下,争夺锦州这座对双方都生死攸关的战略要地。27日,军委指示林、罗、刘,以沈阳之敌处于麻痹状态为前提,主张先打锦州,然后完全肃清锦、塘线,直迫天津城下。28日,林彪也调整了部署,他考虑到先攻锦西,敌第五十四军战斗力比较强,又不便于抽出打沈阳来援之敌的队伍,于是决定先打锦州,再打锦西。但这时,中共中央军委获得了卫立煌到南京商讨军事的情报,判断一定是决定接应长春突围和增援锦州。为了准备大规模的会战,军委于29日要求东北野战军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歼灭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之敌。军委指出“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以争得主动权。为此,要求他们加强攻锦兵力。毛泽东对敌情的变化显然感到着急,批评东北野战军:“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日已廿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26]
华东野战军以八天时间,攻克了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济南,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攻坚作战的勇气。9月29日,林彪按照中央军委指示,调整了部署,作出了以五个纵队攻击锦州,以一个纵队对付锦西,以六个纵队打援的部署,这是针对现有东北国民党军的态势所作的攻锦部署。他充分明白锦州战役的战略意义,不免对这场恶仗存有疑虑。他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已动员军队,不怕伤亡,不怕疲劳,准备进行大恶战。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从上首到锦西敌人过多时,则使我军陷于被动地位。否则,就有充分把握攻占三点,与大量歼灭沈阳与突围之敌。”[27]9月30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由双城乘火车经昂昂溪南下,指挥锦州战役。10月1日,林彪完成了攻锦州的部署后,命令所部一举攻占义县。是日,炮兵纵队司令朱瑞在视察义县突破口时,中地雷牺牲。
10月2日,林彪乘列车进至郑家屯(即双辽)以西,获得了国民党军新五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情报,出现了29日估计的敌情变化的可能性,即所谓“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怎么办”的问题。锦州、锦西间国民党军阵地间隙仅二三十公里,无险可守,敌从锦西集结重兵增援,解放军阻援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而国民党军的实际计划,比当时林彪所获情报还要多出两个军。林彪既担心阻援的困难,又担心攻坚的困难,即在敌援到达之前,能否迅速攻下锦州,因而一度犹豫不决。林、罗、刘于2日22时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仍攻锦州和回师攻长春两个方案,请军委同时考虑和指示。东北野战军指挥部经过11个小时的犹豫,于3日9时,未待军委复电,再电军委,表示决心仍攻锦州,并作出了新的部署:“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两个师;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28]毛泽东接到林彪2日22时电,十分焦虑,于3日17时、19时连发两电,严词批评:“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同时,批评东北野战军指挥所未能及时到达锦州前线,要求他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毛泽东得到林彪仍攻锦州的复电后,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除了指出东北野战军在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的错误外,欣慰地表示:“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29]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终于对战役部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这是一场力量和速度的较量。国民党军事实上计划以四个军增兵葫芦岛,甚至还有以四个军沿山海关东进的计划。如果国民党军能够按照参谋作业,协调一致,而锦州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东北解放军的兵力部署并非无隙可乘,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彪对攻锦战斗顾虑重重的原因。一场力量均衡的决战,胜负难以预料。但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决策上已经落后,部署又十分迟缓,更何况既定的增兵计划也未能完全实现,也就没有力量与解放军抗衡了。
锦州守军有第九十三军、新编第八军等八个师,一个师已在义县被歼灭,均系云南的部队,战斗力比较弱,沈阳空运的第七十九师仅到两个团。第六兵团司令官为卢浚泉。范汉杰为黄埔系,但原属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瓦解。范在锦州指挥,没有基本部队。范汉杰和卢浚泉间上下级不同心,“向来也没有开诚布公地交换过意见”[30]。锦州四面环山,七个师的兵力,环城部署,处处防守,处处薄弱,粮弹储备均感不足。在解放军对锦州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之前,约10月6日至8日间,范汉杰一度召集军事会议,准备突围到锦西,与关内部队会合,但卫立煌来电话说:“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31]于是中止了撤退行动。
