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到达广州之后,广州国民党党政军方面决心继续抵抗解放军的进军。立法院于5月13日院会上通过决议,支持政府对中共继续作战到底。是日,还通过了白大诚等四十九名委员的临时紧急动议,向宋子文、孔祥熙及张嘉璈三氏征借10亿美金,藉以挽救危机,半作军费,半作整理金融基金^[1]。当然,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三氏似也无此巨大财力。张嘉璈于5月18日即致函行政院,声明他一生服务社会,“皆系担任以薪金为收入之职务,并以提倡奉公守法、确立会计出纳材料工程等管理制度为任务,从未自营任何产业。除中国银行离职时,董事会给予退职金十六万元,作子女教养费外,并无任何私人财产”^[2]。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议决,请政府通令全国,如再有倡议“和平”、中途妥协、或妄发求和言论者,应视同叛逆,予以党纪国法之处分^[3]。当时,广州方面国民党中,对于李宗仁到广州后的政治态度,“多数人不同情其最近文告,以为仍将受共党欺骗而先摇了人心。尤其军事受害特大”^[4]。于是,李宗仁于5月21日再次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明:“在此,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全国同胞,从今天以后,我所领导的政府,对于抵抗这个暴力的压迫(指解放军的进攻——引者),具有坚强的决心,虽至一兵一卒亦决不放弃我们的责任;同时并要排除任何阻力,来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革新,务必使政府一切措施,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与人民的要求,以期严整政府阵营,充实政府力量,来从事于维护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反共战争。”^[5]
        然而,尽管蒋介石作了承诺,但实际上蒋介石依然在幕后指挥,李蒋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拥蒋的势力依然是李宗仁所无法对付的。5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行会议,请蒋介石打消遁迹远行之意,并推阎锡山、于右任、吴忠信等研究促成蒋介石和李宗仁在短期内再度晤谈。5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定阎锡山、吴铁城、李文范、吴忠信、白崇禧、王宠惠、陈济棠等七人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加强团结计划,必要时赴台湾晋谒蒋介石^[6]。当时,参谋总长顾祝同听命于蒋介石,引起白崇禧的不满。李宗仁要行政院长何应钦免去顾祝同的参谋总长职务,由白崇禧继任。何应钦两头为难,表示要辞去行政院长。广州国民党政府内一片混乱。
        5月17日,阎锡山和朱家骅、陈济棠一起去会晤李宗仁,询问李宗仁致蒋介石函是否已经起草完毕,以便去和蒋介石商讨。据徐永昌记载:“(阎锡山转述)见面之场合,渠(指李宗仁——引者)发牢骚中有西南各军需现款一百五十万元,而财部发不出。要何敬之免顾职(易以健生,华中总司令由李鹤林接,顾转西北长官)而迟迟不见发表。此何意也。阎先生以为,先与蒋晤或能说的通。李谓不通即走。言下愤愤。陈朱提倡走时,阎先生仍要早写函而出。按:(系徐永昌按语——引者)李到穗第二次会时,即有提议首须团结白健生,建议李蒋晤面,吴礼卿加实其需要,阎先生促成之。遂推阎朱(骝先)陈(伯南)先晤蒋,规定见面地点,并携李函前往。因李自动述出不但中国反共,并且要提倡亚洲其他国家联合反共,云云。阎先生即乘之,以为用此意拟之函中致蒋,蒋无不赞同一致。李当时亦乐,允即办者。并闻李左右策士,劝李要蒋先办到前此所许各节,否则不要见面。又吴礼卿坚不参加该项运动,所谓二陈派亦不希望李蒋见面。李德邻亦云共党即要我们两分。云云。此日来政局暗潮也。”^[7]
        当时,蒋介石于5月17日自舟山飞临澎湖马公,据蒋经国说:“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从此已无缘再享此人间清福也。”^[8]其实,蒋介石一刻也不愿也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25日抵台湾高雄,继续干预军政事宜,当日并派蒋经国飞往上海,对汤恩伯传达自己的意旨及处理物资疏运事宜。只是汤恩伯部已经抵抗不了,被迫撤退,蒋经国才未能在上海降落^[9]。
