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1日,是民国阳历纪年的除夕,总统府在阴霾的政治气氛中仍布置了火树银花,粉饰着升平气象。蒋介石以过年为由,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五院院长等到总统府聚餐。饭后,蒋介石即令张群宣读元旦文告的草稿,表示了下野谋和的意向。国民党内CC分子谷正纲、谷正鼎、张道藩等发言反对蒋介石下野,甚至痛哭流涕。蒋介石趁势愤愤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矛头直指李宗仁。随即对张群说,有关他下野的一句话必须列入,言毕即愤然离开宴会厅^[1]。
        1949年1月1日,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转折的年代降临,蒋介石发表了元旦文告。蒋介石在文告中对自己的独裁和内战政策毫无反悔之意,仍把战争责任归咎于中共,但他不能不表示了下野谋和的意向:“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2]这一文告虽然在事实上向国民党内主和派作了妥协,但蒋介石本人的意向仍在主战。除了文告之外,蒋介石对主和派的方针一再提出了警告。当天,他主持开国纪念典礼,并在元旦团拜典礼后致词说:“常言道‘不能战,就不能和’,亦就是说‘能战才能和’……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3]2日,蒋介石复白崇禧电说:“惟言和之难,卓见已详……甚冀惠示其详,俾资借镜。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致张轸电更进一步说:“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国族之存亡系于是,兄等自身之安危亦系于是。”^[4]蒋介石空言战斗力量,当然无补溃败的事实,但他指出了桂系以区区有限的力量,企图与中共讨价还价的 虚妄。
        蒋介石元旦文告发表之后,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即后来题名为《评战犯求和》的文章予以痛驳,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5]当时,国民党方面,由外交部长吴铁城于1月8日分别照会美、苏、英、法四国大使馆,希望通过四大国的调停,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苏联方面接到中国政府方面的照会后,斯大林(И.Сталин)于1月10日发了一封长电给毛泽东,商讨对策。斯大林以征询的口吻说:“我们考虑拟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曾经主张,并继续主张中国停止战争、实现和平,但是,苏联政府在表示自己同意进行调停之前,希望了解,另一方面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为此,苏联希望,另一方面即中国共产党,得到中国政府的和平行动的通报,并就苏联进行调停征得他们的同意。我们打算这样回答,并请通知我们,你们是否同意这样的答复。如果不同意,请惠告我们更合适的答复。”对于中共如何回应蒋介石的和平攻势,斯大林就自己的设想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同时设想,如果征询你们的答复(指国民党方面的征询——引者),大致应该如下: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内战不是由中共发动,而是由南京政府发动的,南京政府应该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进行和谈,但是在那些挑起中国内战的战争罪犯不参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进行直接的谈判,不需要任何外国的调停人。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以自己的武装力量、亲自参与中国国内反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外来大国,不可能进行调停,因为那样的大国,在结束中国战争的行动中,不可能被认为是中立的和公正的。”
        斯大林设定的答复,充满了外交辞令,真实意图含而不露。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封电报发得不完整。毛泽东接电后,对斯大林的立场大为不解,因此,于1月13日回复了一封措辞严峻的电报。关于苏联方面对南京政府照会的答复,毛泽东直截了当要求措辞如下:“苏联政府一向希望,现在仍然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但是,以怎样的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联政府认为,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参加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是不能接受的。”毛泽东认为,如果采取斯大林1月10日电的立场,“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可能以为,参加调停是合适的,并导致国民党获得借口,污蔑我们是蓄意的好战分子”。毛泽东认为,解放军的胜利已成定局,而美国方面是否还愿意继续援助蒋介石是一个疑问,因此,仍然采取迂回的政治策略,只能是弊大于利,即使同非战犯的国民党分子进行和谈,也是有害的。他说:“是否可以允许南京政府人士,包括战犯在内,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对此还需要考虑。现在我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立场,为了中国人民尽快地获得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我们认为,如果现在同张治中、邵力子和这一类人士进行和平谈判,这些人作为代表同我们一起建立联合政府,这正是美国政府的愿望。而这将在中国人民、民主党派和人民解放军部队,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很大的混乱,并对我们现在采取的正义完全属于我们的立场,造成很大的损害。”因此,毛泽东主张“义正辞严地拒绝国民党的和谈骗局”。
        斯大林于1月11日续完了1月10日的电报,1月11日电明确地阐明了他的立场:“我们所拟的您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草稿,目的是打消和平谈判。”他估计国民党不可能接受中共的条件,这样就可以将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到国民党头上,“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手腕将被打消,您也就可以继续进行胜利的解放战争”。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1月11日电后,显然感到欣慰。14日,毛泽东复了一封简短的电报,表示:“在基本方针上(打消同国民党的广泛谈判,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同您完全一致。”^[6]
        于是,苏联方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于1月17日由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А.Я.ВъIшинский)接见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的复文,大意为:“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承担上述备忘录中所谈及的调停,不认为是合适的……恢复中国作为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而这种统一,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以中国内部的力量,多半要通过各方面的直接谈判,方能达到。”^[7]