东北野战军在本年度内进行了长时间的攻坚训练,临战之际,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对战术问题又作了明确的指示,要求所部掌握四快一慢原则,吸取不良战例的教训。10月4日,组成了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分别由韩先楚、邓华指挥,前线部队进行了充分的土工作业,尽量逼近敌军阵地。战斗组织十分完善,士气高涨。10月5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到达锦州前线,在锦州西北、离锦州仅十多公里处的牤牛屯设立前线指挥所,并在锦州北面459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设置了野战军司令部攻锦指挥所。10月7日、8日,林彪率司令部成员会同前线纵队司令员两次亲临前线勘察,确定了主攻方向和突破地段,各攻城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0月9日开始向锦州外围阵地发起攻击。
锦州战役进入了关键时刻,但廖耀湘率辽西兵团5个军12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计约十五万余人,迟至6日才下达集中命令,7日至巨流河设立前进指挥所。9日起开始攻击,以新三军攻击彰武,新一军指向新立屯。辽西兵团不敢由新民沿北宁线攻击黑山、新立屯、沟帮子直援锦州,而取巧攻击彰武,企图截断东北野战军后勤补给线,迫其回援,以解锦州之围。但解放军后勤补给早已作了充分准备,敌占彰武,置于无用之地,对攻锦部队不构成威胁。
按前面所述,蒋介石本有攻占新立屯的命令,但很显然:既命令同时攻击彰武,则攻击新立屯的命令并不坚决,前线将领顾虑自己安全,更不愿坚决执行。11日,辽西兵团未经激烈战斗占领彰武。12日,锦西战局恶化,蒋介石才命令卫立煌转令廖耀湘一意西进:“此时我沈阳出击部队不可再作等待两锦部队东进会师之打算,应即乘此匪攻两锦疲困之机,不问两锦如何恶化,廖司令官所部应一意西进,勿再犹豫,万一锦州不保,亦须尽其全力,负责恢复,此为东北整个国军生死存亡之关头,亦为今日唯一之战略,接电应立即遵行,切勿延误,并盼立复。”[32]这时,葫芦岛东进兵团在塔山受阻,锦州危急,卫立煌与罗泽闿等到新民前线视察。廖耀湘和卫立煌从自身安全出发,主张辽西兵团应控制于彰武、新民之间,新开河以东地区,“万一锦州失守,则渡新开河西进的辽西兵团,就会陷于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廖更希望锦州万一失守,则把兵团主力拉回辽河东岸,经辽中撤往营口。但罗泽闿反对,认为这和蒋介石的意旨不合。10月14日,锦州危在旦夕,在沈阳督战的参军罗泽闿向蒋介石电告:“廖耀湘部须在一星期后作进攻新立屯之准备。”并称:“卫总司令及廖司令对增援锦州,均不欲冒险前进,现锦州已电讯中断,我南北兵团向锦州夹击计划,恐难实现,请速定尔后新方略。”蒋即电令卫立煌并转廖耀湘:“此时我军向锦州挺进,切莫仍作增援锦州之观念,而应先下收复锦州之决心,但前进愈速,则危险愈少,尚可望解锦州之围,故最迟务于19日以前到达锦州,在此期间,无论锦州如何变化,而廖司令官之惟一任务,应一意挺进,限期收复锦州也。届时,烟台第八军及第九十二军必可集中锦葫,仍可夹击两锦附近之匪,予以歼灭,完成最大之使命也。”[33]据廖耀湘回忆,蒋介石接到罗的报告,即严令廖耀湘亲率辽西兵团主力星夜渡新开河进占新立屯,再向锦州前进。廖耀湘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不得不于14日晨下达作战命令,他知道,兵团渡过新开河以后,行动就失去了自由,再没有向沈阳回顾的余地,只有经新立屯、阜新直向义县挺进。15日,新一军占领新立屯,到达黑山外围,廖耀湘当晚命令各部向阜新挺进,但为时已晚。16日拂晓前,廖得到了锦州失守的消息,十分惊惧,不得不命令各部停止攻击,等待命令,自己当即赶回沈阳,商讨对策[34]。
在辽西兵团行动迟疑的同时,葫芦岛增援部队也未能适时集中。第六十二军10月9日才首先全部到达葫芦岛,这时,锦州外围战斗十分激烈,范汉杰屡屡呼援。阙汉骞主张9日开始行动,但六十二军刚到,喘息未定,需要稍事整顿,只好推迟到翌日进攻。10日拂晓,以第六十二军进攻大台山,以第五十四军的第八师攻击塔山,以暂编第六十二师攻击铁路桥头堡。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即仓促上阵,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伤亡严重,不得不于上午11时停止攻击。下午,代表蒋介石前来督战的罗奇随同独立第九十五师从塘沽到达葫芦岛。11日,阙汉骞继续指挥两军攻击,再次受到挫败。同日下午,葫芦岛东进兵团指挥官侯镜如率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到达葫芦岛。原计划系全军增援,但傅作义迟迟未派兵接替九十二军防务,而蒋介石再三来电催促,侯只好先率一师赴援,而烟台的第三十九军也迟迟没有起程。侯镜如到达后,即召集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但各军只图自保,侯镜如也并无积极作战的意愿,他的作战部署意图是:“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35]所以采取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以主力沿锦葫公路、铁路进出,并决定以独立第九十五师主攻塔山。12日休战一天,进行作战准备。