        5月26日,于右任、阎锡山、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携李宗仁函飞赴台湾,会晤蒋介石,调解蒋李矛盾。27日,蒋介石自高雄到台南,与于右任等相见。晤谈之后,蒋介石对李宗仁来函并不满意,不愿和解,即以“不再闻问政治之决心”加以搪塞^[10]。当时会见情况,据徐永昌记阎锡山所述:“先出党的决议案(即前之第三案)并展转出李德邻书(一、简化政府,二、整顿金融,三、核实军额,四、何敬之辞或请问何人继之,五、政府迁何地)。蒋先生初置各函件不之阅,继经解释乃阅。阅竟谓都好。更询第四人事问题谓:我已引退,决不管。中间曾因吴铁城之解劝,乃答以申斥之语意,又因朱骝先之申述,乃竟责至其教育办到如斯之不堪。云云。末以将有亲笔信李代总统而作结束。渠等五人尚拟作再度晤谈,而下午蒋已他飞。渠等乃于今下午归。阎先生并述陈辞修单独转达蒋意,请阎早去台,又蒋先生曾说到渠实无面到外国去。”^[11]
        蒋李矛盾难以调和,何应钦内阁于5月31日总辞职,李宗仁提名没有政治实力的居正为行政院长。但立法院投票时,因CC派的反对,未获通过。当天,发票303张,同意票151张,不同意票143张,仅差一票,未超过出席委员之半数,遭到否决。桂系在政治上能力薄弱,投票之前,对立法院的状况掉以轻心,致以一票之差失败,李宗仁的威信也由此受到打击。当时,阎锡山在蒋、李之间,处于居间调解的地位,大部分立法委员瞩意阎锡山。6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推举阎锡山为行政院长,李宗仁屈服于CC的压力,于3日向立法院提名,以254票同意对56票不同意,绝对多数通过。从此,蒋介石就通过阎锡山来贯彻自己的意图,以制约李宗仁。
        这时,阎锡山因私事到了台北,6月4日前往高雄晤蒋,蒋尽力对阎施加影响。据徐永昌记述阎锡山所述:“在高雄晤蒋先生,对渠组阁颇乐观,财政拟以全部作两年准备。去时李提拟以邱昌渭长外交,蒋不可(恐其乱更换驻外大使,设驻在国不表欢迎,延宕三个月,则国家损失太大矣),要阎自兼。对国防部要余担任。询以何敬之,谓亦可。且云不可令白到国防部。”^[12]蒋又向阎提交了他所拟的非常委员会名单。阎锡山回广州后,李宗仁提名要白崇禧任国防部长,而何应钦畏难,坚决不就国防部长之任,最后蒋介石电示阎锡山,不得已时由阎自兼。
        李宗仁对阎锡山亲蒋的态度有所不满,曾约见徐永昌,认为阎被CC派所包围。他对徐出示甘介侯从美国来的电报,大意说:“已晤杜鲁门总统,谈及胡适、顾维钧皆拥蒋之人。蒋在主持中国军政,无望美援来华。”李又告诉徐,美国公使克拉克日前在桂林对自己说:“何不令蒋先生出国,与令CC脱离现政府,以新美国人民耳目。不然,李代总统无能为也。”^[13]而CC派也因否决居正、通过阎阁,向阎邀功,谋取部长席位。11日,李宗仁仍反对阎锡山兼国防,要白崇禧专任,并拟就电稿给蒋介石,要蒋同意。然而阎锡山表示:“如不发表兼国防时,其府令送稿副署时,当将阁命一并送回。该电则决不发。明日将亲送回,劝其从新考虑。”12日,阎锡山会晤李宗仁时,李表示要将这一电文“公布天下而去”,阎答应就此事进行疏通,兼职时间“当然愈短愈好”^[14]。这样,阎锡山内阁才勉强组成,6月13日,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并兼外交部长,不久电请胡适担任,胡虽一度答应,但终未到任,由叶公超代理。阎在就职典礼上声称:“锡山此次承代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于国家危难时期,组织战时内阁,国计民生,万端待理,惟当前措施,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15]
        李宗仁实力不足,无法摆脱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和控制,不能不谋求蒋介石的合作和支持。阎内阁组成后,李宗仁、阎锡山于6月16日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命驾莅穗,使仁等得以就近联络一切”。《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说:“李宗仁对内对外,皆束手无策,故不得不要求公莅穗,就近指导,以挽救当前危局也。”^[16]这也许就是当年蒋介石对李宗仁处境的一种估计吧。区区桂系的实力和人望,难以在国民党的残局中摆脱蒋介石的影响,达到美国人所期望的效果。
        但是,蒋介石还不愿意马上去广州,他还要看一看桂系到底有多大的能耐。6月18日,他对吴忠信表示:短期内可以赴穗,但必待台湾军事检讨会议与处理防务完毕,始再定行期^[17]。同日,徐永昌到高雄见蒋,“(蒋)复询李白是否尚能回至合作,答以健生或能。渠似不谓然……询对渠赴穗有何意见。答以不如且缓。缘磨擦之局,既无法消弭,不如待李阎磨擦至无可开脱时再往,岂不多延宕破裂之时间”^[18]。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残部实际上是分裂的,台湾是蒋介石完全控制的地盘,号称引退、不管政务的蒋介石,对台湾事务巨细必问,代总统李宗仁是一根针也插不进去的。至于大陆的烂摊子,以李宗仁的实力,只在两广可以发挥作用,也折腾不出什么名堂,蒋介石控制着财权和黄埔系的兵权,仍然可以牵着桂系的鼻子走,尽可让李宗仁在名义上再顶一阵子。
