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走了以后,李宗仁立即开始自己的求和活动。1月22日,李宗仁发表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文告:“宗仁当兹视事之初,愿为我全国同胞告者,政府今日即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此一任务明知异常艰巨,但为国家为人民,宗仁必竭尽一切努力以赴。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国家能早日步入和平建设之坦途,宗仁个人进退绝不计及……兹为表示诚意与决心,政府将从事废除一切和平障碍。凡过去一切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悉将分别迅速予以撤销停止,冀能培育国内和平空气,使和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至于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兹已派定代表,俟得中共方面答复,和谈即可进行。”^[1]当日,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决定派遣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并对中共广播,盼中共约定和谈地点及日期,以便进行谈判。
        同日,李宗仁分别致电已经进入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表达自己对于和谈的诚意,并争取他们对自己和谈活动的支持。他在致李济深电中说:“现中共方面已表示愿意商谈,果能相忍为国,不难获致成功。弟对此不特愿尽最大之努力,且具有无畏之信心。吾兄频年倡导和平,苦心孤诣,举国敬佩。值兹艰危之际,尚乞详以示知,俾资循率。如能邀约北方维护民主和平人士,共同命驾来京,共商策进,以慰众望,而弟亦得早日卸仔肩,尤所企幸。”^[2]同时,李宗仁又分别写信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张君劢、罗隆基、黄炎培、章士钊、陈铭枢等中间派人士,派甘介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于23日到上海面交,征求他们对促进和平问题之意见。而“各方对孙夫人嘱望尤殷”^[3]。李致孙夫人的信上说:“弭战谋和,已成为全国一致之呼声。仁决遵循民意尽其最大之努力。惟兹事体大,尤赖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乞即日命驾莅京,使获随时承教。”^[4]24日,南京政府又派邵力子、张治中前往上海,征求中间派人士对和平问题的意见。张治中曾向李宗仁建议:“最好把孙夫人和李任潮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谈和。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先生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5]李宗仁希望和中间派人士联合,在中间派人士的支持下,造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赢得中间派的同情,1月24日,李宗仁令饬行政院办理下列各项事宜:(一)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再行取消),(三)裁撤戡建大队,交由国防部另行安置,(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同时,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6]。但事实上,由于蒋介石仍在幕后指挥,李宗仁除做到了第一条改个空名以及释放了少数政治犯以外,一件实事都难以做到。
        中共对于南京方面的“和平攻势”,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予以抨击,并对中间派做了许多工作。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党组织,要他们同尚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黄炎培等交换意见,要求着重说服他们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声明的立场,同时,又动员在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做工作,请他们坚持正确的立场^[7]。中间派对形势的判断,因此比较清楚,对李宗仁的和平动议并不积极。民盟自解散以后,在上海的原民盟领导人处境已很困难,盟员则转入地下活动。而在香港恢复的民盟组织则重新审议了政治路线,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因为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就不愿意回到国民党冷冷清清的屋里来了”^[8]。张澜、罗隆基、黄炎培与甘介侯面谈之后,复信给李宗仁,表示目前不能来京,并表示:“生而不有,为而不争,柱下名言,窃愿为我公诵之。”^[9]对李宗仁所持的强烈的功利心提出了忠告。据甘介侯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说,中间派领袖们告诉他:“共产党人有三项必要条件,第一,没有‘中间道路’,所有的政团和派系,对中共都必须采取如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那样的态度。第二,不助长美国在中国事务中的影响,不助长和美国的接触,包括任何团体都不接受美国的援助。第三,不和任何团体在它所拥有的军事和辖区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仅仅和个别人,按照他过去政治表现和现在的政治经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10]甘介侯和李宗仁都认为在这样的基础上和中共很难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李宗仁、白崇禧派出了私人代表,前往北平,以便和中共取得直接联系。在这种秘密联系中,李、白与中共就合作反蒋问题进行了磋商。
        先是李济深未去解放区以前,于1948年底见到桂系的立法委员黄启汉,又写了一封信给白崇禧,托黄带交。信中说:“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11]黄绍竑到香港后,虽然见到了黄启汉,但彼此在政治活动上没有交底。黄启汉于1月19日到达汉口,白对李济深的来信喜出望外,即要黄启汉和李书城一起北行与中共联络。但这时蒋介石宣布下野,白崇禧即改变主意,要黄到南京飞北平,找中共联系仅请湖北省和平运动代表李书城于1月23日自汉口出发前往接洽。李的代表性不够,且行程缓慢,并没有起到联络军事的实际作用。