13日,葫芦岛东进兵团以独立第九十五师主攻塔山,以六十二军攻大台山,以第八师攻铁路桥头堡。独立第九十五师采取了波浪式冲击战法,以团为单位,分成三波,用一营为一波,轻重机枪集中使用,掩护步兵连前进,向塔山攻击。血战经日,攻至解放军阵地障碍物边缘,即遭到解放军强大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进退两难。解放军阵地筑工坚固、隐蔽,政府军炮火无法破坏,攻击十分困难。14日,东进兵团继续攻击塔山,战斗更加猛烈。独立第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报告,该师一个营攻入塔山阵地,要求使用预备队,侯镜如即令第二十一师准备出击。但旋得消息,解放军集中火力向第八师和独立第九十五师反复猛烈反击,该师退回原阵地,侯即命预备队停止待命。血战两日,独立第九十五师伤亡过大,每团缩编成一个营,已无力再战。这时,第三十九军及原定的战车部队尚未到达,尽管锦州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但东进兵团仍决定15日休战一天。东进兵团兵力集中缓慢,号称四个军,除守备部队和预备队外,攻击部队不足二个军,海、空不能协同作战,逐次投入兵力,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下,在并不险要的塔山阵地前寸步难行。
东北野战军乘敌两路援军进展迟缓之间,积极攻击锦州,进展顺利,至13日,各部经过激烈战斗,夺取了锦州外围高地。14日11时,解放军发起总攻,南北两集团在炮火掩护和坦克支援下,迅速突破城垣,展开巷战。经过仅三十一小时的战斗,至15日18时,全歼守敌。范汉杰、卢浚泉被俘,锦州守军十万余人被歼灭。
9月10日,郭汝瑰经蒋介石允许,带着第三厅策定的东北作战方案飞赴沈阳,与卫立煌协商实施。当日晚,郭与卫见面,卫立煌深知东北各军战斗意志十分消沉,因而“反对长春突围,认为突围二日即将被全部歼灭”,同时“认为如沈阳方面出兵援助,则沈阳方面亦必乱得站不稳脚”[2]。11日,郭与卫再次商讨作战方针,经卫同意,由郭代拟如下:“长春应尽最大努力固守以牵制敌军,沈阳部队则力求战力恢复,粮食自给,候机击破敌一、二个纵队之后再北上解围,而挽回东北局面。”东北将领廖耀湘等则认为:“沈阳久守不攻非计,东北安全并非由于我取守势,而系匪无力取攻势之结果。伊等均主张打通营口至沈阳之交通。”于是,郭汝瑰拟定东北作战指导腹案如下:“国军应立即打通营口,将锦州方面部队转用于沈阳,形成有力之攻势兵团,于冬季前进出开源、昌图附近地区寻敌决战,以解长春之围。辽西则仅保守葫芦岛、锦西,冀东则保持秦皇岛及其以西交通。秦锦间铁路可先拆除以减少损失。长春方面尽量加强空运,以图渡过严冬,可能时则与北上部队夹击敌军。”[3]
12日,郭汝瑰由沈阳飞抵北平,与傅作义商讨军事。傅主张“华北唯有实行攻势,方可支持,一守即不可收拾”,并准备进攻石家庄,同时在南口设伏,得到郭汝瑰的赞成。[4]
郭汝瑰回到南京后,于14日、15日间,先后向刘峙、顾祝同、蒋介石及美国顾问报告东北之行及上述腹案,得到各方的支持,蒋并令郭本此方针详拟计划呈核。但事实上,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于9月12日发起北宁线战斗,上述方案闭门造车,完全脱离了当前敌情,根本无力应付即将来临的战局。国民党军统帅部对东北的战局尚未来得及作出反应,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即于9月16日夜发起攻济战斗,进展十分迅速。蒋介石和统帅部对济南形势十分着急,忙于调兵增援,暂时顾不上东北的战斗,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上,更陷入了消极麻痹状态。
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克服了水灾,修复了铁路线之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9月3日向中央军委报告:“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5]9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前线将领的作战计划,同时指示:“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涉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十三军。”要他们歼击从天津到锦州互相孤立的敌军,并准备在运动中歼灭可能从沈阳来的增援部队,准备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因此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保持向两翼机动的地位。此外,中共中央军委估计:“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五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6]
9月7日,毛泽东再次指示林彪,主张将原部署在新民以北的主力进一步南移,一则增强攻击锦州至唐山一线的兵力,一则将部队部署在离沈阳较远的地区,便于引诱沈阳卫立煌部增援,并强调说:“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7]林彪于9月10日对毛泽东7日申虞电表示“完全同意”,但仍将三个纵队部署在新民附近,准备“随时协同歼灭长春突围之敌或歼灭由沈阳北上策应之敌,又能掩护北宁线之作战,并随时按北宁线之需要增加北宁线”[8]。林彪对北线安全存有顾虑。在这场战役方针的讨论中,统帅部对战略利益看得比较重,对战略重心看得比较准,而前敌将领对战役安全看得比较重,对敌情的变化比较敏感。这种情况在国共双方都存在。在解放军方面,攻济战役过程中和辽沈战役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这应该说是正常的现象。