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起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中去探寻挽救民族危亡的良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传播日广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新学),很快成为他们主要的思想武器。在英才辈出的志士仁人当中,孙中山最早选择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流亡时,化名中山樵,后来人们都习惯地称呼他为孙中山^[1]。
        1866年11月12日(清咸丰五年十月初六日),孙中山诞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中。
        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西南端。翠亨村离县治石岐约三十公里,坐落于自石岐至澳门的大路的西侧,西偎犁头山,东面金槟榔山。登上金槟榔山,珠江口形势一望而收;海天之际,香港一点,依稀可见。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在这带地方引起了比内地更为显著的变化。在城镇出现了洋货和从事输入输出的商业。读书人中出现了通达洋务的人士。下层民众,或者为谋生更多地流往外洋做苦工,或者参加三合会,以反抗官府和侵略者。但是,建立在这片肥美的土地上的农村,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顽固统治,依旧贫穷和落后。
        孙中山出世前后,家境窘迫。他父亲孙林(德成)是一个缺少土地的农民,两位叔父都出外当华工,胞兄孙眉曾在地主家打长工。他的童年和所有贫苦农家的孩子一样,备尝艰苦,很小就参加农业辅助劳动,熟睹地主阶级统治下农村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幼年的遭遇使孙中山始终对中国农民怀抱着深刻的同情,他“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期这样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2]。十岁,孙中山开始入村塾读书,按照传统的方式接受文化教育。十二岁,读完四书五经。
        孙眉(1854—1915)于1871年去檀香山(当时华侨对夏威夷群岛的泛称)谋生。开始当雇工,后去茂宜岛垦荒,由自耕进而雇佣工人,开办起商店和牧场,还兼营酿酒、伐木等业,成为华侨资本家。随着孙眉经济地位的变化,翠亨孙家的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1878年5月,孙中山离开故乡赴檀香山依孙眉生活。去国远行开阔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界,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3]。他开始在与故乡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成长。
        1879年秋,孙中山被送进英国教会学校卑涉书馆读书,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1882年秋,他又入美国教会学校奥阿厚书院肄业。通过对中学课程的努力,孙中山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
        檀香山是华侨萃集之区。孙中山生活在这些爱国情绪浓郁的人们之中。当时,美国正在极力吞并夏威夷这个弱小的君主制国家,当地土著人民进行了激烈的反美斗争。孙中山在这里,“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4]。檀香山的厄运,勾起了孙中山对祖国前途的关注,“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5]。孙中山憎恶清朝专制统治的腐败和黑暗,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是因为满族人掌权的缘故,如果由汉族人管理,情况就会改变。他极为注意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爱读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
        1883年秋,孙中山返回香山。他按照国外所见,在家乡尝试改良乡政。同年11月,入香港拔萃书室读书,年底加入了基督教。1884年4月,改入香港中央书院攻读。1884年到1885年,发生了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孙中山。他一方面为广大军民的英勇抗敌所鼓舞,另一方面更加痛恨腐败投降的清政府。他说:“予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6]孙中山加紧了挽救危亡之法的探求。不过,到他鲜明地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还有着曲折的历程。
        1886年夏,孙中山毕业于中央书院,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学医。他在校经常发表改革中国政治的言论,并因此结识了同学郑士良。郑士良(1863—1901)号弼臣,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三合会成员,后来成为孙中山的忠实同志。为了受到更严格的教育,并能自由地发表政治言论,孙中山于1887年10月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这所学校的创办人何启(1859—1914)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他是香港议政局议员,同时又是律师和医生。孙中山在校深得英国教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的器重。在必修课程之外,他还贪婪地研读西方的历史、政治、军事及物理、农学等方面的著作。
        香港歌赋街有一家杨耀记商号,是孙中山同村好友杨鹤龄家开设的,孙中山课余常来此同杨鹤龄、陈少白、尢列聚会。杨鹤龄(1868—1934),名仕年,字礼遐。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韶,后易名白,字夔石,新会人,是西医书院的同学。尢列(1865—1936)字令季,号少纨,顺德人,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读书时与他结识。他们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人们称之为“四大寇”。与“四大寇”过从密切的还有陆皓东、郑士良等人。陆皓东(1867—1895)名中桂,字献香,也是孙中山的同村好友。孙中山在幼年时曾听到村中老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洪秀全起义反清的业绩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时,他不断谈起对洪秀全事业的向往,称洪为反清英雄第一人。朋友们戏呼他做“洪秀全第二”,他也欣然自命。这批青年人的言谈虽然肆无忌惮,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在知友圈子之外,孙中山的言行就要审慎得多,还明显带有改良主义的色彩。原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和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中国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由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表达出来。其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这些人虽然经历和思想各有不同,一般说都要求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企望在不触动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他们既然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清政府,遂纷纷著书立说,上书当道,游说公卿,极力主张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改革封建弊政,作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同腐朽封建势力作斗争的进步作用,因此迅速传播开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孙中山公诸社会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按这些人的思想路线进行的,他希望用和平手段,即改良的方法来改造中国。
