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朝广东当局下令通缉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陈少白等,香港当局宣布对孙中山等的驱逐令,五年内不得入境。1895年11月,孙中山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他们到横滨后,结识侨商冯紫珊、冯镜如等,设立兴中会横滨分会。12月中旬,孙中山即断发变装,经檀香山赴美、欧游历。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电各驻外使节,相机缉拿孙中山。他沿途的行踪均受到侦视。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抵英国伦敦。10月11日,孙中山被清朝驻英公使馆人员绑架,囚于馆内。公使龚照瑗租定轮船,预备将这个“钦犯”解送回国邀功。孙中山千方百计摆脱危境,最后恳得使馆英国仆人柯尔的帮助,暗中递信给康德黎求救。康德黎和其他英国友人奔走营救,公布了清使馆无耻绑架本国革命党领袖的消息。英国政府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强制清使馆释放了孙中山。孙中山继续在伦敦逗留,考察政治,并到大英博物院图书室读书。1897年,他经加拿大重到日本。
        孙中山于1895年离日前,曾将过去在檀香山认识的日本牧师菅原传介绍给陈少白,陈因菅原认识了退役海军大尉曾根俊虎,又因曾根认识宫崎弥藏、寅藏兄弟。宫崎寅藏(1870—1922),日本肥后玉名郡人。他的哥哥弥藏有志于中国革命,受哥哥影响,寅藏曾于1891年单身到过上海。1897年5月,经犬养毅推荐,并经首相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批准,接受了调查中国秘密结社的任务,曾和同学平山周到过澳门、广州等地。孙中山重抵日本,宫崎寅藏便偕平山周来访。经他们介绍,孙中山随后又认识了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不少日本知名人士。这些人政治面目各不相同。有的后台是日本军阀,如黑龙会头目头山满、内田良平;有的本身是工业资产阶级,如平冈浩太郎。他们当时都表示同情孙中山,企图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而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则是真诚地援助中国革命的,孙中山也一直把他们视作自己的忠实朋友。依靠上述日本人士的帮助和掩护,孙中山得以居住下来,时在横滨,时在东京。
        1897年冬,横滨侨商冯镜如等发起创办中国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孙中山替它取名“中西学校”。因兴中会里找不出合适的教师,陈少白想起他见过康有为、梁启超,便写信请梁启超代聘教员。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890年受教于康有为,自此即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
        康、梁把赴日任教看作扩展维新派势力的良机,派徐勤等前往,康有为并亲书“大同学校”门额相赠。徐到日本后,按照康有为的意思改了校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经常到校和徐等谈论时事。
        1898年,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达到高潮。6月11日,应康有为等请求,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维新旨意。从这一天起,至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在这段期间里,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和同情变法的帝党官僚提出许多新政建议,大部分都经光绪帝诏准,其中主要的有:
        政治方面:命大小臣工直抒谠论,准许士民上书;命各督抚保荐人才,诏选宗室王公游历外国;裁撤詹事府等闲散衙门。经济方面:令各省设商务局和农务局,振兴商业和农业,京师设矿务和铁路总局,着手筹办铁路;奖励制作新法,颁发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在京师及通商口岸设邮政局,等等。军事方面:用新法练兵,陆军改练洋操;筹款设海军,造兵轮;命各省举办保甲、团练。文化教育方面:废八股取士,京师设大学堂,各省设中小学堂,筹办矿务、铁路,海军等专门学堂;奖励创办学堂,命各地方改书院,废淫祠,设学堂;设译书局,开报馆;命各督抚劝禁妇女缠足;等等。
        当康有为得到光绪帝信任的时候,觉得维新有望,不愿再和孙中山等发生关系,便写信要徐勤等与革命派断绝来往。徐等遵命惟谨,暗中制作了“不得招待孙逸仙”的匿名揭贴,拒绝孙中山再进大同学校。教师、校董事、横滨侨商等风闻康有为有做宰相的希望,纷纷倒向徐勤一边。兴中会分会会长冯镜如和他的兄弟冯紫珊等也逐渐挪动了脚跟。
        横滨办学是和改良派合作的一次小尝试,其结果是革命派吃亏上当。
        在大同学校创办之前,两派还在香港联系过。1896年2月,谢缵泰应友人之邀,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会见。10月,又会见了康有为。谢缵泰建议“在伟大的维新工作中必须联合与合作”。康有为提出了他的维新计划大纲。次年,谢缵泰、康广仁之间又进行过多次谈判,双方同意合作。但是,维新派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扩张势力,排斥孙中山,改变兴中会的性质。谈判中,康广仁表示:“我们希望看到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像孙逸仙那样一些人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1]谢、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898年7月,康广仁从北京致函谢缵泰,表示“急欲知道杨衢云的消息”。然而,9月21日西太后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通缉康、梁,重新临朝听政。康有为因事先得到光绪帝紧急催促离京的密诏,于政变前一日南下,故得脱险。梁启超也因得到日本使馆相助,经塘沽浮海东渡。清廷逮捕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维新志士,不经审讯即予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同情变法的帝党官僚,或遭囚禁,或被革职,尽予剪除。已经发布的新政诏令,陆续宣布撤废。维新运动完全失败了。