当时,解放军在战略上已处于主动地位,统帅部和前线将领之间关系和谐,对战役方案商议得比较透彻,因而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于是,解放战争时期,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正式启动了。9月7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了北宁线作战的政治动员令,9月10日,大规模军运开始,南下部队一度在四平滞留隐蔽,待12日战斗打响后,继续南进。已在南线各部于9月12日以奔袭动作,向北宁线锦州外围诸点展开攻势。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六、八师和炮兵旅首先包围兴城、绥中,锦西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南下增援,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撤兴城之围,集中攻击绥中。13日,解放军十一纵向昌黎挺进。14日黄昏,昌黎守军突围时被歼灭。同时,第九纵队于12日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义县守敌退路。16日,第四纵队到达,将义县包围。20日到23日间,自西安(现辽源)、四平一线南下的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第五师以及炮兵纵队一部到达义县地区,接替包围义县的任务,第九纵队继续南下进逼锦州,第四纵队南下攻击兴城。原在北线的第八纵队自八面城南下,第七纵队自四平继续南进。21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离开哈尔滨到双城指挥各部运动和包围敌军。自25日至29日间,解放军先后占领锦、义间的葛王碑、帽儿山要地,攻占锦州和锦西间的高桥、西海口和塔山,并攻占了兴城和绥中,孤立和切断了义县、锦州和锦西的联系,先后歼灭敌军两万人。29日,解放军以炮兵火力袭击锦州飞机场,击毁敌机5架,封锁了锦州机场。这样,东北野战军第一阶段奔袭作战,即将唐山至义县间国民党军各据点分割包围,截断了华北国民党军北援之路。
毛泽东在辽沈战役酝酿期间,即策划以华北军区部队出击绥远,策应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但由于林彪推迟了南下时间,华北野战军也不便轻进。9月初,东北野战军南下在即,由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华北第二兵团即向平古路南段、平北地区出击,吸引敌军。9月中旬,傅作义即以暂三军、第十六军分东西两路向平北山区攻击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深入解放区达90公里,被解放军击溃。在第二兵团掩护下,由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率领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于9月5日自易县、完县地区出发,向晋北集中,23日发起察绥战役,24日克丰镇,27日克集宁,28日克卓资山,控制了大同、旗下营至集宁间的广大地区,28日包围归绥。解放军威胁傅作义的根据地,他急忙于24日飞抵归绥部署,先后以主力三十五军等步骑九个师的兵力西援。10月2日,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策应第三兵团出击赵川堡(据二兵团报告为贾家湾,地点有出入——笔者),歼灭政府军暂三十一师主力,迫敌第三十五军主力回援。9日起,第二兵团再次破袭平张路,敌主力只好东归。于是,解放军华北第三兵团再次以主力回攻集宁,敌不敢恋战,于7日先期撤退。第三兵团即进击兴和,而敌于9日主动东撤。12日,经中共中央军委同意,第三兵团继续西进,威胁归绥,以吸引傅作义部主力于察绥一带。
在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经向北宁线出击,北线主力分头南下,攻击部署即将完成之际,国民党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才着手研讨对付方略,战略上十分被动。当北宁线战斗发生之后,国民党军参谋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以为解放军“将打击范汉杰部,该部似宜集中兵力以攻为守”[9]。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南线本没有强大兵力,所以郭汝瑰还在考虑以攻为守,显然对东北野战军已经全军南下的军情和战略意图还毫无所知。16日,顾祝同召集参谋们研究东北和济南作战,决定训令卫立煌、范汉杰,集中力量守锦州、锦西、葫芦岛及秦皇岛、山海关两区。17日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正当统帅部聚精会神注视着防卫济南的战斗的时候,锦州一线形势迅速恶化。9月24日,正值济南失守之日,卫立煌才奉蒋介石之召,从沈阳飞抵南京,报告东北军事。26日,蒋介石才把注意力从济南战役转向东北战场,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及卫立煌等研讨东北战局。
当时,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同卫立煌研究战局时主张:“共军如攻锦州,国军应放弃沈阳不顾,据全力援锦,以求一决定性之胜利;同时敌我主力决战之际,长春应即突围南下。如共军对锦州仅系虚张声势,则国军可袭击彰武,歼灭一部有生力量,并破坏铁道后撤回沈阳。此时如判明敌主力在辽西,长春亦可突围。惜卫终无决心,只知固守,而于锦州失陷后之后果,则全不计及。”[10]26日,蒋介石支持第三厅的作战方案,“严令其(指卫立煌——引者)照此方针实施。卫乃求总长同往”[11]。当时,解放军方面,毛泽东要求攻坚,而林彪愿任野战,避免攻坚;国民党军方面,蒋介石要求野战,而卫立煌愿任守备,避免野战。国共双方统帅部和前敌将领都有战略性的分歧。但解放军掌握着战略上的主动权,又先敌研究、展开和部署,经过充分的协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而国民党军方面,士气低落,战略目标和实力之间的矛盾十分严重,在两难的战略方案之间,选择十分困难,又着着落了后手,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的战略分歧无法磨合,导致了迅速崩溃的严重后果。