        还在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返乡,就试办过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等乡政。以后又利用假期返乡,不断加以改进。他想把这种试验推广到更广大的范围。1890年,他上书在乡的清朝官僚郑藻如,提出效法西方兴农桑、禁鸦片和普及教育的建议,请求这位曾任驻外使臣的人支持。孙中山表示:“今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然后仿贾生之《至言》、杜牧之《罪言》,而别为孙某《策略》,质之交世。”他认为这种改革是“吾国之大幸也”^[7]。同年,又呈请香山知县李征庸,在县内推行乡政改良。以后,他又从香山去广州,向各级衙门层层上书^[8],提出改革的建议。孙中山的上书活动都没有得到结果。他从与官府的接触中更加洞察清朝政治的腐败,但是仍没有轻易地抛弃和平改革的手段。他时常在香港,澳门和上海的报刊上投稿,宣传改革,并和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等通信往还。1891年前后,他发表《农功》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改造中国农业的问题,要求采用并推广西方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组织,因地制宜地改进农业生产。在《农功》中,孙中山谴责了统治者漠视民间疾苦。他说:“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去来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这篇文章后来被郑观应加以修改,收入自己编著的《盛世危言》一书中,广为流传。
        孙中山后来把“四大寇”相处的历史称为“革命的言论时期”。实际上,孙中山这段时期的言行存在着重大矛盾,他一方面倡言造反覆满,一方面又上书当道请求改革。这种矛盾产生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不成熟状态。他从以农民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反抗传统中吸取营养,希望从事洪秀全那样的事业,推翻满洲贵族支配的清朝,但是却没有告诉人们将建立什么性质的新政府。他循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道路,要求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但是也没有告诉人们这种科学技术将受怎样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支配。在改良主义思想家们当时已经由要求发展新式生产力、采用西方经济制度、进而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的时候,孙中山的改良主义思想还是较为贫弱的,甚至没有同洋务派的主张严格地区别开来。总之,孙中山还没有把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他还徘徊于采用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手段之间。
        1892年7月,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毕业,以优异成绩,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同年在澳门行医,并开设中西药局。次年,改赴广州行医,同时开设东西药局,并在香山石岐镇设立支店。其时,康有为正在广州办万木草堂,授徒讲学。孙中山听说康有为崇信西学,有志于政治改革,便试图与他结交,托人致意。康有为却要孙中山具门生帖子下拜。孙中山不愿接受这种条件,结交的事只好作罢。这是孙中山和康有为发生关系的开始。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出身官僚地主家庭。1876年,从学于朱次琦(九江),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同年冬,初游香港,耳闻目睹,观感颇多,产生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印象,自此悉心钻研西学。1888年赴京应试,上书提出“变法”的主张。1891年开始在广州授徒讲学,同时写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以建立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后来,他和弟子梁启超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
        孙中山和康有为结交虽未成功,却在广州得到了更多的朋友。他经常与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程璧光、程奎光、区凤墀等议论时事。这样密切地同身居下层的朋友探讨革命救国的途径,使孙中山与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日趋显著。1893年冬,孙中山与友人聚会于广州南园抗风轩。他提议创设一个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得到大家的赞同。这个以反清为宗旨的团体并没有组织起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也还没有放弃和平改革的希望。
        1894年1月,孙中山回到翠亨故里,闭门草拟上李鸿章书稿,表达他要求改革的思想,“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9]。他的密友们也支持他的做法。陆皓东参与其事,陈少白对原稿作了修改。
        李鸿章是当时清廷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二十余年。他虽然忠于反动朝廷,却因讲求洋务被目为“识时务之大员”,不少改良主义思想家都与他有关系,并寄予主持改革的幻想。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提出了他的改革纲领。他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条分缕析地阐述了这四事,其纲目是:“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孙中山认为:“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岂能匹哉!”这封书信中反映的孙中山的改良主义思想,较写作《致郑藻如书》、《农功》时有所发展,涉及了工农业生产、商业发展和教育制度、用人行政等方面的改革问题。但是就其内容的深度来说,却进展不大,它没有提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问题,对政治的改革更是淡漠。书中仅仅要求“野无郁抑之士”、“朝无幸进之徒”,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早已司空见惯。为了投合李鸿章的心理,书中对李有溢美之词,并表示了进身的愿望,甚至表示对“伏莽时闻”“岂能无忧”。可是,孙中山和他的伙伴们竟未想到,就是这样微末的改革要求,也不能为当权者所接受。
        1894年2月,孙中山与陆皓东北上投书,并借机观察清朝统治腹心地区的局势。他们在上海通过郑观应、盛宣怀等觅得进见李鸿章的门路,于6月抵达天津投书。这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忙于军务,没有接见。书呈递上去也如石沉大海。孙中山的希望落空了。上书的失败给予孙中山严重的教训,他“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0]。于是,他们由天津去北京等地游历,然后返回上海。在京津所看到的政治上的腐败和地方上一样。当时,中日战事激烈,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实地考察加强了他革命的决心。自此以后,孙中山坚定地走上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