        当时,蒋介石着意经营台湾,黄金外币运台后,蒋介石控制着这笔财产,稳定台湾的经费就有了着落。尽管李宗仁曾“出一清单,谓政府尚有四亿资金”^[19],但广州国民党政府无权自由动用这笔钱来应付大陆的军政支出。6月15日,台湾省政府宣布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由中央划拨经费来源,抵付在台军公垫款,并将进出口贸易之外汇管理,交由台湾省统筹调度,同时拨付黄金80万两,以为改革币制基金,另拨借美金1000万元,作为进出口贸易运用资金。当时,国际上有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谣传。蒋介石决心坚持下述主张和立场:“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匪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其南太平洋海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与美国管理,而英则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与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20]
        在大陆,蒋介石利用阎锡山来制约李宗仁,李宗仁难以贯彻自己的意图。吴忠信、袁守谦面见阎锡山时,转达了蒋介石的关照,吴说:“总裁说:阎先生为我们保持生命线,我们要全力支持。”所谓生命线,即由阎锡山消弭与代总统之间的隔阂与冲突。袁守谦说,“总裁命令黄埔军官一致服从我(阎锡山——引者)的命令,以支持我主持的战时内阁的一切措施”^[21]。于是,蒋介石开始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为重登前台作准备。6月22日,他向吴忠信表示,将于下月初到广州成立非常委员会,并巡视重庆等地。24日,他从高雄到达台北,定居阳明山,建立他的指挥中心。同日,他通知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秘书长郑彦棻,定于7月1日起设置总裁办公室。他以强化党权的方式,来强化他对政局的操纵。在这个办公室下面设立设计委员会,下分党务、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文化宣传等六个组。7月4日,蒋介石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坦然以最高领袖自居:“自孙总理逝世以后,余即继其为领导国民革命之领袖,早已献身于国民革命,以谋中国人民之自由与国家独立。今后仍以革命领导者之地位,自将继续完成此一付托之重任……故余个人之地位,决不在于政治上职权与名义之有无,而对于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则始终不容放弃。”^[22]
        7月14日,蒋介石于访问菲律宾回国后即赴广州,翌日与李宗仁会晤,然而两人隔阂很深,谈话不得要领而散。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为委员,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政治委员会职权。4月22日蒋、李杭州会议时的拟议得以落实,蒋介石也就名正言顺地以“革命领袖”的资格,重新公开出来指挥全局。李宗仁在政局中的分量也就越来越轻了。
        当时,桂系刻意经营两广,白崇禧认为广西部队必须入粤保卫两广,因此,急切要求重掌国防部,以便调动兵力,进行部署。7月3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到广州向李宗仁陈述。蒋介石到广州时,李宗仁又提出了白崇禧出长国防部长的问题以及保卫广东问题,与蒋商量。当时两广将领希望白崇禧出长国防部长后,把沿海主力兵团如胡琏、刘安祺兵团等部调到大庾岭以北地区,与白崇禧所指挥的兵力紧密联系,并肩作战。他们不赞成蒋介石把兵力部署在沿海某些据点,忽视广东的保卫。但蒋介石只是答应考虑。
        这时候,解放军夏季休整,国民党方面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李宗仁到各防地出巡,决定到台北再与蒋介石商量悬而未决的问题。7月27日到达台北时,受到陈诚安排的热烈欢迎,蒋介石、蒋经国也到机场迎接。在台与蒋介石前后长谈五次。据程思远回忆,“李重新提出以白崇禧长国防和集中兵力保卫广东问题。蒋对白长国防部,借口胡宗南、宋希濂反对,谓目前不能有此任命。对保卫广东,说是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23]。李宗仁一无所获,于30日回到广州。