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白崇禧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和中共联络反蒋,实际上并不愿意完全切断和蒋介石的联系,更无论同美国的关系。他们仍希望在各种力量之间纵横捭阖,以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利益。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之后,1月23日,邵力子、张治中、吴铁城等在和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谈话时,“他们谈及将尽全力为和谈而非为投降”,李宗仁召见傅泾波面谈时也“表示他将只为谋求和平而尽全力,倘若共方执拗如故,他便将撤退至珠江岸继续干下去”^[1]。但是,他们仍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努力,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推迟中共渡江的时间。由于没有力量防守长江,他们希望沿着浙赣线和南浔线与白崇禧的江西、湖南防区汇合,建立抵抗线,“政府将持久坚守这一线,期待美国的援助,包括军事代表团”^[2]。李对中共“压迫我完全脱离美国为唯一条件”,感慨系之。白崇禧于2月11日致电蒋介石:“中枢不惜一再委曲求全,作最大忍让,固已仁至义尽,乃中共迄无诚意接受,仍继续其军事进攻。揆其近来所提条款与广播,变本加厉,蛮横无理,极尽压迫侮蔑之能事,迷信武力,违反民意,和平前途,殆将绝望。”要求蒋有所指示^[3]。
        对于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毛泽东即以蒋根本无法接受的八点作为政治上的回应,完全立足在战斗上。但对于李、白桂系的求和要求,尤其是军事合作反蒋的要求,则表示了有条件的重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基本上采取了对于傅作义的求和要求大体相同的策略,也就是要求李宗仁、白崇禧配合解放军解决蒋介石系统,并且在政治上也完全站到人民一边,立功赎罪。对于李、白采取的与傅作义相似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则在政治上坚决予以打击,不允许他们继续保存其军政势力的图谋。中共的既定策略是:“在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未被推翻以前,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是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及中产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孤立,他们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对美对蒋的幻想,以便时机一至,好与美蒋(或蒋倒后的其他代理人)妥协,消灭新民主革命。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到那时,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会主张只牺牲蒋介石个人及其少数追随者,并利用帝国主义关系,照旧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结束新民主革命。”^[4]所以,中共一面同意与李、白合作反蒋,一面要求李、白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同时,中共对李、白真正意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且防止李、白拉拢中间派,构成中共的反对派,与中共在政治上抗衡。当时,北平和平协议正在执行中,如前所说,中共基本上要求李、白效法傅作义,但为了击破傅作义还想站在南京方面走中间道路的政治立场,公开发表了林、罗致傅的历数其内战罪行的通牒,这也是给南京李宗仁方面的一个警告。
        为此,中共十分注意加强对中间派人士的争取工作。当时,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五十五人,已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声明,拥护中共的领导,拥护毛泽东主席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并表示:“我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辛亥以来,历次失败的惨痛教训,我们是应该牢牢记取的。在今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之对象,是障碍中国实现独立、民主、自由、幸福之最大敌人,倘不加以彻底廓清,则名实相符的真正和平,绝不能实现。因此,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我们确信,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5]李宗仁为争取中间派而致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的信件,经中共方面转交之后,中共中央于1月24日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将李宗仁致李、沈、章、张电报送交他们是对的,国民党对于各民主人士的勾引是必然要继续进行的,企图破坏在我党领导下的新政协,这不仅是李宗仁个人的活动,而且是蒋介石匪帮有计划的活动,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但蒋介石匪帮大势已去,依附蒋匪帮没有最后出路,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争取李沈章蔡(按:指蔡廷锴,张系蔡之误——引者)及其他诸人站在二十二日他们自己的声明的立场上,和我们一道反对伪和平,争取真和平,是完全可能的。”^[6]1月25日又指示党内,强调“尤其要注意争取各中间派分子”,指出:“死硬派中的少数反动头子(蒋介石、陈立夫等)在美国压力下暂时退入幕后指挥,而扶起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以比较新的手法,大谈其和平民主,企图欺骗人民,分化各民主党派,破坏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阻止我军渡江南进。我们必须在民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揭破这种欺骗。”^[7]
        在国民党方面,对于和平谈判有着自己的政治意向。白崇禧的态度,据刘仲容回忆:“蒋介石引退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白崇禧急忙飞到南京同李宗仁会谈。桂系内部认为,摆在面前的紧急任务是:(一)同中共举行谈判,结束内战;(二)为了获得体面的和平,必须阻止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三)寻求美援,制止通货膨胀。……临行前夕,白崇禧和我谈了话,大意是:李宗仁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他强调国民党的主力虽然已被歼灭,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如果中共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共产党既然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他们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提出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8]据黄启汉回忆:“先去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表示希望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谈……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9]白崇禧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阋墙三载,创痛已深,但求和平实现,解除人民痛苦,中共所提各项条件,均可商量。今和平之门既开,惟望双方推诚相见,早日促成和平大局,以后并切实做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建立新中国。”^[10]在先他更表示过:“和平切不可幸致,应确认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而忘战。”^[11]
        李宗仁就和谈方针与刘斐也进行了对谈:
        李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罢!?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我说:“若还不行呢?”
