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韬兵团的覆没
正当国民党军准备收缩兵力、调整部署之际,解放军已完成了作战部署,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4日,粟裕发布了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命令“各部统于六日黄昏由现地开进”,“定于本月八日晚统一发起战斗”[1]。依据预定方案,华野以十一个纵队自临沂一线南下,分四路围歼黄百韬兵团;以山东兵团三个纵队自临城、枣庄一线南下,攻击韩庄、台儿庄、运河沿线、贾汪地区,从侧面佯攻徐州,迷惑敌军,不使敌过早察觉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并牵制徐州部队不敢轻易援救黄兵团。同时,陈毅、邓小平指挥东进的中原野战军4个纵队,准备攻击在商丘集、马牧集一线的刘汝明四绥区部队,同时指挥华野第三纵队、两广纵队等部自鲁西南威胁砀山、黄口一线的邱清泉的第二兵团,牵制邱兵团东援。
国民党军虽然感受到了解放军南下的威胁,但对临战的迫切性仍十分迟钝。对于解放军的战役计划并无确实的情报。按照徐蚌会战计划,正调华中“剿总”的黄维兵团到徐州战场,以对付东进的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但黄兵团自向豫西泌阳、唐河、南阳一线扫荡扑空后,正回驻确山、驻马店一线,11月四五日尚在集结整理,未能即时开进。而陈邓所率中野4个纵队已经威胁徐州。刘伯承部第二、十纵队,得到黄维东调的情报后,正积极准备围追堵截。一慢一快影响到会战全局和后来黄维兵团的命运。原在柳河一线的孙元良兵团已南调永城、宿县间,正向蒙城要地开进,刘汝明部也已奉命南撤,但刘部一八一师米文和部,归邱清泉指挥,于6日放弃商丘,掩护物资东撤。李弥兵团以第三师驻守官湖,掩护黄兵团西撤。
黄百韬位居东侧,本来态势就比较孤立,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10月底即向刘峙建议:“(一)陈毅部主力将会合其在苏北的三个纵队,夹击职部,而刘伯承部则从西南方向牵制钧部主力各兵团,使不能应援职部,如此则击破职部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之企图,已甚明显。(二)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有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周围,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2]这里所称陈毅部,系指华东野战军,并非陈毅作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当时所指挥的中原野战军部队。黄百韬由第二十五军军长升任兵团司令,原辖三个军,因决定放弃海州,原定去海州的第一○○军也划归黄百韬指挥。海州的第四十四军本拟由海上撤退,因调船不易,于6日临时改为迅速从陆路撤退,也暂归黄百韬指挥。这样,黄百韬从指挥三个军扩大为指挥五个军,成为徐州“剿总”最大的一个兵团。徐州军事会议决定黄兵团西撤后,黄百韬于5日下午从徐州回到新安镇,翌日上午召开本部军事会议,决定西撤部署,各部队于7日上午5时开始行动。
黄百韬从徐州回新安镇时已深感军情紧迫,他在火车上对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说:“可惜我这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恐怕撤退不及了。”[3]6日深夜,黄百韬已获得情报,华野主力急行南下,兵团处境危险。他与从海州撤退经过新安镇的第九绥区司令官李延年、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李以劻长谈,心情十分悲怆。他指出为掩护四十四军撤退贻误戎机的危险:“陈毅的部署是想先打第七兵团,现在兵团战略位置非常不利,在新安镇打则孤立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且徐州工兵团迄今未来架设运河桥梁,我已命第六十三军从窑湾镇强渡,其余各军明早西行,转进太迟了。要掩护第四十四军从海州西撤,不能贻误戎机,否则全兵团将被围,陷全局于不利。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他预感到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对李以劻说:“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4]
华东野战军各部5日间正向前进位置运动,6日晚开进接敌。黄百韬兵团正好于7日凌晨起离开既设阵地,侧敌运动。由于晚了一天的行程,黄百韬兵团与驻八义集的李弥兵团也未能靠拢,以便团集一起撤退。黄兵团这样的态势,正好是最容易受到割裂攻击的态势。国民党军统帅部不明敌情,指挥凌乱,导致了严重的军事后果。
11月6日晨,粟裕率华野司令部到达临沂,各纵队都已全部完成展开,进入开进攻击准备位置。当晚,华野先以一部兵力扫清前进途中的国民党政府系统地方武装和敌外围阵地。第七、第十纵队向临城、枣庄一线国民党军第三绥区运河防线进攻。第三绥区部队系原西北军旧部,和黄埔系部队矛盾很深,当时指挥所设在贾汪,司令官冯治安长住徐州,由副司令官何基沣在前线指挥。另一副司令官张克侠原系中共党员。张、何多年来和解放军建立了联络,11月5日军事会议后,他们深感大战将临,是起义的好时机,积极进行准备。解放军向临、枣一线推进时,何基沣即命部队后撤,但在动员起义时,一些高级军官仍心存顾虑,犹豫不决。11月7日晚,解放军第七纵队即强攻运河防线,迅速攻占了万年闸,歼敌守桥部队一个营。万年闸是台儿庄到韩庄间唯一的桥梁孔道,设有桥头堡。解放军突破运河防线后,第三绥区部队前面有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后面有国民党黄埔系部队的逼迫,进退无路。于是,原先动摇的军官也决心起义。师长崔振伦说:“国民党多年来干的是什么?他们幸运的时候我们巴结不上,现在他们要送丧了,我们犯不着给人家戴孝帽子。老蒋要我们给他看大门,他的嫡系部队好安全地向南跑,我们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把大门敞开,躲在一边凉快去,还可以看个热闹。”[5]8日,在解放军的接应下,何基沣、张克侠率第三绥区第五十九军全部和第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及三十七师一个团共三个半师,2.3万多人,在贾汪、台儿庄前线起义成功。第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率残部5000人南逃。徐州门户洞开,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迅速推进,直达陇海路,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
