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十年中,直隶总督袁世凯是推行“新政”最得力的人物。许多“新政”措施,往往先从直隶试办,然后再制定章程推广各省。如编练新军,创办巡警,开办学堂等,都是这样。而袁世凯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极力扩张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阀集团。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河南省项城县人,出身于大官僚世家,他的叔祖袁甲三(1806—1863)以在安徽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曾任漕运总督。其嗣父袁保庆在袁甲三军中带兵立“功”,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年青时嗜酒,好骑马,不喜欢读书。1876年、1879年,他两次乡试落第,就把诗文付之一炬,自诩“大丈夫当效命疆埸,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1]。1881年,他带领其家旧部数十人,前往登州,投靠其嗣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淮军统领吴长庆,受到不次之擢,充当庆军营务处会办。以后又随同赴朝鲜,在“甲申政变”中,因能随机应变,受到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被推荐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身居交涉的关键岗位,却避祸回国。战后,他投靠西太后的宠臣荣禄^[2],继胡燏芬之后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即“新建陆军”)。这支军队共七千余人,按照德国陆军的建制编成步兵五营,炮兵一营,骑兵一营,工兵一营,另外还有一支后勤部队。全军一律使用近代枪炮,装备精良,并延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官,练德国操。各级军官大部分出身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末陆军近代化的序幕,同时也奠定了他一生反动事业的基础。接着,在戊戌政变中,他以出卖维新派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山东,又以镇压义和团和参与“东南互保”博得了帝国主义者的青睐;并在血洗义和团的过程中,将山东防练各军改编了二十营,共九千余人,名武卫右军先锋队。加上他原有的武卫右军一万人,总计一万九千余人,成为华北平原上最重要的一股武装力量。清政府流亡西安期间,他最早解送京饷十万两银子,向西太后效忠。在清政府筹划庚子赔款的时候,各省苦于无款可筹,有十一省督抚联名上奏,拟请在摊派数中裁减三成,唯独这个山东巡抚不仅能筹足赔款,还在加征烟酒各税中提取练兵经费,因此最得清廷的赏识。李鸿章又在遗折中附片奏闻:“环顾宇内人材,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李鸿章一死,袁世凯就继承其衣钵,于1901年11月7日署理清政府中最显赫的职务之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6月8日实授)。自此以后,他先后兼任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会议修订商约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务大臣,督办津镇路、京汉路大臣以及督办电报事务大臣等要职,成为清末权倾一时的重臣。
        袁世凯最重要的政治资本是北洋六镇新军。在他升任直隶总督后,与铁良一起挑选八旗兵丁三千人,另派王英楷、王士珍在正定一带招募壮丁六千人,并改编保阳练军和裁汰淮军归并成步队、炮队等十六营,马队一标,先后成立京旗常备军和北洋常备军第一、二两镇。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以“保卫疆畿”为名,奏请扩充新军三万。先募一万,成立了第三镇。以后又以武卫右军为基础,先后并入由江南调防来的自强军和扩大武卫右军先锋队,新编成第四、五两镇常备军。到1905年春,清政府统一陆军番号,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常备军也改称为陆军:即京旗常备军编为陆军第一镇,驻京北仰山洼;北洋常备军第一镇改称陆军第二镇,驻迁安;北洋常备军第二镇改称陆军第四镇,驻马厂;北洋常备军第三镇仍称陆军第三镇,驻保定;新编的第四镇改称陆军第六镇,驻南苑;新编的第五镇仍称陆军第五镇,驻山东济南、潍县。到此,这支拥有全国最精良装备的六镇新军正式编成,共约七万余人。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还创办了一批新式陆军学堂,把培训军官的权力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1902年6月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抽调直隶省淮、练各军营哨官弁为学员,进行训练。同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也选送官弁来堂肄业。次年10月,又创办“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来这所学堂由练兵处接办,每年招收各省陆军小学堂毕业生六百名,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所陆军学堂。此外,1903年至1906年间,还先后开办了保定陆军小学堂、姚村陆军小学堂、陆军军医学堂、陆军马医学堂、陆军军械学堂、陆军经理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宪兵学堂、北洋讲武堂以及著名的保定军官学堂等。通过这些学堂,袁世凯培养了一大批沾染北洋派系观念的中下级军官,作为他建军的骨干力量。
