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夏,美国国务院正忙着编制《美中关系白皮书》。这一工作遭到行政机构内的军方、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以及中国国民党方面的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于7月21日在给国防部长的长篇备忘录中系统陈述了他们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白皮书》上千页文件的总体效果是“极度贬损蒋委员长和中国的国民政府的”,公布《白皮书》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总目标背道而驰,它对公众情绪产生的影响将损害美国决策的灵活性。此外,发表这些文件还涉及解密的问题。参院外交委员会成员、老资格的共和党参议员范登堡认为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相当大的地方还未落入共产党手中,这时发表《白皮书》可能对台湾形势造成预想不到的后果。他还威胁说,公布《白皮书》可能大大损害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国民党方面更是竭力想阻止《白皮书》的公布,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董霖威胁说,如果美国公布《白皮书》,国民党政府将公布自雅尔塔会议以来的有关文件。杜鲁门、艾奇逊不为所动,杜鲁门认为,“公布《白皮书》是必要的和适宜的”^[1]。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回到美国的当天,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白皮书》。艾奇逊在为《白皮书》的公布致杜鲁门的信中道出了《白皮书》的中心思想,即中国事态的发展超过了美国的控制能力,美国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国民党的垮台是它自身的腐败无能与领导错误所致。杜鲁门在发表白皮书的前一天发表声明说:“本政府在对华关系中的作用受到了相当多的误传、误解和歪曲,其部分原因是因为本政府不愿意揭示那些事实,揭示那些事实会加速目前中国事态的进展。但在当前局势下,美中两国的利益要求我们坦率地讨论这些事实。只有这样,我国人民及其在国会中的代表才能获得对我国在东亚的政策的健全发展所必须的理解。”^[2]美国政府本来想以此为其战后对华政策进行辩护,但结果适得其反,国会内外的援蒋势力掀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政府对华政策的高潮。《白皮书》发表后五天中,国会中已有二十三篇声明,其中只有四篇是倾向于同意《白皮书》观点的,十九篇都是表示反对的^[3]。
        国民党政府认为《白皮书》的发表对它不啻落井下石。蒋介石“痛惜”美国决策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4]。但毕竟美国是国民党在危难之中的唯一依靠,国民党不能没有美国的支持与援助,因此蒋介石决定吞下这个苦果。他决定,第一,国民党对美国暂不请援;第二,由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表明“国家立场”,但“勿对美国作意气之辩论”^[5]。8月7日,顾维钧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白皮书》主要表示的是美国的观点,中国政府正对其内容进行研究,并将表达自己的看法,以便对《白皮书》作出补充;一方面对艾奇逊信中所说的“中国的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的说法感到鼓舞^[6]。8月16日,广州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简短声明,声称对《白皮书》“在意述方面或论据方面,实有不能不持严重异议之处”,并且“不得不于适当时期,将所持观点及有关事实,对中美两国人民作详切之申明”;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吾人雅不愿使两国政府间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传统之友谊,以及民主国家所维护之共同目标。”^[7]
        这时,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迁居台湾,仍然在幕后操纵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他密切注视着国内国际事态的发展。他除了指挥操纵宋美龄等人在美活动外,还自己直接走到前台,从事反共的外交活动。他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中得到启示,认为在亚洲未始不可成立一个类似的反共联盟,于是便在一些亚洲国家中积极活动。但美国既然对中国形势抱着一种等待尘埃落定的态度,自然不会积极支持这种反共联盟。艾奇逊在5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美国不会加入太平洋防御联盟,因为亚洲国家内部的混乱使成立这种联盟为时过早^[8]。尽管如此,蒋介石却不甘心坐待失败。7月10日,蒋介石携前外长王世杰等到菲律宾访问。蒋介石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Quirino)在会谈后于11日晚发表联合公报,其中说,鉴于远东各国“过去缺乏密切之合作,以及考虑及于今日各国独立自由所面临共党威胁之严重,余等认为,此等国家应立即组成联盟,藉以达到休戚相关、互相援助,以抵制并消除共党威胁之目的”^[9]。8月上旬,蒋介石又出访韩国(南朝鲜),并于8日发表与李承晚会谈的联合公报。公报声称:“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日由于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迫切。吾人坚决相信,如果亚洲沉沦,则世界决不能自由,而且,整个人类决不能听其一半获得自由,而一半则为奴隶。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10]这个公报表示坚决拥护蒋介石——季里诺7月12日的联合声明。在蒋介石看来,成立一个军事政治联盟性质的太平洋安全条约组织可以达到几重目的:第一,蒋介石残存的势力势必在这个联盟中处于中坚地位,这将在他危难之中增加他的政治资本,提升他追随者的士气;第二,他不但可以以中国的代表而且可以以这个联盟的代表的身份与美国打交道,从而增强他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能像介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介入这个联盟,那就会重新全力以赴地支持他。
        但以上考虑无非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菲律宾内部对这一构想就有不同意见。7月28日,菲律宾外交家、菲律宾驻美国大使洛慕罗(Romulo)在归国后就向季里诺进言说,这样的联盟应当是非共产主义的,而不是反共产主义的,往后有朝一日也许可以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消除殖民主义应当是这个联盟的目标之一;应当首先征求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意见,以免让人产生这是一个反白种人运动的错觉。洛慕罗并表示,除非季里诺同意他的意见,他不会为此进行外交活动。
        季里诺坚持他原来的主张。为了游说美国政府,他于8月9日到美国活动。11日,美菲两国总统联合公报发表,关于所谓的联盟,其中只有一句话:“美国将继续以同情的态度注视着亚洲人民为加强经济合作的纽带,为加快自治政府的进展,为维护他们的自由而作出的努力。”显然,美国政府没有改变原先的立场,第一,它只是“注视”,而没有说要参与其事;第二,其中根本没有提到联盟之类,而只说要加强“纽带”;第三,没有明确提到反对共产主义,更没有说是什么性质的。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从中是得不到什么鼓舞的。
        亚太地区各国也都不支持太平洋军事联盟计划。印度认为共产主义的问题要由各国通过社会进步的办法分别予以解决。泰国关心本国共产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国际公约却没有认真考虑,而且认为美国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印度尼西亚明确表示不参加这样的联盟。澳大利亚仅仅表示要密切注视事态发展,而不愿作出任何承诺。新西兰认为没有美国与英国的参加,这样的联盟是没有意义的。缅甸表示要“十分谨慎地注意事态发展,不能让这种联合为某个国家的利益服务”。总之,不少亚太地区国家唯美国马首是瞻,对这一政治军事同盟疑虑重重,态度冷淡,蒋介石、季里诺、李承晚虽然忙碌了一阵,但最终却不了了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