黄百韬兵团以第六十四军为前锋,于7日凌晨西撤,兵团部继进,以一○○军进至炮车,掩护兵团北侧,并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运河铁桥,第二十五军接应第四十四军西撤通过阿湖后跟进,第六十三军担任兵团左侧掩护,然后在窑湾渡河。兵团原准备渡河至碾庄圩集中后继续西撤。第六十四军于8日黎明全部通过运河,到达碾庄圩一带后即迅速筑工固守,策应全兵团撤退。是日兵团部及直属部队也撤过运河。但第四十四军撤退时,有随军撤退的机关人员和当地平民数万人,携带行李杂物,行动迟缓,8日晚才开始过桥,又秩序混乱,堵塞交通。第二十五军为接应四十四军,至8日才开始撤退,是夜渡河时,即遭追上的解放军攻击,直到9日晨才渡过运河。
11月8日上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黄百韬兵团西撤的情报,即命令各纵队以猛烈的动作迅速截歼黄兵团。入晚,华野第四纵队前锋即与黄兵团第一○○军后卫掩护部队发生战斗,主力包围了在官湖掩护黄兵团的李弥兵团的第三师,并在第三师突围时予以重创,一部攻击正在过桥西撤的第二十五军,重创该军的第一○八师。华野第八纵队于9日赶到前线,奉命抢占运河铁路桥,围歼黄兵团第一○○军第四十四师担任后卫的两个多团。敌纵火焚毁铁路桥。解放军各部一面修桥,一面涉水抢渡[6]。华野第九纵队于8日奉命南进越过铁路西向追击,黄兵团第六十三军行动迟缓,其先头部队于7日到达窑湾时,即遭到已占领运河西岸的华野苏北第十一纵的坚强阻击,架桥未成。前来接应的黄兵团第六十四军也被十一纵驱逐。九纵到达新安镇时,六十三军主力离开仅两小时。8日夜,九纵于堰头镇包围六十三军一部,军长陈章逃到窑湾,9日晨,九纵即追击抵达窑湾,将六十三军主力予以包围。不久,奉命移交给第一纵队予以围歼,九纵即西渡运河追击。至12日晨,六十三军在运河以东被全部歼灭。这样,黄兵团在撤退过程中,即有一个军被歼灭,二个师受到重创。
由于8日何基沣、张克侠起义,解放军突破运河防线南下,黄口邱清泉兵团遭到解放军的攻击,米文和师又在张公店为中野部队包围歼灭,徐州“剿总”刘峙感到徐州两侧均受威胁,极为恐慌,无法正确判断敌情。为了徐州的安全,他赶紧收缩兵力,命令李弥兵团自八义集回守徐州,孙元良兵团自蒙城经宿县调徐州,邱清泉兵团自黄口向萧县夹河东侧地区间集结。9日晨,李弥兵团撤至徐州,拉开了与黄兵团的距离。10日下午,突破运河防线的华野山东兵团第七、第十三纵队挺进至陇海路八义集一带,李兵团已经撤走,仅黄兵团后卫掩护部队第一○○军第四十四师余部,正调徐州整补,李兵团第九军第三师一个团,撤过运河后归还建制,及第四十四军前锋一部,先后到达八义集一带,与解放军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国民党军即团集八义集抵抗,战斗至11日,被全部歼灭。解放军切断了黄百韬兵团和徐州的联系。
10日上午9时半,蒋介石召开作战会议,正式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全权负责指挥徐州方面的作战,并对徐州“剿总”下达如下指示:
1.应本内线作战的原则,集中全力先求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而歼灭之。为求决定性的胜利,宜尽百般手段,迟滞阻击由西东窜之共军第三、八、十,三个纵队越过津浦南段参加其主力军之作战。
2.黄百韬兵团之六十三军应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军不应再向后撤,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
3.邱清泉兵团应以主力转用于徐州以东,协同黄兵团作战。
4.李弥兵团应抽出一个军参加攻击。
5.徐州守备部队应坚工固守,支持各方面对共军之攻击,形成战场之坚固支撑点,以利决战。
6.孙元良兵团应即推进至夹沟、符离集地区阻击共军三、八、十各纵队之东窜,并维护交通。
7.刘汝明部即集结于固镇、宿县维护交通,并清剿铁路两侧共军[7]。
是日,蒋介石又电催黄维东进,“徐州会战业已开始,情况至为紧急。黄兵团应兼程急进,务期于十三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即阜阳、太和地区;同时有亲笔信给黄百韬,决心集中兵力进行决战,“期在必胜”[8]。
刘峙对徐州西侧解放军的威胁十分忧虑,因而不赞成这一作战方案,于是日晚8时复电称:“徐州以西之匪尚有强大力量,其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其东兵团之作战。我军作战基本方针,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以策应黄兵团之作战,以争取时间,然后集结兵力,击破一面之匪。”[9]杜聿明回忆说,他到徐州后,提出第一案,先集中力量,攻击中野一部,刘等不赞成。但事实上,杜说的第一案,正是刘10日电的方案,当时杜尚未至徐州,可见,整个战役中,刘、杜、邱顾虑徐州安全是一致的。但刘峙的方案遭到蒋介石的申斥,11日“戍真午防挥督电”指示:“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戍蒸防挥督电所示方针,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匪,以免黄兵团先被击破。”[10]然而,蒋介石的命令并没有摆脱国民党军固有的战略缺陷。当时,解放军正集中华野全部、中野主力参加会战,而国民党军要顾及徐州等地的守备,不能集中全力进行野战,以争取战斗的胜利。统帅部“坚工固守”徐州的命令,本身就分散了兵力,而到了前线指挥官那里,守备徐州的责任,成了比统帅部更严重的一个包袱,因而不能彻底执行统帅部的命令,统帅部既不能帮助他们放下这一包袱,也就不能解开这个死结。后来,刘峙、杜聿明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依然围绕着保卫徐州这个死结旋转。
解放军自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对于淮海战役已无后顾之忧,全军上下十分振奋。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四个纵队东进之后,已能同华东野战军直接配合战斗,战役形势更十分有利。淮海战役的实际展开,必将超过预定规模。10月31日,粟裕请示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11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12]。陈邓复电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13]事实上,后来两战场的协调仍然是通过中央军委进行的。
