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峰于1月10日回到城里后,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并交呈了《会谈纪要》。傅看完后只是唉声叹气,最后说:“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1]同时,傅准备派周北峰和邓宝珊再次出城谈判。邓宝珊和傅作义的私交很好,又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不过邓是一个没有军事实力的过时的将领。他驻守榆林时,和延安中共的联系相当密切。所以,傅作义于1948年12月28日用飞机把他从包头接来,作为真正能够代表他进行谈判的人选^[2]。邓宝珊到北平后,傅作义和他及马占山进行了多次商谈。傅作义深感和战两难,迟疑不决,甚至希望发一个和平通电后,即将军队交给李文,自己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一走了之。他既不愿承担死战破坏古都的责任,一时也不愿按照中共的条件交出军队。他在13日、14日间,还对周炳琳等大学教授说:“今天需要和平,人同此心。谈和平是要和的和平,在和以外的无法谈,而且和平之权〈在〉对方。”^[3]也就是拒绝投降。
        13日,邓宝珊和周北峰出城,代表傅作义进行第三次谈判,经清河镇到达五里桥。14日,首先由聂荣臻同邓宝珊、周北峰谈判。聂荣臻在谈判时态度严峻,痛斥傅作义罪大恶极,仍然企图走中间路线,指出唯一出路就是坚决地遵照中共的六点指示去做,中心是里应外合解决中央军。只有这样,才能立功赎罪。这时,解放军已开始攻击天津,聂荣臻向邓宝珊指出,由于傅拖延太久,解放军才攻击天津,傅应对天津的战争损失完全负责,要傅下令迅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由于解放军已开始攻击天津,傅作义所要求的平、津、塘、绥整个和平解决和平津问题先停战三日已经做不到。
        与此同时,傅作义仍未断绝和蒋介石的联系。根据蒋介石的要求,13日起北平部队空运青岛计划开始实施。蒋介石为了阻止傅作义实现平津和平,嘱国防部长徐永昌致函傅作义,“希其率部移防青岛,予以指挥豫鲁军事之全权”^[4]。傅作义又于14日致函蒋介石,建议一是向津塘方向出击,二是空运转移,同时表示:“共匪对职仇恨甚深,实无能完成此最后任务,初步安排后,请即调职赴京,追随左右,另行指定人员,指定部队,在平办理。”^[5]他给自己仍留着一条脱身的后路。为此,蒋介石派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平安排,16日傅作义向蒋介石报告说:“王副总司令叔铭昨飞抵平,交示钧谕,敬聆种切,谨遵指示,即按第二案实施。惟天津情况影响北平士气民心,至为严重,社会言论竟明示对守城者之怨怼,部队士气消沉,亦无法鼓励,瞻念前途,焦虑无似,为实施第二案,请饬派大批飞机尽量尽速来平空运,争取时间,俾求达成预期目的。”^[6]但同时,傅作义让周北峰通知解放军,炮击天坛机场,迫使空运飞机不敢降落,阻止了蒋介石的空运计划^[7]。
        解放军迅速攻克天津,傅作义在谈判中已完全没有力量。15、16日间,毛泽东连续对林、罗、聂就谈判方针作出指示,并为林彪、罗荣桓草定了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书面通牒,即《林彪、罗荣桓致傅作义的公函》。毛泽东指出:“傅作义十四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十五日十五时致邓宝珊电内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8]16日,毛泽东要林彪于当日将这封书面通牒面交傅方代表,要傅作义方面在“决心和平缴械或决心和平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决中央军”,三项方案中选择一项。要傅方“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如果傅方决心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决不会亏待他们”。毛泽东指示说:“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同时,毛泽东要求前线将领积极准备攻城^[9]。
        不过,在北平前线,和平解决的谈判这时进展顺利,开始迅速达成协议。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在15日同邓宝珊、周北峰在五里桥的谈判,“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10]。16日,解放军迅速攻占天津的消息,也已通知了傅方代表,大势已无可逆转。是日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再次同邓、周等会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林彪出面采取了和缓诚恳态度(不盛气凌人),劝告傅方代表和平解决。同时提出:“限本月二十一日,首先开出一个军至北平城外三十里至六十里间地区(除宛平、通县两方面外,任何方面均可),以后再陆续开出。”邓宝珊表示接受。邓要求解放军派代表同他一起入城,林即派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为代表。邓随后询问了傅作义将来的出处,林回答:“傅之位置有二:一去台湾,一留北平。”这次会谈的气氛良好,林、罗、聂对是否交出措辞严厉的通牒很是踌躇,但邓宝珊要走了,不允许再考虑,即照中央命令“机械的递出”。然后嘱咐苏静,“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邓考虑对事态发展之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与傅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11]。
        在此同时,华北七省市参议会及北平各界人士也参加了和平运动。对国民党深感失望的北平市前市长何思源,为了免除北平200万人民的战争痛苦,保护几千年的文化古迹,也积极奔走和平,希望傅作义不要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并向军师长们游说。1月15日,华北人民和平促进会成立。16日,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等七人也通电呼吁停战,但他们附有政治条件,在致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认为:“经济平等、政治民主、生活自由,既为人民共同之要求,又与贵党主张最为接近,同人等站在人民观点,极望早日实现和平,共谋合作。”也就是“今日与傅作义先生合作,正为贵党主张之试验,亦为影响全国之契机”。通电在政治上对中共要胁说:“总之,人民所希望于贵党者,为博为大,如贵党昭示于人民者,为褊为狭,则向日输心同情于贵党者,势将失望而去之。谅为智者所不取也。”^[12]许惠东一类政客的主张,当然不为中共所欢迎。
        17日中午,在傅作义的支持下,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聚餐会,到会的有七省市参议会议长和代表、北平市工商、教育界的代表、北平市前市长何思源、市长刘瑶章,中央系各军官长、傅作义总部将级军官,共五桌,约五十人,还有许多记者。会上发言者一致要求和平解决,军人们则一言不发。会议推选何思源、吕复、康同璧等十人为和平代表,准备于18日出城向解放军正式请求“停战十日,进行和平谈判”^[13]。18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安放在何思源家屋顶上的两颗定时炸弹爆炸,造成何一家六口一死五伤的惨剧。何不顾伤痛和家人的死伤,仍坚持和代表们一起出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莫文骅接待了他们,他们要求解放军给傅作义一条路走,不要逼得太紧,希望双方谈判和平解决,以免北平打坏了。