        政变的发生为两派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机会。前此,兴中会的活动已有所恢复和发展。除原有的檀香山、横滨分会外,1897年,陈少白、杨心如在台湾组织了台北分会。杨衢云在广州起义后,远走南非,沿途也建立了兴中会的分会。他于1898年春到达日本,找到孙中山,继续协力革命。孙中山还和日本友人一起积极支持菲律宾的反美独立运动。1898年10月,平山、宫崎分别将因政变而逃亡的梁启超、康有为护送至日本。日本人想借此机会促成两派的合作,孙中山也燃起了争取他们转向革命的新希望。康有为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准备亲往慰问,托宫崎、平山致意。康有为自称身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人往还,拒而不见。其后,经犬养毅斡旋,约孙、陈、康、梁等四人会谈。届期,康有为不到,梁启超自称为康的代表。这次会谈,详细地讨论了合作方法。数日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平山去拜会康有为。陈少白痛言满清政府已不可救药,“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并说:“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2]康有为则大谈其“今上”如何“圣明”,自己“受恩深重”,“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陈少白反复劝导:不应该受了一人的私恩,便死心塌地地向着他。但这时,康有为已经酝酿了一个以武力使光绪“复辟”的计划,陈少白的话完全听不进,只表示:“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末了则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完全关上了谈判之门^[3]。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一直顽固地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光绪帝的知遇之感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支持康有为的大隈内阁倒台,清政府又提出交涉,1899年春,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作欧美之游。到英国时,通过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子爵要求英国政府支持他的“复辟”计划,未获议院多数票通过。7月20日,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英文译名则为“维新会”)。8月4日(六月二十八日),他带着当地华侨多人到域多利中华会馆庆祝“圣寿”,在龙旗摇飏中叩首如仪,遥祝光绪皇帝康健^[4]。其后,保皇会遍及加拿大各处,又陆续发展到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等地,共建立总会十一个,支会一百零三个。康有为任正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保皇会的成立,标志着康有为政治活动中反动性的一面开始日趋增长。
        和康有为略有不同,梁启超一度表现了同情革命的倾向。
        1898年11月14日,梁启超在横滨发刊《清议报》,以激烈的言词攻击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后党,同时吹捧光绪皇帝。据梁启超说,中国秦汉以来的君主都把百姓看成奴隶,“真能以子弟视其民者,则惟我皇上一人而已”^[5]。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大体上仍以康有为作指针。1899年6月6日,经冯镜如介绍,梁启超和杨衢云在横滨进行会谈。梁启超表示,现在还不愿意合作,建议双方各自做好自党的工作。杨衢云把他对梁启超的印象写信告诉了谢缵泰,认为康党太骄慢,“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6]。谢缵泰接信后,宛如一盆凉水浇下来,自此打消了合作的念头。但是,戊戌政变毕竟增加了梁启超对清政府的愤懑,康有为离日后,梁启超少了一个牵制者,思想逐渐发生某些变化。这年夏秋间,他和孙中山往来日密,在信中说:“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7]他在东京创办了高等大同学校,从国内召来林圭、范源濂、蔡艮寅(锷)、周宏业、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等时务学堂旧生,又召来横滨大同学校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梁启超自任校长,教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说。于是,校中诸生畅言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敦、罗伯斯庇尔、华盛顿诸人自期。同时,经过多次协商,两派形成了一个合并的初步方案,拟定以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并起草了一份《上南海先生书》,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署名者为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智若、李敬通、陈侣笙、梁子刚、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林圭等十三人^[8]。为了实现两派联合,梁启超还赶到香港,和陈少白商量,推陈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不料徐当面赞成,背后却与麦孟华一起写信向康有为告变,称梁“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接到梁启超等人的劝退书,本已大怒,接到徐、麦信件后,立即派人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不许稽延。梁慑于严师之命,于12月20日登程赴檀。
        行前,梁启超托孙中山介绍同志,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孙中山相信梁启超,写信将他介绍给孙眉和该地兴中会其他会员。抵檀后,梁加入了三合会,被举为“智多星”。他利用这一身份活动,声称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包括孙眉在内的许多兴中会员都因此加入了保皇会,钟木贤还担任了该会副总理。梁启超自诩道:“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旧党。”^[9]何宽等少数人虽不为所动,但檀香山兴中会至此已不能成一团体。兴中会的策源之地,居然成了保皇派的活动之区。在和保皇派的合作中,兴中会又一次吃亏上当。
        初时,梁启超还敷衍孙中山,告以他在檀香山所为,不过是“从权办理”,希望孙中山体谅他的境遇,保证“必有调停之善法”^[10]。但事隔一月,他就向康有为献策:“且中山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11]他积极动员华侨捐款,拟筹资百万,派人在两广运动会党,想抢在孙中山的前头,“借勤王以兴民政”^[12]。不过,保皇派的军事活动,很少进展,在自立军失败之后,就全无下文了。
        兴中会被破坏并不限于檀香山一地。在横滨,当保皇分会成立之后,冯紫珊、冯镜如都成了活动分子,兴中会只剩下十几个会员。尢列虽还掌握着由华侨下层群众组织的中和堂,但它并不能从事重大的政治行动。
        兴中会主要建立在爱国华侨之中。华侨对国内情况了解不够,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强盛而投身兴中会,但是对于革命和救国的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区别,却无深刻的认识。孙中山虽然坚定地主张走革命的道路,但他这时尚未认清改良派的本质,对梁启超“流质易变”的特性更缺乏警惕。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还在形成之中,它必然要为自己的年轻幼稚而付出代价。革命派和保皇党之间的严正斗争,还有待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