战役发起后,中央军委即于11月7日对战役提高了要求,希望用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敌黄百韬、李弥、冯治安、刘汝明各部21至22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14]。据粟裕回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和条件都十分有利,“我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15]。因此,粟裕、张震于11月7日、8日连电中央军委,就全局战略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们在8日电中认为,蒋介石一个可能继续在江北同解放军作战,另一个可能是撤守长江,“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也不至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因此主张:“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16]
中共中央军委支持前敌将领的建议,于9日指示:“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要求调整部署,在长江以北全歼敌军。当时,国民党军刘汝明部已经撤退,孙元良部也已撤至蒙城,中野未能按原计划歼灭该两部敌军,军委指示:“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三、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军委号召全军:“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17]入夜,军委以简短、明确的电文指示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18]表达了在南线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10日,中央军委连续两电致陈毅、邓小平,要求集中全力迅速攻占宿县,切断徐蚌路。至此,解放军统帅部完成了在南线进行战略决战的决策和部署。这一决策最终指导淮海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这一决策在战役和战术部署上,对敌军就地抵抗的能力未予充分重视,为此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黄百韬兵团主力于9日撤至运河以西,大约是10日上午即召集各军长研究继续西撤的部署。多数人主张按兵团既定部署西撤,但部队完整、筑工已经完成的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不同意西撤,主张就在碾庄圩决战。他“认为要打就打,何必走东走西、走去走来,企图快些决战,挽回劣势,不让共产党独霸天下,自己可能因此扩充势力,把广东外调部队抓在手里组成一个兵团,败则抱着一个够本两个有赚,到处黄土可埋白骨”[19]。当时,各军在解放军追击下多有损失,据黄百韬报告,第二十五军伤亡失踪官兵约二千人,第一○○军五千余人,第六十四军千余人,第四十四军损耗千余。并且,各军秩序混乱,六十三军已遭解放军包围,该军和六十四军同为粤系部队,所以,刘镇湘尚希望予以营救。如上所说,这一天,蒋介石已命令“黄百韬兵团之六十三军应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军不应再向后撤,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另据陈士章、刘镇湘分别回忆,国防部、刘峙都有令黄百韬独断专行的指示,于是,黄百韬即决心在碾庄圩固守待援,并庆幸地向蒋介石、刘峙报告说:“仰赖钧座德威,幸未遭匪算。”[20]
当时,解放军的追击部署已经完成,华野第七、十、十三纵队正奉命挺进陇海路,阻击黄兵团退路,分割李弥、黄百韬兵团,威胁徐州,苏北第十一纵自南向北挺进,与南下部队协同阻击。苏北兵团率二纵、十二纵及中野第十一纵经宿迁向睢宁、徐州间大王集、双沟镇方向急进,迂回堵击,并威胁徐州,侧击徐州东援兵团。因此,黄百韬在撤退过程中,必将遭到解放军的急袭、分割、包围,有溃散的危险。黄百韬既决心就地抵抗,即将兵团指挥部设于碾庄圩,第二十五军在北,第六十四军在东,第四十四军在南,第一○○军在西,猬集一团,组织防御。当解放军追击部队抵达时,黄兵团即依托既设阵地进行顽抗。这一措施,使黄兵团得以避免如六十三军那样迅速溃散。
华野于10日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之后,即组织第四、六、八、九、十三共五个长于攻坚的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各部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精神追击敌军,迭有斩获,士气高涨。但黄百韬兵团迅速转入阵地防御,解放军各部仍以急袭手段攻击敌军,进展缓慢,伤亡严重。华野司令部虽曾指示所部,“如敌已固守村落据点,我则应完成包围,绵密侦察,组织火力,在统一号令下(纵或师),一举聚歼之”[21]。但这一指示,显然仍对黄兵团阵地抵抗能力估计不足,因此,粟裕于13日部署各军于当日晚歼灭二十五、一○○、四十四军的任务未能达成。14日晚,粟裕召开歼黄各纵干部会议,改变战术,部署攻坚,并决定歼黄各纵由山东兵团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15日15时,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至此刻为止,黄兵团之一○○军已全歼(正、副军长被俘),四十四军、二十五军各歼约半,六十四军亦已歼灭五分之二。因此,该敌至此只有四个旅兵力,以碾庄为中心,占有十二个村庄。因其部队密集,并已筑好了工事,不易分割,必须逐一攻击,且因后方炮弹接济不上,致延时日。”[22]
杜聿明于11日凌晨从南京乘飞机到达徐州指挥部,当即召集军事会议,部署东援黄百韬。下午,他查明邱清泉兵团西侧并无严重威胁,即决心将邱兵团东调,以第十六兵团及第七十二军守备徐州,以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归前进指挥所指挥,展开于团山以西南北地区,以第二兵团的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九里山附近。12日部署完毕,13日9时,在空军、炮兵掩护下开始攻击前进。是日下午,蒋介石因黄兵团危险万分,电令刘峙、杜聿明、邱清泉“星夜挺进,务于本夜到达碾庄附近解围”[23]。杜原计划集中兵力,寻求迂回击破解放军之一翼,以解碾庄之围。邱清泉部下也曾建议避开正面,迂回攻击。但都因考虑到自身部队的安全,仍采取正面攻坚的稳扎稳打的办法。虽然,两个兵团有六个军,但第九军的第三师已经残破,第十二军缺乏战斗力,第七十四军又作了预备队,实际用于攻击的仅第八军、第五军、第七十军。邱清泉更消极自保,不肯力战。经两日战斗,进展迟缓。杜聿明即把第七十四军调到右翼潘塘一线,准备迂回侧击。战后,国民党军方面总结教训说:“邱兵团到达徐州东南地区后,迟至十三日始向东攻击,且并未遵本部指示,以全力求匪攻击,以致匪得获时间转用兵力,阻我东进,实因徐州剿总作战指导之失当。”[24]
