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既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即决心继续作战。4月18日,他派人请傅泾波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迁往广州^[1]。19日,从上海无线电广播中已传出政府南迁广州的消息。20日,蒋介石的亲信吴铁城、吴忠信、王世杰等拜访了李宗仁^[2],显然准备合作抵抗中共的进军。
        4月21日晨,解放军已在荻港一线突破江防,南京行政、立法、监察三院院长及秘书长开会讨论紧急疏散事宜,李宗仁也下达了中央各机关南迁广州的命令。除国防部迁往上海外,总统府、行政院各部会及立法、监察两院都迁往广州。
        是日上午,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徐永昌、汤恩伯等在国防部开会,会商今后战略。国防部次长萧毅肃、第三厅厅长蔡文治报告,解放军在第八十八军防区突破江防,第七兵团司令官张世希报告“如无大量援兵,无法恢复”^[3]。何应钦、白崇禧等主张调六十六、九十九军前往增援,李宗仁表示赞同,汤恩伯“即请政府早迁,俾无顾虑的调京浦之六十六及九十九军等往援”。下午,他们又继续商量调动驻新疆的部队到内地参战,并商量甘青两马的军队出击方向,但没有结果^[4]。
        蒋介石在先几日已邀约李宗仁晤谈,面临和谈破裂、解放军渡江的严重形势,李宗仁即于22日偕同白崇禧、何应钦等飞往杭州,与蒋介石会晤,蒋则自溪口飞杭,商讨拒绝中共和平协定后的时局和应付方策。张群、吴忠信、王世杰等也与会。行前,白崇禧向李宗仁表示:“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蒋先生明白提出,蒋、李二人只能择一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而免拖泥带水!蒋先生既已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产权全部交出。”^[5]会商时,李宗仁表示:“和平方针既告失败,请公复职。”^[6]蒋则表示:“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7]并且主张必须表明反共到底的态度,仍让李宗仁处于前台,承担抵抗解放军推进的责任。蒋、李在政权崩溃之际,仍然同床异梦,互不相让,难以合作。蒋介石利用李宗仁和谈政策的失败,乘机在会上决定,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非常委员会”,凡政府重大政策,先在党中获致协议,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由此来“协助李宗仁”^[8]。这样,李宗仁不仅没有从蒋介石那里要到实权,反而更方便蒋介石利用党权来操纵国民党残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继续抵抗。
        在此次杭州会议上通过决议:“(一)关于共党问题,政府今后惟有坚决作战,为人民自由与国家独立奋斗到底;(二)在政治方面,联合全国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奋斗;(三)在军事方面,由何院长兼任国防部部长,统一陆海空军之指挥;(四)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中国国民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之联系。”李宗仁同日发布命令,特任何应钦为国防部长,改变指挥体制,以参谋总长为国防部长的幕僚长^[9]。
        同时发表通电明示:“由于共党毫无诚意,和平谈判已告决裂,中华民国特昭告全世界,此后将继续抵抗共产主义侵略,从明日起,政府迁往广州办公。”^[10]
        当晚,李宗仁仍飞回南京,但这时军队已在部署撤退,李即召见汤恩伯。汤报告说:“敌军已迫近城郊,本晚或可无事,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以策安全。”^[11]这时,中共方面仍在通过南京代表团向李宗仁做工作,希望李宗仁留在南京,签订和平协定。邵力子、章士钊致电李宗仁,请李“无论如何,莫离南京一步,万一别有危机,艰于株守,亦必求公飞莅燕京,与某等共图转圜突变之方”^[12]。李已决心战斗,即“将电文掷去,未加理会”^[13]。当时在南京的阎锡山怀疑李宗仁仍要谋和,徐永昌解释说:“将来不知,此时实无。”阎仍有所怀疑,徐表示:“此而看不出,是连自己也不信。”^[14]
        23日晨9时,李宗仁经汤恩伯催促,驱车前往明故宫机场,乘专机飞离南京,他愁肠满怀,在南京上空转了两圈,只见钟山屹立,长江如练,而硝烟弥漫,炮火连天。驾驶员前来请示飞航目标,李宗仁对蒋介石依然在幕后操纵深感疑虑,于是,他没有让驾驶员飞往政府南迁的广州,而是飞往自己起家的根据地桂林。
        南京各机关于22日铁路被解放军切断后,沿京杭国道撤退。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23日先飞上海,24日飞广州。
        当时,国民党军曾企图破坏南京,一方面中共地下组织正发动群众予以保护,维持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国民党军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进行破坏活动。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覃异之和总司令张耀明商量,由张耀明和马青苑等联系,成立维持治安组织。同时,在北平的南京代表团于23日晚上也与南京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及参议会议长陈裕光联系,要他们联络各界,负责维持城内治安,防止破坏,静候解放军入城接收。是日下午6时,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致电毛泽东:“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京陵(原文如此——引者)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15]翌日晨,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电告总前委和粟裕、刘伯承等前线将领:“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16]
        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在国民党军撤退后,占领浦口,但没有渡船,至23日黄昏,只是以两只小船首先渡过十八个侦察兵。中共地下党组织了以水上警察局二号巡艇为首的第一批巡艇到浦口迎接,并继续组织渡船。是日深夜至24日凌晨,第三十五军顺利进占南京。
        2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闻报道宣布:“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17]以代总统李宗仁为首的由国民党执掌的中华民国政府放弃首都南京撤逃,是中华民国败亡的标志。国民党军政残部则继续在广州、重庆等南方地区组织抵抗。