        同时,毛泽东也根据斯大林来电的精神,改变了直接拒绝谈判的政治策略,于1月14日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发表对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提出了和国民党军政势力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8]中共中央在1月15日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前委的通知中指出:毛泽东在时局声明中所提八项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因此“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9]。
        毛泽东的八项条件,蒋介石显然不能接受,国民党主战派认为这是“教政府完全投降”^[10]。但他们又没有继续战斗下去的有效力量,为此受到国民党内主和派的强大压力。当时,“所有的人民以及国府的大部分官员们,大家都要和平”^[11]。蒋既不能战,又不肯和,一时无法回答毛泽东的声明,除宣布毛泽东的条件,以向党内主和派施加压力外,只好先听听内部的意见。
        这时,国民党军徐蚌会战已经以彻底失败宣告结束,天津已经失守,北平危如累卵。国民党内许多人明知无法战斗,只有对和谈存有一线希望,尽管毛泽东的条件十分严峻,主和的空气有增无减。邵力子公开表示:“毛泽东提出八点和平条件,意味着结束内战的谈判的门户已开启……他相信,毛泽东的条件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12]而国民党统治区社会上各种民意代表的和平运动更是层出不穷。在1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会议中,有人已经敢于公开“诽谤”蒋介石,立法委员中有五十多人主张和谈^[13]。对于南京政府外交部于1月8日提出的调停国共关系的要求,四大国也已先后答复,拒绝出任国共和谈的调停。同时,蒋介石对桂系的军事压力也存有顾虑。于是,决心下野,让李宗仁到前台主持和谈,自己转入幕后操纵政局。
        此前,白崇禧接蒋介石复电后,即邀张群、黄绍竑去汉口晤谈。1月8日,蒋介石即命张群前往,黄也同行。张传达蒋的旨意:“(一)余如果引退,彼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二)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14]对白崇禧提出警告。张群旋赴长沙会见程潜后,即回南京复命。白崇禧与蒋闹翻,已势成骑虎,即与黄绍竑商讨对策。白虽长于军事,有小诸葛之称,但对政治并不内行,为了在政治上有活动的余地,即主张“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15]。即请黄前往洽谈,如李不在,即设法与中共联系。14日,黄绍竑写信给李济深:“竑齐日应邀抵汉晤健兄,佥认为蒋决不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即以武力解决。唯此项宣言一发,即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而事前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特托竑为其全权代表,负责向公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连络。兹请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之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临行并郑重表示:(一)欢迎中革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16]
        黄绍竑到香港时,李济深已前往解放区,黄即设法与中共驻香港的负责人联系,经向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得知白崇禧联络反蒋,即复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刘当时是白的参议)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接头”^[17]。据学者杨奎松研究,当时黄绍竑经黄琪翔接洽,和潘汉年会谈,“黄对潘讲,白已决心和平,并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仍无成功可能。黄并且说,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前已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杨援引1949年1月20日文义致竺声电说:“与此同时,李宗仁见到毛泽东1月14日声明之后,也通过刘仲华秘密转告中共上海方面的代表,说明他已派人到武汉去,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程潜一同动作。若程潜不肯联合,则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李特别转告白崇禧,不要因他在南京而有所踌躇。”^[18]同日,毛泽东为周恩来、李克农起草的复潘汉年的电报,答复黄如下:“(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19]
        对于李宗仁、白崇禧的反蒋活动,蒋介石方面很快获得了有关情报。据蒋经国说:“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续与共匪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匪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20]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一书中也说:“还有一种公然的威胁,谓蒋总统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的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21]1月19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商谈时局,向李表示“引退”之意。蒋又召集张治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谈话,据张治中回忆:“(蒋)开始就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半晌没人说话,蒋就一个个的问,记得吴铁城曾说:‘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来讨论一下?’蒋愤然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也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最后他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案,下野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22]
        21日下午,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宣读了下野的文告,把总统职务交给李宗仁代理。国民党的孤臣孽子、CC分子谷正纲等痛哭流涕。国民党的失败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已成定局。国民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失败的痛苦,也只是自作自受罢了。所以,外界传述蒋介石的话时,变成了“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蒋某人打倒的”^[23]!当天,蒋介石即飞离南京前往杭州,转赴奉化家乡。
        蒋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发表的宣布“引退”的文告中说:“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有其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廿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由蒋介石方面代拟的李宗仁文告,也宣布李“代行总统职权”^[24]。本来,李宗仁所要求的是,蒋辞职引退,李正名继任,但蒋最终仅给以代行的名义,为自己留有余地^[25]。同时,蒋介石仍保留着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他不仅要用他的影响力也要用这个身份来继续指挥国民党余部。当然,在引退之前,他对军政各方面都作了布置,以便在幕后继续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