14日,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乘飞机到战场上空视察,发现“徐州无乾坤一掷、向东解围之魄力。且东进兵团仅八、五、七十、七十四四个军,七十四军且系侧翼掩护,用兵如此不彻底,胜利何由而来”[25]。是日,蒋介石才两次电令“徐州方面应尽量减少守备部队,彻底集中兵力向东挺进”,并令将守备徐州的七十二军投入使用[26]。翌日,顾祝同、郭汝瑰奉蒋介石之命到徐州视察,“促邱兵团迅速东进,并增加部队投入攻击”。郭主张迂回攻击,但杜聿明考虑部队和徐州安全,仍坚持逐村攻击前进。他提出:“目前徐州方面的作战,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保住徐州,并救出第七兵团;中策是牺牲第七兵团,保住徐州;下策是第七兵团救不出来,徐州也保不住。”郭汝瑰深感“徐州各将领均对于徐州安全感甚大,无肯冒险挺进者”[27]。
15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预计17日晚可以全部解决黄兵团,同时报告:“邱、李兵团连日来,除以小部队出击外,其主力不敢猛进,我正面阻击及歼灭黄兵团均无问题。”粟裕根据军委吸引邱、李兵团东进,予以合围的要求,令第十一纵稍向后撤,但“邱敌尚无动作,而李兵团之八军反向后收缩”[28]。当时,邱兵团右翼掩护严密,军委估计,不一定能截断其退向徐州的后路。为此,粟裕命令韦国清、吉洛(姬鹏飞)率领苏北兵团的第二、十二、鲁中南及中野第十一纵队四个纵队挺进至徐州以东及东南地区后向东攻击,并调第三、两广纵队归还建制,到徐州以东,先行攻击。于是,15日晚苏北兵团在潘塘镇一线,与出击的邱兵团七十四军发生激战。邱清泉感受到侧背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分兵抵抗。由于国民党军密集固守,苏北兵团未能突入分割敌军。
此时,中原野战军已东进攻击孙元良兵团后尾第四十一军,并于16日晨攻占津浦路敌重要补给基地宿县,截断津浦路。于是,徐州“剿总”刘峙命令蚌埠新组建的李延年兵团经固镇、大店集,向褚兰北援徐州。黄维兵团过阜阳后继续前进,增援徐州。
中原野战军攻克宿县之后,解放军掌握了战略枢纽,决心扩大战役规模,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在北线续歼邱清泉、李弥兵团,在南线歼灭刘汝明、黄维、李延年兵团。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筹全局。
华野对碾庄圩的攻击十分艰苦,尤其是“攻歼六十四军,逐屋、逐堡争夺,伤亡很大而缴获很小”,“出现了少数松劲泄气表现”[29]。“有些部队发生气馁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后来军委来了一个准备伤亡十万人的电报,才将这种情绪克服了”[30]。
15日晚,解放军因伤亡严重,攻黄各纵休息,停止攻击,补充弹药,调整部署,准备17日晚总攻碾庄。16日晚,华野司令部将攻黄各纵交付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粟裕率司令部移双沟附近指挥第七、十、苏十一三个纵队及韦国清、吉洛指挥的四个纵队,围歼邱、李兵团,并准备从攻黄兵团中抽出六、十三两纵西移,以总预备队第一纵队加入对邱、李作战。徐州“剿总”对解放军调整部署的计划一无所知,以为解放军准备撤退,即谎称徐州大捷,舆论大肆渲染,演出了一幕闹剧。17日,解放军为诱敌深入,阻援各军奉命后撤至大许家一线。邱、李兵团即向东推进至大许家以西南北之线。至18、19日间,国民党军方面对解放军动向依然迷惑不解。徐州“剿总”判断解放军退却,但18日,第五军在大许家一线的攻击仍遭到坚强阻击,蒋介石命令第七十二军加入李弥兵团左翼进攻,黄维兵团向宿县前进,李延年兵团向宿县攻击。国防部第三厅长郭汝瑰以为:“共军已退,特其后卫坚抗或佯动,使其主力可脱离战场耳。”[31]“共军似尚有意以刘伯承部阻止黄维,而以陈毅部第一、七、十纵队与邱、李作持久战,以便解决黄百韬,或将主力撤离战场。惟共军主力已甚自由,似无须再如此坚强抵抗。余以为如不为解决黄百韬,则必另有企图,特未知其兵力消耗究如何耳!”[32]对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能力估计严重不足。
17日晚,解放军总攻碾庄,占领大牙庄、前后黄滩,歼灭敌四十四军,俘虏军长王泽浚,但攻击碾庄圩未奏效。18日晚攻下小牙庄,19日晨,黄兵团一○○军残部反击小牙庄,为解放军歼灭。黄百韬率残部困守碾庄圩核心阵地,依然进行顽抗。由于敌军顽抗,华野攻黄各纵除十三纵于17日撤出休整、然后西进外,攻黄部队未能按计划结束战斗转移兵力。
19日,黄兵团危在旦夕,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飞临碾庄上空,与黄通话,传达蒋介石意旨,再死守一天。是日晚6时,蒋介石电令刘峙、杜聿明及援黄各将领说:“第七兵团在碾庄仍为匪围攻,情况危急,中至为焦念,万一碾庄第七兵团为匪消灭,必影响整个战局,仰倾全力不顾牺牲及损失,严督所部,兼程东进,限哿日前与第七兵团会师解围。”[33]据邓文仪回忆说,蒋介石是日“急电刘峙,要第二兵团集中全力救援黄百韬,即使徐州有失,也在所不计”[34]。但据上引电,蒋介石似从未有可以放弃徐州的指示。20日晨,据在徐州的邓文仪回忆,“当我们正要上车,杜副司令请示总司令:‘究竟守徐州要紧,还是救黄百韬要紧?’刘总司令明快的说:‘徐州都不守,救了黄百韬又有何用。’”到了前线,“邱司令官问杜副总司令,总司令对救黄百韬与守徐州有何意见,杜以总司令的话告诉他,总司令认为守徐州要紧,就凭这句话,邱司令知道刘总司令看重守徐州,他的快速进攻的决心就犹疑了”[35]。
19日晚,解放军强攻碾庄圩,至20日晨,结束战斗,占领碾庄圩,黄百韬率残部撤至大院上继续抵抗。当天,郭汝瑰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奉命到徐州研究战法,先飞至碾庄上空视察,发现碾庄失守,即至徐州,深知黄百韬已无法持久。刘峙向郭汝瑰要求:“1.总统亲往指挥;2.速空运两个军增加;3.请总统下决心以全力东进,对徐州安全可置不问。”[36]
当时,黄百韬兵团仅剩第六十四军军部、二十五军第八十师师部等残部,全兵团已被消灭殆尽。尽管徐州“剿总”制定了中央突破战法,但各军并不力战,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面前,无法突破。战至22日,解放军攻占大院上等第六十四军残余阵地,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被俘,黄百韬自杀。第七兵团五个军十个师被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粟裕正指挥各部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19日晚在潘塘一线发起真面目攻击,倾全力进攻,严重威胁徐州。但邱、李对自身安全组织严密,粟裕未能达到截断其退路的目的。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军的统帅,坚持救黄,不允许部下见危不救,是他的一条原则。但国民党军已形成恶习,蒋介石已无可能严肃军纪,造成统帅部命令和前敌状况严重脱节。而且,蒋介石始终未给予徐州将领放弃徐州的机动权力,致使徐州各将领不能不首先顾虑徐州的安危。他们早已对胜利失去信心,也就难以指望他们能用兵彻底,增援黄百韬。据《郭汝瑰日记》记载:“胡翔归报,徐州将领咸欲求徐州安全,不诚意援救黄百韬。”“余认为杜聿明、邱清泉等不着眼大局,坐令黄兵团损失,其罪不可逭!”[37]