        苏静随同邓宝珊于17日到达北平后,即与傅方代表崔载之等根据城外达成协议的基本精神,商议具体条款。双方先草定了“为消除此间部队机关之疑异,需傅适时对部队及机关说明和准备要点”,共十四条,由苏静于19日22时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报告,林彪、罗荣桓于20日11时半转报中央军委,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请中央逐条指示答复。中央军委于21日4时逐条予以答复^[14]。最后形成了一个十八条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并于21日由苏静作为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王克俊、崔载之作为政府军华北总部代表正式签字^[15]。
        20日,傅作义派飞机赴重庆接回了家属,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和平协议。中央系军官在既成事实面前已无力抵抗,协议宣读后,李文、袁朴等痛哭流涕:“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最后,他们希望能够让他们走,得到傅作义的同意^[16]。22日下午6时,傅作义向各界并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了北平和平的文告,并公布了部分协议条款。文告说:“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云云^[17]。按协议书规定,“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一月后实行整编”^[18]。而《世界日报》在22日的消息报道中还杜撰说:“闻对方同意傅作义将军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生活自由之主张,深愿与其携手。”
        22日上午,傅作义开始执行协议,傅作义的亲信部队骑兵第四师、第一○一军首先开出城外,其余傅系和中央系部队在以后几天里,也陆续出城,开往指定地点,准备接受整编。至1月30日,除殿后部队外,都已出城,31日,殿后部队第一○四军及十七师全部开出^[19],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即原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于31日午后1时先开一师进城。2月3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北平和平解放。
        就在北平宣告和平的前一天,即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但他仍手书傅作义、李文:“余虽下野,希嘱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20]至24日,蒋介石仍希望顾祝同令李文指挥中央各军积极准备战斗。但北平和平已成定局。于是,蒋介石于26日向傅作义提出要求:“(甲)中央各军分途突围,作九死一生之计,与其坐任共宰割侮辱,不如死中求生,发挥革命精神。(乙)如甲项已不可能,则要求傅负责照原定方针,先让国军空运南撤。(丙)如乙项亦不可能,则必须将中央军各级官长空运南撤,而将全部士兵与武器交傅编配。(丁)为实行丙项之方针,其意即宁可全军交傅,而不愿由整编,以保留国军革命之人格,此为对傅最低限度之要求。(戊)如丁项亦不可能,则要求其将师长以上各高级将领,空运南归。”^[21]当时,解放军采取了“兵收留、官放走,不安于位的并表示可以让他们走”的方针^[22],于是,傅作义经解放军方面同意,让李文、石觉等军师长,及挑选的部分军官携带轻机枪数十挺,乘飞机离开北平,于1月31日前往青岛。
        傅作义的部队开始出城后,傅作义和南京的联系并未中断,东单机场也没有关闭。26日,解放军方面参加联合办事机构的成员陶铸进城准备接管事宜后,傅本人也多次向陶铸表示,愿意作为促进中共和南京李宗仁、白崇禧和平谈判的桥梁。傅作义虽然在军事上接受了出城整编的方式,但在政治上,中共方面认为他还没有靠拢,还在搞他自己的政治活动:“傅与李、白拉紧,想把南京一些人弄进来,以壮声势,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最近并用推迟我之进城时间,对部队发两个月的饷,对被拆毁房户进行赔偿救济,并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23]对此,中共当然不能允许。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必须叫邓宝珊在解放军入城那一天或前一天,把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的致傅作义公函交给傅作义,以便新华社在解放军入城那一天公开发表。这封公函历数傅作义作为战争罪犯的罪行,要傅作义遵照解放军的条件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以求自赎”^[24],以此攻破傅作义的政治立场。在政治原则上,毛泽东要求傅作义公开声明反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政府,表示今后在中共领导下为人民事业服务,并承认以往进行反革命战争是绝对错误的,愿意痛改前非,将功折罪。
        邓宝珊当时担心和局有变,没有把这封林罗公函交给傅作义,苏静接到林彪的指示后,即敦促邓宝珊转交,据说邓又通过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托她转交^[25]。2月1日这封林罗公函由新华社公开发表,同时,毛泽东则为新华社写了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对傅作义文告中的政治性表白进行了批驳,只是指出:“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26]傅作义见了林罗公函,写了一封长信给林彪、罗荣桓,说明自己一直没有看到这封信,只是于1月31日晚,他同苏静、邓宝珊谈话时才知道有这封信,并表示如指定一投案地址,他在一小时内一定前往投案。对此,毛泽东指示林彪于入城后,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对傅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27]后来经过林彪、聂荣臻及叶剑英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也亲自和他谈话,才缓和了他的情绪。直到4月1日,傅作义才发表了关于北平和平的通电,反省自己的错误,表示:“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28]打消了傅作义分享政权的念头,毛泽东则对傅作义的通电表示欢迎。
        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政府军一个“剿匪司令部”、一个警备司令部、三个兵团部、十三个军部、五十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除归绥已在和平协商范围内之外,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仅剩太原一个重要的孤立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