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在香港建立组织后,便以此为基地,将其全部精力都集中于准备在广州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前往广州建立兴中会组织,专任军事准备;杨衢云驻港负责筹款、募兵及运送枪械。
        孙中山在广州行过医,与各方面都结有良好的关系,方便了这次行动。他偕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邓荫南等抵穗后,设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机关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程奎光、程璧光、左斗山、魏友琴、陈廷威、朱淇、苏复初等踊跃立誓约入会,会员总数有数百人。孙中山还发起了一个公开团体,叫农学会,借以掩护兴中会的活动。农学会以研讨农桑新法为号召,得到广州官绅潘宝璜、潘宝琳、刘学询等数十人署名赞助,因此外人都不怀疑来往于云冈别墅的人会有什么“不轨”行动。
        1895年3月,孙中山到香港与杨衢云、黄咏商、谢缵泰会商起义的策略,他们计划用三千精兵突然袭取广州城。于是,孙中山再回广州,广泛联络可利用的武装力量。兴中会会员程奎光任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负责联络水师官兵响应。郑士良被派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首领梁大炮,约定在起义发动后即率大队赴城接应。归国的檀香山华侨会员李杞、侯艾泉被派往石歧,届时率绿林占领香山、顺德等县以为声援。其他如广州的巡防营,三元里的乡团,潮汕、惠州的会党,都联络上了。孙中山又设立了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两处机关和多处接待站,以容纳往来之人,贮藏文件、武器。在广州河南头咀,设了炸弹制造处,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制造。孙中山还购置了两只小火轮作为运输工具。起义的骨干队伍由兴中会自行组织。杨衢云在新安招到一批散勇,并招募了在香港做工的人,准备届时派往广州担任突袭任务。为了接济用款,黄咏商捐出了自己的一所房屋变卖。何启支持兴中会,愿意为起义担负起草英文宣言的任务。中文的《讨满檄文》,则由在广州的朱淇起草。香港两家英国民营报纸的编辑黎德、邓勒也支持兴中会反清起义,愿意在报上进行宣传。兴中会企望帝国主义国家能支持起义,它取得了日本驻港领事的诺言,并请黎德去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到8月底,预定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成,兴中会决定在重阳节(夏历九月初九)举事。重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节日,广州的风俗,到那天要郊游登高,街头熙熙攘攘,便于起义行动。
        10月10日,兴中会为在起义后成立临时政府,选举总统——伯理玺天德(President)。谢缵泰提名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则推举孙中山,双方争执不下。孙中山说服了自己的支持者,将伯理玺天德职位让与杨衢云,使兴中会避免了分裂。
        重阳节前夕,各路队伍准备就绪,候命发动。决定以“除暴安良”为口号,以红带缠臂为暗号。陆皓东制作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军的旗帜。陈清率领炸弹队,预备到时往各军事要点投掷炸弹,壮大声势。万事俱备,只等杨衢云从香港派突击队来。10月26日,重阳节到,各部都派人到指挥部请令。孙中山突然收到杨衢云来电,用暗语报告“货不能来”。孙中山知道,失误了日期,必然走漏风声,便命各路的人回去候命,并即发电给杨衢云,叫他“货不要来,以待后命”。当晚,陈少白撤离广州。27日,孙中山也离开广州,经香山、澳门赴港。果不出孙中山所料,形势突然变化了。会员朱淇的哥哥知道兴中会在准备起义,到期见没能发动,怕事泄被株连,便以朱淇名义向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告密,李急忙飞报两广总督谭钟麟。此前,李曾向谭报告孙中山等行动可疑,英香港总督也电告有人运械入粤,谭钟麟都没重视。这次得报后大为惊恐,急忙调兵加强广州防卫,并派兵搜查王家祠、咸虾栏兴中会机关,陆皓东等五人被捕。杨衢云仍在香港积极布置。接到孙中山停止行动的电报后,因为军械已上船,无法搬回,照旧派朱贵全、丘四等随轮到广州。当28日船抵广州时,清兵已在岸边把守,朱、丘等四十余人被捕。至此,起义计划全遭破坏。
        陆皓东在敌人的刑庭上表现极为英勇,他痛斥清朝腐败,对从事革命排满,直认不讳。因拒绝供出同谋,他受到钉手足、凿齿等残酷刑罚,始终坚贞不屈。陆皓东在供词中说:“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杀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他慷慨地指出,“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1]。11月7日,他与会党领袖丘四、朱贵全同被杀害。程奎光也在军营中被告密,经同事营救,被长期监禁,后病死狱中。陆皓东等是最早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牺牲的烈士。
        事泄后,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魏友琴、侯艾泉等十六人被清朝官府悬赏通缉,清方给缉拿孙、杨二人开出的赏格是花红银一千元。
        广州起义未及爆发就遭到了镇压,但仍然有其重要意义。这次起义是此后革命党人一系列武装起义的起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开始就采取武装起义的方法来反对封建统治者,这是他们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优点。革命党人在斗争中表现了英勇献身的精神,但是,他们在相对强大的反动统治者面前企图用军事冒险的办法来取得胜利却是不可能的。起义是在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党人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准备发动的。革命党人没有深入地去组织和发动群众,主要依靠暗中联络会党、绿林和军队。这些力量与革命党的联系是很松懈的,革命党人只能与其上层人物发生关系。革命党人自行组织群众时,也不用革命主张去教育他们。杨衢云在香港招兵,就诡称是省城“招勇”,以十块洋钱鼓励人们前往。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虽多方努力,却没有组成可靠的战斗力量,没有建成强有力的指挥系统,因此经受不住重大的打击,以致广州起义终不免于失败。
        清政府的镇压使兴中会受到严重摧残。它在广州和香港的机关瓦解了。骨干星散,部分人从此脱离了革命运动,兴中会暂时无力再举行起义。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受到国内外的注视。在日本的报纸上,就出现了“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孙中山从此成了著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