国民党军虽然感受到了解放军南下的威胁,但对临战的迫切性仍十分迟钝。对于解放军的战役计划并无确实的情报。按照徐蚌会战计划,正调华中“剿总”的黄维兵团到徐州战场,以对付东进的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但黄兵团自向豫西泌阳、唐河、南阳一线扫荡扑空后,正回驻确山、驻马店一线,11月四五日尚在集结整理,未能即时开进。而陈邓所率中野4个纵队已经威胁徐州。刘伯承部第二、十纵队,得到黄维东调的情报后,正积极准备围追堵截。一慢一快影响到会战全局和后来黄维兵团的命运。原在柳河一线的孙元良兵团已南调永城、宿县间,正向蒙城要地开进,刘汝明部也已奉命南撤,但刘部一八一师米文和部,归邱清泉指挥,于6日放弃商丘,掩护物资东撤。李弥兵团以第三师驻守官湖,掩护黄兵团西撤。
黄百韬位居东侧,本来态势就比较孤立,已经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10月底即向刘峙建议:“(一)陈毅部主力将会合其在苏北的三个纵队,夹击职部,而刘伯承部则从西南方向牵制钧部主力各兵团,使不能应援职部,如此则击破职部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之企图,已甚明显。(二)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有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周围,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2]这里所称陈毅部,系指华东野战军,并非陈毅作为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当时所指挥的中原野战军部队。黄百韬由第二十五军军长升任兵团司令,原辖三个军,因决定放弃海州,原定去海州的第一○○军也划归黄百韬指挥。海州的第四十四军本拟由海上撤退,因调船不易,于6日临时改为迅速从陆路撤退,也暂归黄百韬指挥。这样,黄百韬从指挥三个军扩大为指挥五个军,成为徐州“剿总”最大的一个兵团。徐州军事会议决定黄兵团西撤后,黄百韬于5日下午从徐州回到新安镇,翌日上午召开本部军事会议,决定西撤部署,各部队于7日上午5时开始行动。
黄百韬从徐州回新安镇时已深感军情紧迫,他在火车上对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说:“可惜我这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恐怕撤退不及了。”[3]6日深夜,黄百韬已获得情报,华野主力急行南下,兵团处境危险。他与从海州撤退经过新安镇的第九绥区司令官李延年、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李以劻长谈,心情十分悲怆。他指出为掩护四十四军撤退贻误戎机的危险:“陈毅的部署是想先打第七兵团,现在兵团战略位置非常不利,在新安镇打则孤立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且徐州工兵团迄今未来架设运河桥梁,我已命第六十三军从窑湾镇强渡,其余各军明早西行,转进太迟了。要掩护第四十四军从海州西撤,不能贻误戎机,否则全兵团将被围,陷全局于不利。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他预感到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对李以劻说:“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4]
华东野战军各部5日间正向前进位置运动,6日晚开进接敌。黄百韬兵团正好于7日凌晨起离开既设阵地,侧敌运动。由于晚了一天的行程,黄百韬兵团与驻八义集的李弥兵团也未能靠拢,以便团集一起撤退。黄兵团这样的态势,正好是最容易受到割裂攻击的态势。国民党军统帅部不明敌情,指挥凌乱,导致了严重的军事后果。
11月6日晨,粟裕率华野司令部到达临沂,各纵队都已全部完成展开,进入开进攻击准备位置。当晚,华野先以一部兵力扫清前进途中的国民党政府系统地方武装和敌外围阵地。第七、第十纵队向临城、枣庄一线国民党军第三绥区运河防线进攻。第三绥区部队系原西北军旧部,和黄埔系部队矛盾很深,当时指挥所设在贾汪,司令官冯治安长住徐州,由副司令官何基沣在前线指挥。另一副司令官张克侠原系中共党员。张、何多年来和解放军建立了联络,11月5日军事会议后,他们深感大战将临,是起义的好时机,积极进行准备。解放军向临、枣一线推进时,何基沣即命部队后撤,但在动员起义时,一些高级军官仍心存顾虑,犹豫不决。11月7日晚,解放军第七纵队即强攻运河防线,迅速攻占了万年闸,歼敌守桥部队一个营。万年闸是台儿庄到韩庄间唯一的桥梁孔道,设有桥头堡。解放军突破运河防线后,第三绥区部队前面有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后面有国民党黄埔系部队的逼迫,进退无路。于是,原先动摇的军官也决心起义。师长崔振伦说:“国民党多年来干的是什么?他们幸运的时候我们巴结不上,现在他们要送丧了,我们犯不着给人家戴孝帽子。老蒋要我们给他看大门,他的嫡系部队好安全地向南跑,我们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把大门敞开,躲在一边凉快去,还可以看个热闹。”[5]8日,在解放军的接应下,何基沣、张克侠率第三绥区第五十九军全部和第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及三十七师一个团共三个半师,2.3万多人,在贾汪、台儿庄前线起义成功。第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率残部5000人南逃。徐州门户洞开,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迅速推进,直达陇海路,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
黄百韬兵团以第六十四军为前锋,于7日凌晨西撤,兵团部继进,以一○○军进至炮车,掩护兵团北侧,并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运河铁桥,第二十五军接应第四十四军西撤通过阿湖后跟进,第六十三军担任兵团左侧掩护,然后在窑湾渡河。兵团原准备渡河至碾庄圩集中后继续西撤。第六十四军于8日黎明全部通过运河,到达碾庄圩一带后即迅速筑工固守,策应全兵团撤退。是日兵团部及直属部队也撤过运河。但第四十四军撤退时,有随军撤退的机关人员和当地平民数万人,携带行李杂物,行动迟缓,8日晚才开始过桥,又秩序混乱,堵塞交通。第二十五军为接应四十四军,至8日才开始撤退,是夜渡河时,即遭追上的解放军攻击,直到9日晨才渡过运河。