9月26日,卫立煌由于不愿意承担执行统帅部方案导致失败的后果,邀顾祝同一起前往沈阳指挥,同日决定由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到锦州加强防御。27日拂晓,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九师第二三五团开始起运,军参谋长周声夏同去锦州指挥,28日继续空运该师第二三七团和师部及直属部队。但29日拂晓,解放军炮兵火力控制了飞机场,空运被迫停止。同济南一样,国民党军增援行动落后了一步,加强锦州守备兵力的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卫立煌曾向顾祝同建议,命令范汉杰放弃锦州,退守葫芦岛。但顾祝同表示未经蒋介石批准,不能下达命令[12]。顾祝同到东北,奉蒋介石之命监督命令的执行,要求东北主力立即行动,“主要不是如何安全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你们出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以解锦州之围的问题”。但东北将领普遍认为,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背三条大水,侧敌行军,有被解放军围城打援、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卫立煌仍坚持固守沈阳,但考虑到蒋介石的命令,主张“在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13]。即“希望华北增兵葫芦岛,由锦西援锦州”[14]。廖耀湘从消极撤退的角度,主张先出营口,进退有据,依托海口,然后由营口北出大洼、盘山,向沟帮子、北镇前进,以拊敌之侧背,或海运葫芦岛,直接解锦州之围。双方争论十分激烈,顾祝同坚持要求卫立煌按蒋介石命令立即行动,卫立煌气愤之极,激动地对顾祝同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打赌,划十字(这是土话,即写军令状画押之意)!”[15]最后,东北将领不得不表示一面命令部队先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一面继续要求蒋介石改变作战方案。
傅作义在国民党军中是一位用兵灵活、积极的将领,有增援东北的建议。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于9月25日也曾主张集中华北兵力参加辽西会战,并于26日研究作战方针时提出了这一计划,但未获总部的批准。29日,郭汝瑰依据傅的建议,重新提出,“主张由海上运一个军去葫芦岛,以稳定该方面之战局,然后以三四个军由陆上沿北宁路东进,与锦州守军内外协力击破当面敌军,然后配合东北国军于辽西作战”。郭约国防部长何应钦一起去见蒋介石,蒋终于同意了这一作战方案。这一作战方案,计划从华北抽调新五军(正改编为第八十六军,驻山海关、秦皇岛)、独立第九十五师(驻昌黎一带)至葫芦岛,归范汉杰指挥,而关键是调承德、冀东一带的第十三军、第十六军、第六十二军及烟台的第三十九军到秦皇岛及其以东地区集中,由李文统一指挥,增援锦州。这一方案规定:“沈阳部队击破彰武、新立屯方面共军后,俟傅部东进兵团进出锦西时,再向西疾进,与之协力求敌而夹击之。”[16]这一方案,避免了让卫立煌单独出辽西所可能遭遇的风险,接受了卫立煌要求华北增兵、东西对进的主张,这是一个积极求战的方案。
根据郭汝瑰29日日记,这一方案“余二十六日即已提出,惜今日批准,已损失三日时间矣”。那就是说,在26日决策时,蒋介石是命令卫立煌以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增援锦州,并没有从华北抽调重兵到葫芦岛的方案。蒋的这一方案遭到卫立煌的强烈反对,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林彪主力部署在新民附近,正准备打击沈阳援军。毛泽东曾向林彪指出,“如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所以,他要林彪把主力进一步南移,“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17]。这都是知彼知己的谋略。卫立煌一贯主张固守整训,虽然在当前作战形势下,不能不放弃固守的主张,但仍反对单独出辽西。他强调:“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提出了增兵葫芦岛、东西对进的要求[18]。蒋介石在26日决策时,为什么没有接受从华北抽调重兵的建议,这在《郭汝瑰日记》中找不到答案,而其结果,则是引起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之间的激烈争论。29日的决策,自应是吸收了东北将领的意见和要求,才勉强取得了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的意见一致。但一则,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内部关系矛盾重重,要想真正落实这一决策,并非易事;一则,这一决策已为时过晚,解放军的攻击部署已经充分展开,和解放军比较,大大落了后手,在行动上已不可能争得主动。所以,这一表面上相当完善的方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就破绽百出。