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蒋介石获得有关消息后,曾企图阻止白皮书的发表,但一直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参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打电报给蒋介石,认为这样的请求书,会给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印象带来不良的影响,它“会被解释为一种认罪书”^[24]。蒋介石和广州国民党政府只能对白皮书低调处理,而不敢加以驳辩。李宗仁则似乎增加了获得美援的希望。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说:“白皮书即时产生的一种结果,便是使李代总统更公然反对蒋总统。李氏的一个亲信顾问甘介侯……现在他劝告李氏说,美国政府‘不拟援助蒋介石所控制的政府’。李氏认为自己可以获得美援,于是对许多有关政策的问题,大胆与蒋总统争持。李氏与蒋总统对防卫的战略,不久便显然分歧。蒋总统认为在锐减中的政府军队,应集中防卫几个要点,如广州、海南岛及台湾。他很怕国军力量因散布于宽广的阵线而趋于稀薄。但李氏亟欲采取较大胆的途径,欲在湖南与江西坚守据点,促请把现在台湾的空军与孙立人所训练的新军移调至衡阳地区。后来,蒋总统的意见占优势,台湾的防务也就没有削弱。”^[25]
        到9月间,桂系对于国防部长一职等得不耐烦了,阎锡山并未兑现他的诺言。李宗仁托邹鲁向阎锡山传话:“请阎院长辞国防部长兼职,并以白健生接替。”但阎锡山表示强硬:“我不辞国防部长兼职。如代总统令免,我行政院长不副署。”^[26]对此,徐永昌批评说:“余于国防部事,以为如不能核实军队,提高待遇,进有功,去不才,仅为蒋先生便利而兼之,必不为人所原谅。盖国事败坏至今,十之九因军事。若依然过去之军事,则势不至败坏完尽不止。所以若决心不辞职,必须立即做应做的事。渠对李之相迫,少自责而多尤人,余颇不能平。”^[27]当时,蒋阎方面认为,白崇禧如就任国防部长,必至免胡宗南,免汤恩伯,甚至免陈诚,蒋介石“如抗不令交代,竟下令通缉蒋,以争取正统,皆能做到”^[28]。尤其是胡琏兵团从江西败退广东后,被调到潮汕一带,引起粤、桂方面对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强烈不满,认为“胡氏一走,就是政府不保卫广州”。余汉谋也因指挥不动中央系的三个兵团,即刘安祺兵团、胡琏兵团、沈发藻兵团,而迟迟不肯就任华南军政长官的职务^[29]。军事指挥权问题,实际上是国防部长一职纷争的关键。
        广州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军事上无所作为,百无聊赖,竟于9月2日发出通缉令,通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九名中共军政领导人。阎锡山只是空话连篇,在广州残局中声望日益下降,桂系和立法院中正在酝酿倒阎风潮。阎正在设法应付,恋栈不去。徐永昌劝其趁机卸职,以免溃灭的责任,但阎不听,大言要“人定胜天”^[30]。
        8月23日,蒋介石从台北到达广州,事先并未通知,仅蒋经国前往迎接,开始了他对西南地区的巡视,部署抵抗解放军的进军。24日到达重庆,他在书面谈话中声言:“今日重庆,再度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31]侥幸地希图重庆发挥抗战时期的那种作用。他在重庆连日分批接见西南地区军政人员,安抚四川方面的地方领袖。29日,他主持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国民党的川、黔、康省政府主席,川、陕、甘、鄂、湘边区将领均到会,仅云南省主席卢汉未至。蒋介石部署死守四川,“决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三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32]。“以保卫四川为核心”^[33],“决定拒×于川境之外,即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区”^[34]。当时,胡宗南主张在西南的国民党各将领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但蒋介石没有同意。他心里明白,四川的战略价值已经很有限了。