11月8日上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黄百韬兵团西撤的情报,即命令各纵队以猛烈的动作迅速截歼黄兵团。入晚,华野第四纵队前锋即与黄兵团第一○○军后卫掩护部队发生战斗,主力包围了在官湖掩护黄兵团的李弥兵团的第三师,并在第三师突围时予以重创,一部攻击正在过桥西撤的第二十五军,重创该军的第一○八师。华野第八纵队于9日赶到前线,奉命抢占运河铁路桥,围歼黄兵团第一○○军第四十四师担任后卫的两个多团。敌纵火焚毁铁路桥。解放军各部一面修桥,一面涉水抢渡[6]。华野第九纵队于8日奉命南进越过铁路西向追击,黄兵团第六十三军行动迟缓,其先头部队于7日到达窑湾时,即遭到已占领运河西岸的华野苏北第十一纵的坚强阻击,架桥未成。前来接应的黄兵团第六十四军也被十一纵驱逐。九纵到达新安镇时,六十三军主力离开仅两小时。8日夜,九纵于堰头镇包围六十三军一部,军长陈章逃到窑湾,9日晨,九纵即追击抵达窑湾,将六十三军主力予以包围。不久,奉命移交给第一纵队予以围歼,九纵即西渡运河追击。至12日晨,六十三军在运河以东被全部歼灭。这样,黄兵团在撤退过程中,即有一个军被歼灭,二个师受到重创。
由于8日何基沣、张克侠起义,解放军突破运河防线南下,黄口邱清泉兵团遭到解放军的攻击,米文和师又在张公店为中野部队包围歼灭,徐州“剿总”刘峙感到徐州两侧均受威胁,极为恐慌,无法正确判断敌情。为了徐州的安全,他赶紧收缩兵力,命令李弥兵团自八义集回守徐州,孙元良兵团自蒙城经宿县调徐州,邱清泉兵团自黄口向萧县夹河东侧地区间集结。9日晨,李弥兵团撤至徐州,拉开了与黄兵团的距离。10日下午,突破运河防线的华野山东兵团第七、第十三纵队挺进至陇海路八义集一带,李兵团已经撤走,仅黄兵团后卫掩护部队第一○○军第四十四师余部,正调徐州整补,李兵团第九军第三师一个团,撤过运河后归还建制,及第四十四军前锋一部,先后到达八义集一带,与解放军遭遇,发生激烈战斗。国民党军即团集八义集抵抗,战斗至11日,被全部歼灭。解放军切断了黄百韬兵团和徐州的联系。
10日上午9时半,蒋介石召开作战会议,正式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全权负责指挥徐州方面的作战,并对徐州“剿总”下达如下指示:
1.应本内线作战的原则,集中全力先求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而歼灭之。为求决定性的胜利,宜尽百般手段,迟滞阻击由西东窜之共军第三、八、十,三个纵队越过津浦南段参加其主力军之作战。
2.黄百韬兵团之六十三军应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军不应再向后撤,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
3.邱清泉兵团应以主力转用于徐州以东,协同黄兵团作战。
4.李弥兵团应抽出一个军参加攻击。
5.徐州守备部队应坚工固守,支持各方面对共军之攻击,形成战场之坚固支撑点,以利决战。
6.孙元良兵团应即推进至夹沟、符离集地区阻击共军三、八、十各纵队之东窜,并维护交通。
7.刘汝明部即集结于固镇、宿县维护交通,并清剿铁路两侧共军[7]。
是日,蒋介石又电催黄维东进,“徐州会战业已开始,情况至为紧急。黄兵团应兼程急进,务期于十三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即阜阳、太和地区;同时有亲笔信给黄百韬,决心集中兵力进行决战,“期在必胜”[8]。
刘峙对徐州西侧解放军的威胁十分忧虑,因而不赞成这一作战方案,于是日晚8时复电称:“徐州以西之匪尚有强大力量,其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其东兵团之作战。我军作战基本方针,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以策应黄兵团之作战,以争取时间,然后集结兵力,击破一面之匪。”[9]杜聿明回忆说,他到徐州后,提出第一案,先集中力量,攻击中野一部,刘等不赞成。但事实上,杜说的第一案,正是刘10日电的方案,当时杜尚未至徐州,可见,整个战役中,刘、杜、邱顾虑徐州安全是一致的。但刘峙的方案遭到蒋介石的申斥,11日“戍真午防挥督电”指示:“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戍蒸防挥督电所示方针,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匪,以免黄兵团先被击破。”[10]然而,蒋介石的命令并没有摆脱国民党军固有的战略缺陷。当时,解放军正集中华野全部、中野主力参加会战,而国民党军要顾及徐州等地的守备,不能集中全力进行野战,以争取战斗的胜利。统帅部“坚工固守”徐州的命令,本身就分散了兵力,而到了前线指挥官那里,守备徐州的责任,成了比统帅部更严重的一个包袱,因而不能彻底执行统帅部的命令,统帅部既不能帮助他们放下这一包袱,也就不能解开这个死结。后来,刘峙、杜聿明在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依然围绕着保卫徐州这个死结旋转。
解放军自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对于淮海战役已无后顾之忧,全军上下十分振奋。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四个纵队东进之后,已能同华东野战军直接配合战斗,战役形势更十分有利。淮海战役的实际展开,必将超过预定规模。10月31日,粟裕请示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11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12]。陈邓复电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13]事实上,后来两战场的协调仍然是通过中央军委进行的。
战役发起后,中央军委即于11月7日对战役提高了要求,希望用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敌黄百韬、李弥、冯治安、刘汝明各部21至22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14]。据粟裕回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和条件都十分有利,“我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15]。因此,粟裕、张震于11月7日、8日连电中央军委,就全局战略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们在8日电中认为,蒋介石一个可能继续在江北同解放军作战,另一个可能是撤守长江,“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也不至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因此主张:“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16]