作战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于9月30日亲自出马,飞往北平,与傅作义协商实施这一作战方案。傅作义虽然支持总部积极求战的计划,但对归绥、承德顾虑很重,认为“归绥方面未得决战之前,只能抽调六十二军、十六军”[19]。也就是不愿意放弃承德。这样,按照参谋作业,东进兵力显得不足。10月1日,蒋介石鉴于傅作义抽不出三个军的兵力,最后商定,先以独立九十五师、第六十二军海运葫芦岛,续调驻冀东的第九十二军及驻山东烟台的第三十九军去葫芦岛,并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统一指挥葫芦岛各军增援锦州。同日,顾祝同偕卫立煌由沈阳到北平谒见蒋介石,报告东北作战计划,表示“东北已决定以十四个师向彰武取攻势,长春守军待彰武方面开始攻击后即突围”[20]。
10月2日,蒋介石电示范汉杰(范回忆系空投亲笔信),略谓“正督促沈阳方面,抽调大军,前来解锦州之围,以求夹击匪军主力,一鼓歼灭之”,并指示机宜说:“估量本身战力,如能坚守,则固守待援;如自量不能持久,则可转移至葫芦岛,以取得海上连络线。”[21]但范汉杰愿意坚守待援,吸引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同日,蒋介石由北平亲自飞往沈阳与前敌将领研讨作战方案。据《郭汝瑰日记》:“十五时总统召集东北军长以上军官会议,廖耀湘等均认为不能向新立屯及其以西深入,而主张打通营口,求一海口,并都认为锦州如不能固守,则西进并无意义。总统令余说明由华北抽四个师先稳定锦、葫,然后再由华北及山东各抽一个军运葫芦岛,以适时配合沈阳兵团之西进。余并要求沈阳出击兵团能在彰武、新立屯附近实施小型歼灭战,苟能歼敌一个纵队则全局均好转无疑。于是所有军长、司令官等始转忧为喜。”晚餐后,蒋介石对党政军高级人员训话,他面对着信心失堕、士气低落的部下,企图以哀兵之心,来激励士气,挽回败局:“沈阳不可再弄成长春局面,辽西会战如有失败,则与各位无见面期矣。”[22]翌日,卫立煌、赵家骧(东北“剿总”参谋长)向蒋介石报告作战计划,5日集中完毕,6日开始行动,攻击兵团由廖耀湘指挥,可集中十二个师出击,其攻击目标为彰武。蒋介石根据罗泽闿的意见,认为非攻下新立屯即无作用,即命令非攻新立屯不可[23]。守备兵团由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蒋介石在沈阳部署完毕,10月3日即飞回北平,5日前往天津,从塘沽乘重庆号军舰,于6日到达葫芦岛,部署作战,激励士气。他临时直接作出决定,葫芦岛军队由侯镜如指挥,在侯镜如带队未到以前,暂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向塔山、锦州攻击。在此之前,卫立煌决定在葫芦岛设立指挥所,以陈铁任主任,负责统一指挥援锦部队,10月4日,指挥所在葫芦岛正式成立。但蒋介石到来后,把这个指挥所撇在一边,越过卫立煌,直接任命指挥官。7日,蒋介石回到北平。8日,傅作义表示希望蒋介石能注意太原方面作战,并希望对东北、华北均采取主动。是日下午原有军事会议,研究太原、承德应如何作战,尤其依辽西作战可能之推移,应早作准备。但蒋表示有私事要到上海,撇下严峻的军务,于下午2时离开北平。事后得知,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要办捣乱金融的孔令侃。蒋介石飞到上海后,即于9日同宋美龄一起把孔令侃接回南京。傅作义感慨系之,事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失去信仰的又一个重要的原因。”[24]国民党系统将帅之间离心离德,已经无可挽回。
在国民党军决策期间,解放军对北宁路作战的战役目标和战役部署又作了新的调整。9月21日、22日,中共中央军委先后两次电告林彪,主张首先歼灭锦州到塘沽一线十九个师的国民党军,并占领这一线。毛泽东从战略全局上看到,无论是东北,还是华东徐州一线,甚至作战一贯积极主动的傅作义,都处于麻痹状态,没有积极的军事部署,对解放军歼击敌军十分有利。林彪一方面按照军委指示,部署三、四、七、八、九、十一纵队及二纵五师、热河三个独立师等部在北宁线作战,待“义县、高桥解决后,准备接着歼锦西、兴城之敌。然后如山海关之敌未逃时,即攻山海关,如敌已逃,则回头打锦州”。但另一方面,他仍以“一、二、十纵准备集结于黑山、新民、彰武、法库地区打援”。而五、六两个纵队则部署在更北的开原、昌图和长春南地区,对付长、沈之敌[25]。将东北野战军部署成层层掩护南进的姿态,一旦卫立煌全力出援,或南下部队攻击不利,也可进退自如,尚未决心按毛泽东的要求,倾东北野战军的全力,悬军南下,争夺锦州这座对双方都生死攸关的战略要地。27日,军委指示林、罗、刘,以沈阳之敌处于麻痹状态为前提,主张先打锦州,然后完全肃清锦、塘线,直迫天津城下。28日,林彪也调整了部署,他考虑到先攻锦西,敌第五十四军战斗力比较强,又不便于抽出打沈阳来援之敌的队伍,于是决定先打锦州,再打锦西。但这时,中共中央军委获得了卫立煌到南京商讨军事的情报,判断一定是决定接应长春突围和增援锦州。为了准备大规模的会战,军委于29日要求东北野战军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歼灭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之敌。军委指出“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以争得主动权。为此,要求他们加强攻锦兵力。毛泽东对敌情的变化显然感到着急,批评东北野战军:“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日已廿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26]