        李说:“那以后再说嘛!”并问我:“你的看法呢?”
        我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和平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和。必须有坚决以和平始,以和平终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做得通,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李说:“我有决心!”
        我说:“将来即使条件谈得好,要签字履行,蒋也是会破坏的;若谈判的条件不好,他更会破坏。你处在蒋的势力笼罩下,他一个电话就可以使你成为阶下之囚,你不怕吗?”
        李说:“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我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到桂林去签,他们就奈我不何了。你放心去谈判罢!我自有办法。只要把蒋搞倒了,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12]
        后来的南京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于1月23日对记者谈话时说:“(一)惩办战犯——因为蒋已离开南京,关于其他四十二个中共所提出的战犯,政府正在等待中共方面表示他们的意图如何;(二)取消宪法与国民党交出政权——政府认为,组织了联合政府就自然会修改宪法,并由国民党交出政权;(三)根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军队——政府认为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应一律改编,以便根据一九四六年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及张治中)所提出的原则成立国家的军队;(四)没收官僚资本与土地改革——政府完全同意中共的意见;(五)取消违背中国主权的条约——政府准备审查现有的条约,其中重要的只有中美条约与中苏条约两种;(六)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政府对此完全同意。”^[13]
        司徒雷登也曾估计:“目前共产党显然正迅速取得军事优势。但他们面临内部的政治、经济困难。随着军事局势的发展,其地盘日益扩张,但问题也将会增多、复杂。解决问题的主要困难是缺乏足够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人多在非共产党地区,他们或者是国民党党员或者是国民政府的职员。因此,倘若共产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取代国民党,并与这一改组过的政党建立联合政府,这将有利于共产党,行政问题将得到解决,而后他们再逐渐取得对行政的控制,同时会造就一个多党制的具有民主色彩的政府。这将是他们极可能采取的、合适的行动方针。”^[14]但美国连这样的联合政府也不支持:“虽然目前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似乎很可能,但我们相信就美国立场来说这是最非所愿的。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包括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历史,很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用政治手段控制整个政府及进行获取某种国际承认的能力。我们怀疑一个共产党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联合政府外还能够借其他方式获取全国政权。”^[15]
        因此,李宗仁及主和派方面的策略,是以中共尚无足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控制全国的形势估计为基础而制定的和平谈判的政治原则,是以1946年政协的政治原则为范本的,也就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中共方面在抨击张治中上述谈话时,指出其改编国共军队的方案是“依据从未生效并早已作废的一九四六年二月马歇尔方案”^[16]。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这条政治原则也就破产了。中共一再批评了中间道路的幻想,抨击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说教。何况,这时候中共已经有充足的力量去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将革命进行到底,无须再考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迂回策略。李宗仁方面重新回到1946年政协的政治原则上来,当然既不会为中共所接受,也不会为中共所信任。至于李宗仁方面所说的中共军队不过江,划江而治,在和平谈判的政治原则上,并非是建立南北朝的谈判,而是在联合政府的前提下,各党派对地方的自治,仍然是1946年政协的原则。但这种迁就实际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在事实上做不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当然会造成国家的分裂。不过,政治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李宗仁、白崇禧既表示了反蒋的意向,中共在政治原则上不让步的前提下也就力争他们与蒋介石决裂。
        李宗仁上任后的基本政策,在2月15日夜的广播中表示:“第一是谋取和平,第二是革新政治。”^[17]而他在同美国善后救济总署负责人赖普汉(Roger D.Lapham)谈话时阐明其政策说:“如果和平可能达成固然好,万一不能达成,便只有在南方、西南、西北各地,就军事、行政等方面力谋改革,藉以赢取民心,然后跟对方抗拒周旋到底。”^[18]当然,无论是实力、时间、观念、组织方式和社会基础,李宗仁都不能胜任自己提出的任务。但他仍抱着一丝希望,企图在自己的周围集结起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在中共和蒋介石集团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的余地,以应付几乎令人绝望的时局。对此,连司徒雷登也对他存有希望:“他仍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全中国的和平愿望。只要李的和平努力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或能成功地阻止中共跨越长江,他将能维持并利用人民对他的拥戴。李也意识到他的劣势,但他很精明地利用那些视他为和平希望之星的人们的支持,以便既弥补他与广东集团的裂缝,又可以尽可能多地赢得国民党实权人物的拥护。他向我们表示要求援助,并计划经济与政治的改革,以努力巩固他的地位。这些努力的成功程度将会奠定他的强大实力,这可以使他与共产党谈判时处于有利地位,或者,在共产党恢复攻势时,他继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抵抗领袖。”^[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