中共中央军委支持前敌将领的建议,于9日指示:“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要求调整部署,在长江以北全歼敌军。当时,国民党军刘汝明部已经撤退,孙元良部也已撤至蒙城,中野未能按原计划歼灭该两部敌军,军委指示:“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三、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军委号召全军:“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17]入夜,军委以简短、明确的电文指示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18]表达了在南线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10日,中央军委连续两电致陈毅、邓小平,要求集中全力迅速攻占宿县,切断徐蚌路。至此,解放军统帅部完成了在南线进行战略决战的决策和部署。这一决策最终指导淮海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这一决策在战役和战术部署上,对敌军就地抵抗的能力未予充分重视,为此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黄百韬兵团主力于9日撤至运河以西,大约是10日上午即召集各军长研究继续西撤的部署。多数人主张按兵团既定部署西撤,但部队完整、筑工已经完成的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不同意西撤,主张就在碾庄圩决战。他“认为要打就打,何必走东走西、走去走来,企图快些决战,挽回劣势,不让共产党独霸天下,自己可能因此扩充势力,把广东外调部队抓在手里组成一个兵团,败则抱着一个够本两个有赚,到处黄土可埋白骨”[19]。当时,各军在解放军追击下多有损失,据黄百韬报告,第二十五军伤亡失踪官兵约二千人,第一○○军五千余人,第六十四军千余人,第四十四军损耗千余。并且,各军秩序混乱,六十三军已遭解放军包围,该军和六十四军同为粤系部队,所以,刘镇湘尚希望予以营救。如上所说,这一天,蒋介石已命令“黄百韬兵团之六十三军应在原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军不应再向后撤,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共军”。另据陈士章、刘镇湘分别回忆,国防部、刘峙都有令黄百韬独断专行的指示,于是,黄百韬即决心在碾庄圩固守待援,并庆幸地向蒋介石、刘峙报告说:“仰赖钧座德威,幸未遭匪算。”[20]
当时,解放军的追击部署已经完成,华野第七、十、十三纵队正奉命挺进陇海路,阻击黄兵团退路,分割李弥、黄百韬兵团,威胁徐州,苏北第十一纵自南向北挺进,与南下部队协同阻击。苏北兵团率二纵、十二纵及中野第十一纵经宿迁向睢宁、徐州间大王集、双沟镇方向急进,迂回堵击,并威胁徐州,侧击徐州东援兵团。因此,黄百韬在撤退过程中,必将遭到解放军的急袭、分割、包围,有溃散的危险。黄百韬既决心就地抵抗,即将兵团指挥部设于碾庄圩,第二十五军在北,第六十四军在东,第四十四军在南,第一○○军在西,猬集一团,组织防御。当解放军追击部队抵达时,黄兵团即依托既设阵地进行顽抗。这一措施,使黄兵团得以避免如六十三军那样迅速溃散。
华野于10日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之后,即组织第四、六、八、九、十三共五个长于攻坚的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各部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精神追击敌军,迭有斩获,士气高涨。但黄百韬兵团迅速转入阵地防御,解放军各部仍以急袭手段攻击敌军,进展缓慢,伤亡严重。华野司令部虽曾指示所部,“如敌已固守村落据点,我则应完成包围,绵密侦察,组织火力,在统一号令下(纵或师),一举聚歼之”[21]。但这一指示,显然仍对黄兵团阵地抵抗能力估计不足,因此,粟裕于13日部署各军于当日晚歼灭二十五、一○○、四十四军的任务未能达成。14日晚,粟裕召开歼黄各纵干部会议,改变战术,部署攻坚,并决定歼黄各纵由山东兵团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15日15时,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至此刻为止,黄兵团之一○○军已全歼(正、副军长被俘),四十四军、二十五军各歼约半,六十四军亦已歼灭五分之二。因此,该敌至此只有四个旅兵力,以碾庄为中心,占有十二个村庄。因其部队密集,并已筑好了工事,不易分割,必须逐一攻击,且因后方炮弹接济不上,致延时日。”[22]
杜聿明于11日凌晨从南京乘飞机到达徐州指挥部,当即召集军事会议,部署东援黄百韬。下午,他查明邱清泉兵团西侧并无严重威胁,即决心将邱兵团东调,以第十六兵团及第七十二军守备徐州,以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归前进指挥所指挥,展开于团山以西南北地区,以第二兵团的七十四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九里山附近。12日部署完毕,13日9时,在空军、炮兵掩护下开始攻击前进。是日下午,蒋介石因黄兵团危险万分,电令刘峙、杜聿明、邱清泉“星夜挺进,务于本夜到达碾庄附近解围”[23]。杜原计划集中兵力,寻求迂回击破解放军之一翼,以解碾庄之围。邱清泉部下也曾建议避开正面,迂回攻击。但都因考虑到自身部队的安全,仍采取正面攻坚的稳扎稳打的办法。虽然,两个兵团有六个军,但第九军的第三师已经残破,第十二军缺乏战斗力,第七十四军又作了预备队,实际用于攻击的仅第八军、第五军、第七十军。邱清泉更消极自保,不肯力战。经两日战斗,进展迟缓。杜聿明即把第七十四军调到右翼潘塘一线,准备迂回侧击。战后,国民党军方面总结教训说:“邱兵团到达徐州东南地区后,迟至十三日始向东攻击,且并未遵本部指示,以全力求匪攻击,以致匪得获时间转用兵力,阻我东进,实因徐州剿总作战指导之失当。”[24]
14日,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乘飞机到战场上空视察,发现“徐州无乾坤一掷、向东解围之魄力。且东进兵团仅八、五、七十、七十四四个军,七十四军且系侧翼掩护,用兵如此不彻底,胜利何由而来”[25]。是日,蒋介石才两次电令“徐州方面应尽量减少守备部队,彻底集中兵力向东挺进”,并令将守备徐州的七十二军投入使用[26]。翌日,顾祝同、郭汝瑰奉蒋介石之命到徐州视察,“促邱兵团迅速东进,并增加部队投入攻击”。郭主张迂回攻击,但杜聿明考虑部队和徐州安全,仍坚持逐村攻击前进。他提出:“目前徐州方面的作战,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保住徐州,并救出第七兵团;中策是牺牲第七兵团,保住徐州;下策是第七兵团救不出来,徐州也保不住。”郭汝瑰深感“徐州各将领均对于徐州安全感甚大,无肯冒险挺进者”[27]。