华东野战军以八天时间,攻克了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济南,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攻坚作战的勇气。9月29日,林彪按照中央军委指示,调整了部署,作出了以五个纵队攻击锦州,以一个纵队对付锦西,以六个纵队打援的部署,这是针对现有东北国民党军的态势所作的攻锦部署。他充分明白锦州战役的战略意义,不免对这场恶仗存有疑虑。他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已动员军队,不怕伤亡,不怕疲劳,准备进行大恶战。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从上首到锦西敌人过多时,则使我军陷于被动地位。否则,就有充分把握攻占三点,与大量歼灭沈阳与突围之敌。”[27]9月30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由双城乘火车经昂昂溪南下,指挥锦州战役。10月1日,林彪完成了攻锦州的部署后,命令所部一举攻占义县。是日,炮兵纵队司令朱瑞在视察义县突破口时,中地雷牺牲。
10月2日,林彪乘列车进至郑家屯(即双辽)以西,获得了国民党军新五军及独立第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情报,出现了29日估计的敌情变化的可能性,即所谓“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怎么办”的问题。锦州、锦西间国民党军阵地间隙仅二三十公里,无险可守,敌从锦西集结重兵增援,解放军阻援将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而国民党军的实际计划,比当时林彪所获情报还要多出两个军。林彪既担心阻援的困难,又担心攻坚的困难,即在敌援到达之前,能否迅速攻下锦州,因而一度犹豫不决。林、罗、刘于2日22时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仍攻锦州和回师攻长春两个方案,请军委同时考虑和指示。东北野战军指挥部经过11个小时的犹豫,于3日9时,未待军委复电,再电军委,表示决心仍攻锦州,并作出了新的部署:“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两个师;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28]毛泽东接到林彪2日22时电,十分焦虑,于3日17时、19时连发两电,严词批评:“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同时,批评东北野战军指挥所未能及时到达锦州前线,要求他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毛泽东得到林彪仍攻锦州的复电后,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除了指出东北野战军在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的错误外,欣慰地表示:“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29]解放军统帅部和前敌将领终于对战役部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这是一场力量和速度的较量。国民党军事实上计划以四个军增兵葫芦岛,甚至还有以四个军沿山海关东进的计划。如果国民党军能够按照参谋作业,协调一致,而锦州能够坚持一段时间,东北解放军的兵力部署并非无隙可乘,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彪对攻锦战斗顾虑重重的原因。一场力量均衡的决战,胜负难以预料。但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决策上已经落后,部署又十分迟缓,更何况既定的增兵计划也未能完全实现,也就没有力量与解放军抗衡了。
锦州守军有第九十三军、新编第八军等八个师,一个师已在义县被歼灭,均系云南的部队,战斗力比较弱,沈阳空运的第七十九师仅到两个团。第六兵团司令官为卢浚泉。范汉杰为黄埔系,但原属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瓦解。范在锦州指挥,没有基本部队。范汉杰和卢浚泉间上下级不同心,“向来也没有开诚布公地交换过意见”[30]。锦州四面环山,七个师的兵力,环城部署,处处防守,处处薄弱,粮弹储备均感不足。在解放军对锦州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之前,约10月6日至8日间,范汉杰一度召集军事会议,准备突围到锦西,与关内部队会合,但卫立煌来电话说:“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31]于是中止了撤退行动。
东北野战军在本年度内进行了长时间的攻坚训练,临战之际,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对战术问题又作了明确的指示,要求所部掌握四快一慢原则,吸取不良战例的教训。10月4日,组成了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分别由韩先楚、邓华指挥,前线部队进行了充分的土工作业,尽量逼近敌军阵地。战斗组织十分完善,士气高涨。10月5日,林彪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到达锦州前线,在锦州西北、离锦州仅十多公里处的牤牛屯设立前线指挥所,并在锦州北面459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设置了野战军司令部攻锦指挥所。10月7日、8日,林彪率司令部成员会同前线纵队司令员两次亲临前线勘察,确定了主攻方向和突破地段,各攻城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于10月9日开始向锦州外围阵地发起攻击。