        1月22日,黄启汉从汉口飞抵南京,李宗仁即约见黄和刘仲华,要黄和刘作为他自己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去北平,和中共取得联系,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23日,黄和刘飞抵北平。这时,北平和平协议刚刚开始执行,解放军尚未进城,黄和刘来平意向,由傅作义方面电告林彪,转达毛泽东。毛即电令:“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12]
        在此期间,由于李宗仁有就中共所提八项条件进行商谈的表示,南京政府并派定了和谈代表,中共发言人于1月25日发表谈话,一方面继续抨击南京政府,揭露南京政府放出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一方面同意南京政府在接受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同时,中共发言人还暗示,要公布一个大大超过12月25日公布的四十三人名单的战犯名单^[13]。26日,陕北广播电台,一方面继续抨击南京政府假和平阴谋,一方面又宣布了蒋经国、潘公展、胡适等三十七名战犯名单,要求李宗仁如有和平诚意,“第一步应立即扣留战犯”^[14]。李宗仁的和平呼吁得到了中共的回应,尽管态度严峻,但李宗仁仍给予了积极的回答,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电中就中共所述与美国勾结问题,断然予以否认^[15]。
        但这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1月26日宣判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罪。28日,中共发言人发表严厉的谈话,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要求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尽管李宗仁曾命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而上海国民党军政当局立即将冈村宁次送回日本,并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将已宣判的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送回日本监押。为此,中共对南京方面的和谈诚意再次进行了严厉抨击。这使南京的主和派十分被动。
        在北平方面,经过傅作义方面的联系,1月27日,叶剑英即与黄启汉、刘仲华面谈。黄即把白崇禧和李宗仁给李济深的信也交给了叶。白的信上说:“去岁华中军民曾数以坚强语气电蒋建议和平停战,并请其早日引退,以谢国人,旋更联络各方施以压力,以扫除和平之障碍。兹蒋已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决择。务恳我公鼎力协助,共奠和平,千万生灵、民族生机,在此一举。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李的信上说:“兹者蒋已引退,弟勉支危局,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16]他们向叶剑英转达了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而李、白的具体意见是:“(一)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二)南京政府已经无力打下去。(三)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具体办法是:(一)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二)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17]另据《叶剑英传》记述:“他们谈到:李、白同意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的‘惩办战争罪犯’等八条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特意先派他们来北平同中共进行联络,表示‘求和诚意’,希望中共方面能尽早与李、白进行谈判。李、白愿与中共达成默契,在京沪一带作战中与中共军队相配合,具体方案要等待叶剑英参谋长指教。”^[18]
        2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真、叶剑英的电报中,要刘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西西,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西西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19]。但事实上李宗仁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据此,叶剑英再次同黄、刘谈话,商定刘仲华留在北平负责联络,黄启汉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对此,李宗仁很高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20]但李宗仁关心的停战问题,中共并未给予明确的答复。这时,解放军已经开入北平,2月1日《人民日报》以“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榜样——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为题材,向南京方面展示了北平方式。
        与此同时,潘汉年在香港于1月24日与黄绍竑举行第二次会晤,向他转告了周恩来1月20日电的大意,促其立即电白崇禧,派刘仲容去郑州和刘伯承、邓小平联系。黄表示满意,并希望潘汉年派人和他一起去北平,转赴中共中央,“得一和平基础协议草案”。黄认为“李、白可考虑”。潘回答他:“李如能效法傅作义,先具体接受八条为先决条件,然后好谈和平解决方案。并告:目前李在宁之一切空谈,都是无法解决的。时机迫切,仍以劝白与我刘邓洽商军事反蒋为最实际。由于局部洽商如能成功,将可以发展到全面和平。”^[21]刘仲容奉白崇禧之命,也从武汉经南京到上海和中共地下组织联络。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吴克坚:“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