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0月,孙中山由上海赴檀香山,在该地华侨中宣传反清主张,酝酿成立革命团体。
        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火奴鲁鲁埠成立。
        是日,孙中山召集赞成其主张的侨胞二十余人在何宽住宅中集会,成立团体。孙中山提议将团体定名为兴中会,并宣布所起草的章程九条,获得与会者的赞同。与会者推举刘祥(永和泰杂货商行司理)、何宽(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商人)、许直臣(经商,兼任教师)为正副文案,黄华恢(永和泰号司事)为管库,李昌(当地政府译员)、郑金(移民局译员)、邓荫南(农场主)等八人为值理。随后,孙中山让会员们填写盟书,由李昌宣读,各以左手置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会后,兴中会继续向檀香山各埠发展,孙眉等陆续加入。
        兴中会是最早的资产阶级反清革命小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开始。
        兴中会在它的章程中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严厉谴责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兴中会章程》痛切地说: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它进一步说明建立兴中会的目的说:
        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兴中会章程》将“国”与“朝代”、“政府”加以区分,谴责“庸奴误国,荼毒苍生”,号召振兴“中华”、“中国”,显示了反清的意识,也包含有民主主义的因素。但严格地说,它还只是一篇激烈的救国宣言,并没有正面提出明确的革命纲领。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者们政治思想不成熟,对于改造中国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达到怎样的目标,他们自己也不明确。但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清朝政府的极端无能,迫使他们不待将这些问题考虑成熟,就不得不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至于宣言连明确的反清或“排满”字样也没有写入,则是为照顾檀香山华侨的处境而不得不如此的。清朝严酷的专制统治对华侨也有着无形的震慑力。许多华侨把孙中山的革命行动视为“作乱造反”,生怕被连累得破家灭族。所以孙中山虽多方游说,奔走逾月,所得同志仍是极少数;即使这些人,他们也不能不顾虑故乡的亲眷。考虑到这种情况,兴中会公开的文件都表现得较为温和,它的起义筹饷捐款便是以“集股举办公家事业”名义入簿的。不过,兴中会的章程中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并不妨碍它是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活动都是为准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而进行的。
        孙中山为准备起义引导会员进行了两项活动:教练兵操和筹饷募捐。他借用当地一所学校,聘请外国军事教习教授兵操,每周操练两次,参加者有二十余人。会员们还踊跃交纳会费并捐款助饷。由于多数会员产业很小,起初只收到一千余元。孙眉的产业此时已经很大,富甲一岛,号称“茂宜王”。他听说弟弟因起义经费不足而焦急异常,便贱价售出一部分牛牲,将所得的钱交给孙中山。在会员们的支持下,孙中山总共募得一万三千美元,便于1894年底归国筹备起义。
        兴中会成立不久,在檀香山的会员总数即达一百三十余人。其中以小商人和小农牧场主为主的华侨资产阶级占多数,其次是工人、职员、教师、记者。会员中有一多半是孙中山的香山县同乡,相互间沾亲带故。这时追随他先后归国从事革命运动的有邓荫南、宋居仁等二十余人。邓荫南(1848—1924)名松盛,行三,因为年长,人呼邓三伯。广东开平人。三合会会员。他原是一个贫苦的孤儿,随哥哥去海外谋生,后来经商,兼营农业,成为较富的华侨资本家。为了表示一去不复返的决心,他变卖了全部财产。后来,这些钱都在反清起义中用尽,重陷贫困,但他仍坚毅地从事革命活动。他的行为得到革命党人的尊敬,连政敌也为之惊服。梁启超对康有为说:“此人倾家数万以助中山,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1]小店主宋居仁等离开檀岛时,也都变卖了产业或辞去工作。他们慷慨赴义的行动反映了华侨革命情绪的高涨。
        孙中山归途中经过日本横滨,托人散发大量传单,声明“准九月起旗作反,杀满洲佬,复明之江山”^[2],并嘱华侨组织会所,以作后援。
        1895年1月底,孙中山抵达香港,筹建兴中会总部。兴中会在香港活动的政治基础较檀香山要好。孙中山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黄咏商、杨鹤龄等,拟议扩大兴中会组织。杨衢云(1861—1901)名兆春,号飞鸿,福建澄海人,幼年随父至香港读书,后来在英商企业中当职员,1892年结识孙中山。杨衢云是辅仁文社的首领。辅仁文社成立于1890年,是香港一些公私职员的俱乐部式组织,他们借此讨论政治,提倡爱国。这些人大都生长在殖民地,受过较完备的西方教育,习惯于欧美的政治生活。他们憎恶封建君主专制,但对中国内部的事情了解得很少。杨衢云与谢缵泰等赞成孙中山的主张,决定取消辅仁文社名义,加入兴中会。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总部成立。黄咏商被推举为会长,他是香港地方议会的议员。兴中会总部设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路十三号,按照黄咏商的建议,对外以“乾亨行”名义作为掩护。
        香港兴中会增订了《兴中会章程》。这个章程提出了“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它还强调发动更广泛的群众,要求将救国主张“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不过,香港兴中会的重要成就还在于它的誓词。从香港兴中会成立时起,会员入会时必须朗读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誓词尖锐地提出了“反满”问题,把革命锋芒明白指向由满洲贵族当皇帝的清朝政府。“恢复中国”的口号,较之从过去民间反抗斗争中因袭而来的“反清复明”口号,无疑要先进得多。最明显地表现了誓词的历史特点的,是“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关于“合众政府”的概念,在兴中会的文献中没有作过正式的解释。按照普通政治常识,它应当指的是美国式的合众政府,即联邦政府,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种形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鲜明地表现了兴中会反清斗争的资产阶级性质。因此,这个誓词就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