锦州战役进入了关键时刻,但廖耀湘率辽西兵团5个军12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共计约十五万余人,迟至6日才下达集中命令,7日至巨流河设立前进指挥所。9日起开始攻击,以新三军攻击彰武,新一军指向新立屯。辽西兵团不敢由新民沿北宁线攻击黑山、新立屯、沟帮子直援锦州,而取巧攻击彰武,企图截断东北野战军后勤补给线,迫其回援,以解锦州之围。但解放军后勤补给早已作了充分准备,敌占彰武,置于无用之地,对攻锦部队不构成威胁。
按前面所述,蒋介石本有攻占新立屯的命令,但很显然:既命令同时攻击彰武,则攻击新立屯的命令并不坚决,前线将领顾虑自己安全,更不愿坚决执行。11日,辽西兵团未经激烈战斗占领彰武。12日,锦西战局恶化,蒋介石才命令卫立煌转令廖耀湘一意西进:“此时我沈阳出击部队不可再作等待两锦部队东进会师之打算,应即乘此匪攻两锦疲困之机,不问两锦如何恶化,廖司令官所部应一意西进,勿再犹豫,万一锦州不保,亦须尽其全力,负责恢复,此为东北整个国军生死存亡之关头,亦为今日唯一之战略,接电应立即遵行,切勿延误,并盼立复。”[32]这时,葫芦岛东进兵团在塔山受阻,锦州危急,卫立煌与罗泽闿等到新民前线视察。廖耀湘和卫立煌从自身安全出发,主张辽西兵团应控制于彰武、新民之间,新开河以东地区,“万一锦州失守,则渡新开河西进的辽西兵团,就会陷于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廖更希望锦州万一失守,则把兵团主力拉回辽河东岸,经辽中撤往营口。但罗泽闿反对,认为这和蒋介石的意旨不合。10月14日,锦州危在旦夕,在沈阳督战的参军罗泽闿向蒋介石电告:“廖耀湘部须在一星期后作进攻新立屯之准备。”并称:“卫总司令及廖司令对增援锦州,均不欲冒险前进,现锦州已电讯中断,我南北兵团向锦州夹击计划,恐难实现,请速定尔后新方略。”蒋即电令卫立煌并转廖耀湘:“此时我军向锦州挺进,切莫仍作增援锦州之观念,而应先下收复锦州之决心,但前进愈速,则危险愈少,尚可望解锦州之围,故最迟务于19日以前到达锦州,在此期间,无论锦州如何变化,而廖司令官之惟一任务,应一意挺进,限期收复锦州也。届时,烟台第八军及第九十二军必可集中锦葫,仍可夹击两锦附近之匪,予以歼灭,完成最大之使命也。”[33]据廖耀湘回忆,蒋介石接到罗的报告,即严令廖耀湘亲率辽西兵团主力星夜渡新开河进占新立屯,再向锦州前进。廖耀湘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不得不于14日晨下达作战命令,他知道,兵团渡过新开河以后,行动就失去了自由,再没有向沈阳回顾的余地,只有经新立屯、阜新直向义县挺进。15日,新一军占领新立屯,到达黑山外围,廖耀湘当晚命令各部向阜新挺进,但为时已晚。16日拂晓前,廖得到了锦州失守的消息,十分惊惧,不得不命令各部停止攻击,等待命令,自己当即赶回沈阳,商讨对策[34]。
在辽西兵团行动迟疑的同时,葫芦岛增援部队也未能适时集中。第六十二军10月9日才首先全部到达葫芦岛,这时,锦州外围战斗十分激烈,范汉杰屡屡呼援。阙汉骞主张9日开始行动,但六十二军刚到,喘息未定,需要稍事整顿,只好推迟到翌日进攻。10日拂晓,以第六十二军进攻大台山,以第五十四军的第八师攻击塔山,以暂编第六十二师攻击铁路桥头堡。国民党军兵力尚未集中,即仓促上阵,遭到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伤亡严重,不得不于上午11时停止攻击。下午,代表蒋介石前来督战的罗奇随同独立第九十五师从塘沽到达葫芦岛。11日,阙汉骞继续指挥两军攻击,再次受到挫败。同日下午,葫芦岛东进兵团指挥官侯镜如率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到达葫芦岛。原计划系全军增援,但傅作义迟迟未派兵接替九十二军防务,而蒋介石再三来电催促,侯只好先率一师赴援,而烟台的第三十九军也迟迟没有起程。侯镜如到达后,即召集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但各军只图自保,侯镜如也并无积极作战的意愿,他的作战部署意图是:“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35]所以采取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方案,以主力沿锦葫公路、铁路进出,并决定以独立第九十五师主攻塔山。12日休战一天,进行作战准备。
13日,葫芦岛东进兵团以独立第九十五师主攻塔山,以六十二军攻大台山,以第八师攻铁路桥头堡。独立第九十五师采取了波浪式冲击战法,以团为单位,分成三波,用一营为一波,轻重机枪集中使用,掩护步兵连前进,向塔山攻击。血战经日,攻至解放军阵地障碍物边缘,即遭到解放军强大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进退两难。解放军阵地筑工坚固、隐蔽,政府军炮火无法破坏,攻击十分困难。14日,东进兵团继续攻击塔山,战斗更加猛烈。独立第九十五师师长朱致一报告,该师一个营攻入塔山阵地,要求使用预备队,侯镜如即令第二十一师准备出击。但旋得消息,解放军集中火力向第八师和独立第九十五师反复猛烈反击,该师退回原阵地,侯即命预备队停止待命。血战两日,独立第九十五师伤亡过大,每团缩编成一个营,已无力再战。这时,第三十九军及原定的战车部队尚未到达,尽管锦州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但东进兵团仍决定15日休战一天。东进兵团兵力集中缓慢,号称四个军,除守备部队和预备队外,攻击部队不足二个军,海、空不能协同作战,逐次投入兵力,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下,在并不险要的塔山阵地前寸步难行。
东北野战军乘敌两路援军进展迟缓之间,积极攻击锦州,进展顺利,至13日,各部经过激烈战斗,夺取了锦州外围高地。14日11时,解放军发起总攻,南北两集团在炮火掩护和坦克支援下,迅速突破城垣,展开巷战。经过仅三十一小时的战斗,至15日18时,全歼守敌。范汉杰、卢浚泉被俘,锦州守军十万余人被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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