        对于在北平的南京和谈代表团,李宗仁、何应钦于21日电询张治中:“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这时候,中共和谈代表周恩来等一再对南京代表表示挽留,“以保留和谈线索”,“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18]。毛泽东早在4月13日就函示周恩来说:“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果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在北平。”^[19]张治中是首席代表,他认为,“我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和谈破裂,理应回去复命”,但在中共的诚意和善意的劝说下,又深感犹豫。24日南京方面派出的飞机来平,经过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张治中的眷属竟随机来平。于是,张治中“在无可奈何之中也只有暂时留下来了”。当时,民革李民欣带来了何应钦致张治中转各代表的信:“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南京代表们经过中共代表的劝说,决定留下,复信说:“昨闻中央公司今日有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这架来接南京代表团的飞机,就只好带上这封信,独自飞回去了^[20]。
        代总统没有撤往广州,部分国民党人在广州集会,要求蒋介石前往广州领导全党。但这位国民党的总裁,注意力仍然放在军事上,25日,决定离开故乡溪口,前往上海指挥残部。他深知此行一去,故土难归,两度展谒母亲的坟墓,迟迟而行。他到象山港登上了“太康”军舰,于26日驶抵上海复兴岛。27日进驻上海金神父路励志社。他一方面与汤恩伯等研究军事部署,一方面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鼓吹反共。他在文告中侈谈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诬蔑中共是第三国际(已经解散)的第五纵队,毫无根据地武断说:“(中共)妄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前,控制全中国,为共产国际充实其应付世界大战之人力物力与资源,犯了日本军阀一样的错误,他这个大错的铸成,就是他自取灭亡的基因,亦就是我们中国剿共最后胜利的把握……不出三年,最后胜利必然是我们的。”^[21]尽管他仍然大权在握,但他重登前台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他伪善地表示:“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22]直到5月6日,蒋介石才从市区撤往复兴岛,登上“江静”轮,并于第二天开往舟山。
        国民党政权一派败亡景象,下野的国民党总裁在前线指挥战斗,而负有行政责任的代总统,躲到离前线十分遥远的后方。他们都想收拾残局,但又各存私心,依然无法通力合作。和谈的失败,使白崇禧对李宗仁也很失望。据程思远回忆,白崇禧对他说:“过去三个月,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23]桂系既缺乏力量,也缺乏施政的魄力,广州群龙无首。4月25日,国民党中常委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一)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任务终了,立即撤销;(二)推派李文范、吴铁城两委员赴桂,促请李代总统宗仁同志早日来穗。”^[24]李宗仁在桂林也电召白崇禧前往商议。白于4月29日从武汉起飞,因气候原因,未能飞往桂林,改飞广州。5月1日,何应钦和政要们谈话,认为“蒋先生要干即来,不干则将钞权拿出来,不必管事”。会上“各夸功德而怨尤他人”,阎锡山把它称之为老鼠会。他解释说:群鼠会议制猫,以为如以铃拴猫项,则各得警觉。询谁去拴,则皆不愿^[25]。
        5月2日,广州方面公派的李文范和作为私人身份的居正、阎锡山一起前往桂林,劝说李宗仁前往广州主持,白崇禧也随机同往。居正等三人向李宗仁表示:“他们来桂之前已得到蒋先生的保证,说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希望李代总统领导下去。”^[26]5月3日,李宗仁复信给何应钦,并附有谈话记录一份,转达蒋介石,提出了六点要求^[27]: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以应政府急需。
        (三)所有前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指挥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李宗仁曾召集桂系骨干商量这份记录,“白崇禧听后,表示完全同意,他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一贯主张。但是现在政府迁到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是很大的。’言外之意,就是同蒋争权,也要到广州去”^[28]。当时,白崇禧尚雄心勃勃,企图一战,力主李宗仁赴广州主持。阎锡山认为李的这份记录刺激性太大,劝李宗仁予以修改,但李没有同意,阎即以自己是私人资格来桂,没有同意带转,即由李文范带回,由何应钦转送给蒋介石。^[29]
        6日,蒋介石向李宗仁回复了一封长函,由林蔚文带到广州交何应钦,转交李宗仁。蒋介石在信中一派冠冕堂皇的话,认为一切由代总统依法行使,自己引退后,对存台金钞“未尝再行与闻”。国防部事务,已“无权过问”。对于非常委员会认为可以复议,但他强调:“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负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为政党政治之常轨,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蒋在信中强烈表示拒绝出国,并声明:“中引退以来,政治责任已告解除,而对革命责任仍自觉其无可逃避……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30]其实,他刚刚部署好上海军事后从上海撤走,进行着东山再起的图谋。他预定:“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着手之起点。”^[31]他把台湾作为他的最后根据地,全力经营,台湾事务以及转移到台湾的财政部库存,李宗仁根本无法插手。何应钦接信后,召集十数人研究,多数人请阎锡山带往桂林,“仍劝李来穗,勿因是而负气”^[32]。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在广州举行会议,请蒋介石打消遁迹远行之意,并推阎锡山、于右任、吴忠信等研究促成蒋介石和李宗仁在短期内再度晤谈。
        7日,阎锡山偕朱家骅、陈济棠及白崇禧再次前往桂林劝说李宗仁。阎说明蒋介石“六条已承认五条半,不过发点牢骚。并说发牢骚较应允而不发牢骚还好”^[33]。所谓半条,就是未允出国。当时桂系骨干都主张李宗仁去广州,李得了面子,对未来存有一线希望,即于5月8日自桂林飞往广州。
        李宗仁到广州后即于当日发布命令宣布:“政府以和谈无法继续进行,畿辅又突遭侵袭,遂不得不于四月二十一日令饬尚在南京之各中央机关迅即全部迁至广州,并责成军事主管妥慎规划集中力量缩短防线,续为保障民主自由与国家独立作自卫之抵抗。在此期间广州即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除前已由外交部照会各国驻京使节外,特此通令昭告全国。”^[34]
        同时,立法院也于5月6日在广州复会。逃离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残部又正式运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