15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预计17日晚可以全部解决黄兵团,同时报告:“邱、李兵团连日来,除以小部队出击外,其主力不敢猛进,我正面阻击及歼灭黄兵团均无问题。”粟裕根据军委吸引邱、李兵团东进,予以合围的要求,令第十一纵稍向后撤,但“邱敌尚无动作,而李兵团之八军反向后收缩”[28]。当时,邱兵团右翼掩护严密,军委估计,不一定能截断其退向徐州的后路。为此,粟裕命令韦国清、吉洛(姬鹏飞)率领苏北兵团的第二、十二、鲁中南及中野第十一纵队四个纵队挺进至徐州以东及东南地区后向东攻击,并调第三、两广纵队归还建制,到徐州以东,先行攻击。于是,15日晚苏北兵团在潘塘镇一线,与出击的邱兵团七十四军发生激战。邱清泉感受到侧背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分兵抵抗。由于国民党军密集固守,苏北兵团未能突入分割敌军。
此时,中原野战军已东进攻击孙元良兵团后尾第四十一军,并于16日晨攻占津浦路敌重要补给基地宿县,截断津浦路。于是,徐州“剿总”刘峙命令蚌埠新组建的李延年兵团经固镇、大店集,向褚兰北援徐州。黄维兵团过阜阳后继续前进,增援徐州。
中原野战军攻克宿县之后,解放军掌握了战略枢纽,决心扩大战役规模,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在北线续歼邱清泉、李弥兵团,在南线歼灭刘汝明、黄维、李延年兵团。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筹全局。
华野对碾庄圩的攻击十分艰苦,尤其是“攻歼六十四军,逐屋、逐堡争夺,伤亡很大而缴获很小”,“出现了少数松劲泄气表现”[29]。“有些部队发生气馁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后来军委来了一个准备伤亡十万人的电报,才将这种情绪克服了”[30]。
15日晚,解放军因伤亡严重,攻黄各纵休息,停止攻击,补充弹药,调整部署,准备17日晚总攻碾庄。16日晚,华野司令部将攻黄各纵交付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粟裕率司令部移双沟附近指挥第七、十、苏十一三个纵队及韦国清、吉洛指挥的四个纵队,围歼邱、李兵团,并准备从攻黄兵团中抽出六、十三两纵西移,以总预备队第一纵队加入对邱、李作战。徐州“剿总”对解放军调整部署的计划一无所知,以为解放军准备撤退,即谎称徐州大捷,舆论大肆渲染,演出了一幕闹剧。17日,解放军为诱敌深入,阻援各军奉命后撤至大许家一线。邱、李兵团即向东推进至大许家以西南北之线。至18、19日间,国民党军方面对解放军动向依然迷惑不解。徐州“剿总”判断解放军退却,但18日,第五军在大许家一线的攻击仍遭到坚强阻击,蒋介石命令第七十二军加入李弥兵团左翼进攻,黄维兵团向宿县前进,李延年兵团向宿县攻击。国防部第三厅长郭汝瑰以为:“共军已退,特其后卫坚抗或佯动,使其主力可脱离战场耳。”[31]“共军似尚有意以刘伯承部阻止黄维,而以陈毅部第一、七、十纵队与邱、李作持久战,以便解决黄百韬,或将主力撤离战场。惟共军主力已甚自由,似无须再如此坚强抵抗。余以为如不为解决黄百韬,则必另有企图,特未知其兵力消耗究如何耳!”[32]对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的能力估计严重不足。
17日晚,解放军总攻碾庄,占领大牙庄、前后黄滩,歼灭敌四十四军,俘虏军长王泽浚,但攻击碾庄圩未奏效。18日晚攻下小牙庄,19日晨,黄兵团一○○军残部反击小牙庄,为解放军歼灭。黄百韬率残部困守碾庄圩核心阵地,依然进行顽抗。由于敌军顽抗,华野攻黄各纵除十三纵于17日撤出休整、然后西进外,攻黄部队未能按计划结束战斗转移兵力。
19日,黄兵团危在旦夕,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飞临碾庄上空,与黄通话,传达蒋介石意旨,再死守一天。是日晚6时,蒋介石电令刘峙、杜聿明及援黄各将领说:“第七兵团在碾庄仍为匪围攻,情况危急,中至为焦念,万一碾庄第七兵团为匪消灭,必影响整个战局,仰倾全力不顾牺牲及损失,严督所部,兼程东进,限哿日前与第七兵团会师解围。”[33]据邓文仪回忆说,蒋介石是日“急电刘峙,要第二兵团集中全力救援黄百韬,即使徐州有失,也在所不计”[34]。但据上引电,蒋介石似从未有可以放弃徐州的指示。20日晨,据在徐州的邓文仪回忆,“当我们正要上车,杜副司令请示总司令:‘究竟守徐州要紧,还是救黄百韬要紧?’刘总司令明快的说:‘徐州都不守,救了黄百韬又有何用。’”到了前线,“邱司令官问杜副总司令,总司令对救黄百韬与守徐州有何意见,杜以总司令的话告诉他,总司令认为守徐州要紧,就凭这句话,邱司令知道刘总司令看重守徐州,他的快速进攻的决心就犹疑了”[35]。
19日晚,解放军强攻碾庄圩,至20日晨,结束战斗,占领碾庄圩,黄百韬率残部撤至大院上继续抵抗。当天,郭汝瑰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奉命到徐州研究战法,先飞至碾庄上空视察,发现碾庄失守,即至徐州,深知黄百韬已无法持久。刘峙向郭汝瑰要求:“1.总统亲往指挥;2.速空运两个军增加;3.请总统下决心以全力东进,对徐州安全可置不问。”[36]
当时,黄百韬兵团仅剩第六十四军军部、二十五军第八十师师部等残部,全兵团已被消灭殆尽。尽管徐州“剿总”制定了中央突破战法,但各军并不力战,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面前,无法突破。战至22日,解放军攻占大院上等第六十四军残余阵地,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被俘,黄百韬自杀。第七兵团五个军十个师被全部歼灭。
与此同时,粟裕正指挥各部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19日晚在潘塘一线发起真面目攻击,倾全力进攻,严重威胁徐州。但邱、李对自身安全组织严密,粟裕未能达到截断其退路的目的。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军的统帅,坚持救黄,不允许部下见危不救,是他的一条原则。但国民党军已形成恶习,蒋介石已无可能严肃军纪,造成统帅部命令和前敌状况严重脱节。而且,蒋介石始终未给予徐州将领放弃徐州的机动权力,致使徐州各将领不能不首先顾虑徐州的安危。他们早已对胜利失去信心,也就难以指望他们能用兵彻底,增援黄百韬。据《郭汝瑰日记》记载:“胡翔归报,徐州将领咸欲求徐州安全,不诚意援救黄百韬。”“余认为杜聿明、邱清泉等不着眼大局,坐令黄兵团损失,其罪不可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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