        当时,被蒋介石用阴谋赶出云南的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和中共方面,都在策动云南省主席卢汉反蒋起义。在龙云主政期间,民盟在云南十分活跃,中共对云南各界也有很大影响,中共的游击武装也有很可观的力量。卢汉一时难下决心。蒋介石到重庆后,于9月1日召见卢汉的代表朱丽东,要卢汉到重庆商谈。当时,李宗仁、白崇禧主张以鲁道源任云南省主席,免去卢汉职务。蒋介石认为:“吾人本欲以滇省做剿共基地、政府后路,彼(指卢汉——引者)若据滇西以扰我,是仍不能作基地与后路也。”^[35]他一面让徐永昌去广州,向李宗仁、阎锡山建议广州政府方面用怀柔方法安定滇局,一面命令李弥率部回滇,监视卢汉。卢汉犹豫再三,于9月6日冒险前往重庆。蒋介石尽量安抚卢汉,要他肃清内部,并要他立即行动。9月8日,卢汉从重庆返回昆明,保密局长毛人凤随后即率领大批特务到达昆明,于9日夜进行大搜捕,时称“九九整肃”。反蒋的军事学家、民革中央执行委员杨杰闻变先期出走香港,9月19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但卢汉一方面镇压反蒋活动,一方面又保护一批反蒋的人,并继续和中共联络。蒋介石于9月12日从重庆前往成都,对四川地方势力进行安抚,活动五天后于17日回到重庆。21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拿了自己的亲笔信先行去昆明见卢汉,翌日,蒋亲自偕张群、萧毅肃等飞抵昆明,与卢汉面谈,力图笼络卢汉。但蒋介石不敢久留,当天即离昆明前往广州。
        蒋介石这次在广州多住了几天,对白崇禧多方笼络。他建议于非常委员会中设立军事委员会,使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及白崇禧都可以参加。他答应等华中战事结束,再提议以白崇禧为国防部长^[36]。据说,蒋且答应白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并将胡宗南和宋希濂所部交白崇禧指挥^[37]。但白崇禧没有答应蒋介石的方案,当时薛岳正在活动两广联合倒蒋。白崇禧因李宗仁魄力不足,连他出任国防部长一职都解决不了,渐渐生出离异之心。
        国民党残部失守福州之后,蒋介石私自令国防部任命汤恩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但李宗仁认为,汤恩伯失守京沪,应受处分,且蒋介石无权任命将领,因而拒绝签署任命令。10月2日,蒋介石接到汤恩伯来的电报:“李宗仁发表公开反对行政院任其为福州绥靖主任之声明,使彼丧失威信,无法指挥部属,故不能再驻厦门决战,决自今日离职远行。”^[38]汤以一走相要挟。而蒋介石则替他吹嘘说:“厦防已布置妥当,如再能将胡琏部某军加上,相信防守三年无虞。”^[39]当时,白崇禧还斗志旺盛,准备在湘乡打一胜仗,当面要求蒋介石留在广州,督促宋希濂部出击,刘安祺部尽速北上。但蒋没有同意,答复说:“汤恩伯这个东西那里,非得我去一趟不可。”李宗仁说:“他能不守纪律?”蒋以叹息的声调说:“现在只好多用情感……明早即去厦转台,很快的反【返】来。”^[40]事实上,蒋介石先派了谷正纲去安慰汤恩伯,正当解放军大举南进之际,他于10月3日飞回了台北,迟至10月7日上午才乘军舰到达厦门巡视,召集驻军官长训话,要他们“在汤将军领导之下,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组训民众,加强战力,确保金厦,来奠定反攻胜利的基础”^[41]。当晚即离开厦门回台湾。10月11日,他又到定海巡视。显然,广州是蒋介石的反对派,即桂系和粤系可以发挥影响力的地方,广州的防卫问题并不是蒋介石关心的焦点。
        解放军向两广挺进,李宗仁无法维持残局,又派吴忠信去台北询问蒋介石,或者直接出来以总统身份负责,或者交出款项来。蒋答应予以考虑。徐永昌估计:“余以为必无结果。盖出山恐美援因之不来。亦不放手财权。”^[42]10月8日,洪兰友致电蒋介石:“广州危急,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顾祝同也有电建议:“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43]蒋介石系统趁桂系主力在衡宝被歼灭之机,希望蒋介石尽早复出。
        广州对于国民党政府残部早已不是久留之地。5月16日,国防部已决定迁往重庆。19日,行政院也决定迁重庆^[44]。但一时局势和缓,没有行动。8月1日起,广州国民党政府开始部分迁往重庆,国防部分渝、穗两地办公。8月13日,中央机关在渝办公布置委员会主任马国琳对记者声称:“中央分地办公的决策,表示有保卫重庆及四川乃至整个西南之决心,政府稳定,必能获得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45]10月11日,解放军已兵临广州城下,李宗仁于12日零时发布总统令,宣布“中央政府定于本月15日起,在陪都重庆开始办公。所有保卫广州之军政事宜,着由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负责统一指挥”^[46]。阎锡山则早早地于11日离开广州,飞到台北。据说是去向蒋介石要钱,因七八月军费未发清,9月、10月军政费没有着落。但当时蒋介石到定海视察去了,不在台北。阎锡山直到14日才见到蒋介石,结果要到黄金40万两,但被东南军政长官部就地要去了12.5万两,其余从台北带到了重庆。这点钱只能开放军政费到本月13日^[47]。13日,李宗仁撤离广州,飞往桂林,其他行政长官直接飞往重庆。14日,李宗仁从桂林飞抵重庆,阎锡山则在台北滞留至15日才直飞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