        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五镇都是由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武装。它的重要骨干,大都是他在小站练兵时的亲信和追随者。如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后为王英楷、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先后为吴长纯、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后为王士珍、赵国贤、段祺瑞。六镇新军虽都用洋枪,练洋操,并抄袭西方的营制,但内部组织在很多方面都沿袭了李鸿章淮军的旧传统,固守“兵为将有”的旧习。北洋集团自成一个封建的派系。其中武人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张怀芝、段芝贵、陆建章、田中玉、姜桂题、孟恩远、王占元、雷震春等;文人有徐世昌、唐绍仪、杨士琦、赵秉钧、张镇芳、孙宝琦、朱家宝、胡惟德、梁士诒等。这些人物在清廷灭亡以后,又是民国时期的军阀头目和官僚政客,他们篡夺政权长达十六年之久。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与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特别与英、德、日、美等国的态度密切相关。在义和团运动中,由于袁世凯着力保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开始受到洋人的重视。美国人在1902年初就称许说:袁是未经科举而跻入高位的“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3]。继李鸿章之后,列强都把目光集中到这个拥有实力的野心家身上。英国驻华使节萨道义(E.M.Satow)、朱尔典(J.N.Jordan),德使穆默(Freiherr Mumm Von Schwartzenstein)等人,都与他过从甚密。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曾透露:“袁世凯与我们的关系,比过去几年中任何官员还要密切,我们采用了骚乱(指义和团运动)前未有的办法进行磋商。”^[4]自镇压义和团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侵华优势,它也企盼袁世凯做其利益的赞助者。因此,往北洋地区派出大批顾问、教习,支持袁世凯的“新政”。如1904年,在直隶一省的日本顾问、教习有八十五人,1908年增至一百七十五人^[5]。在北洋军中,日本的军事顾问和教习占有重要地位。如立花小一郎、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等,都先后在北洋督练公所和北洋各学堂任过顾问或教官,控制了参谋和训练大权。
        北洋系的另一个重要后台是庆亲王奕劻。奕劻(1838—1917),是清朝获得世袭罔替封号的少数亲王之一,享有特殊的恩宠。他从1884年(光绪十年)起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后达二十年之久。辛丑和约后,外务部成立,他是管部大臣,1903年3月又入值军机处,继荣禄以后成为最有实权的领班军机大臣。在这期间,他还身兼督办政务处大臣,督办练兵处大臣,督办路矿大臣等要职。奕劻的昏庸和贪婪是中外闻名的,公开接受内外官员的贿赂。行贿者只要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呈交给他,并说:“请王爷备赏。”奕劻接阅后则说:“您还要费心。”说毕塞进坐垫下,一场交易就算成功^[6]。而他却自诩为“澹如斋主人”,意思是说他为人澹泊如水;又取名“乐有余堂”,说是“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7]。袁世凯正是利用他爱财如命这一点,极力向他行贿,并和他结成一伙,把持朝政。在推行新政的名义下,袁世凯无论是扩大军事实力,还是夺取路矿和财政权力,都得到了奕劻的支持和默许。对一切重大问题,奕劻总是“无可无不可,一听命于北洋而已”^[8]。梁鼎芬在弹劾奕劻袁世凯的奏折上说,当今朝廷“皆袁世凯言之,奕劻行之”^[9],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袁世凯在办“新政”过程中,不仅扩大军事实力,而且极力插手路矿、通商事务,以便获得扩大军力所需要的财源。这使他与另一个买办官僚盛宣怀之间发生日益严重的权力之争。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与袁世凯一样,都以投靠李鸿章起家。1886年,他在山东登莱青道任内,主持李鸿章淮军的粮饷供应,靠经办李鸿章的洋务企业而发迹,控制了全国最大的近代企业招商局和电报局,并在以后发展成为拥有轮船、矿业、棉纺等庞大企业体系的盛氏官僚资本集团。1896年,他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后,不惜出卖权益,一手经办了大量的铁路借款。在矿务上,他主张“以开为守”,于1902年10月,成立上海勘矿总公司,独揽各省矿藏普查,以备日后招徕华洋商人进行开发。
        袁世凯早就对盛宣怀独揽路矿财源表示不满。他任直隶总督后不久,首先接管了关内外铁路,并兼任督办大臣。1902年底,他借口招商局和电报局附属北洋,首先夺取了招商局,次年1月,又以电务督办大臣的名义,接管了电报局,派杨士琦为帮办电政大臣兼招商局总办,使盛宣怀顿时失掉了两大企业的控制权。盛宣怀的失败,与英国的反对有直接关系。英国中英银公司总办濮兰德与盛宣怀打过多次交道。他认为:“盛是公开的亲比派(也就是亲俄法派——引者),是反英的。”据他的观察,盛宣怀“唯一有力的支持者是王文韶”^[10]。显然,在袁、盛的斗争中,还包含两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俄法与英德的矛盾。1903年商部成立时,铁路和矿务统归商部经办。这个部的尚书载振是奕劻的儿子,侍郎胡燏芬、伍廷芳,陈璧等,都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濮兰德听到成立商部的消息后很高兴,认为“这将把盛宣怀和他的同伙,排斥于该部之外”^[11]。事实也是这样,原督办路矿大臣王文韶、瞿鸿禨,铁路总公司总办盛宣怀,都没有参与商部事务。英国对袁世凯的支持,是他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1905年11月,清政府再派袁的亲信唐绍仪接办沪宁路,使盛宣怀的铁路总公司完全成了空架子,不得不奏请辞职。不久,盛宣怀又自动奏请撤销上海勘矿总公司,到此,盛的势力进一步受到了削弱。
        1906年11月,清政府设立邮传部,总管铁路航运等,唐绍仪、胡燏芬为左右侍郎,掌握“部中枢要”的就是梁士诒。梁士诒总办交通借款各事宜,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控制起来。民国以后他能自成一交通系,实发轫于此。同时,袁世凯还派周学熙创办滦州煤矿公司,官督商办,共集资本银约三百万两。至1912年滦州矿与英国商人控制的开平煤矿合并,组成开滦矿务总局,由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任董事长,成为中国著名的煤矿之一。此外,袁世凯派毛庆藩创办户部银行(后改名大清银行,民国后改称中国银行),派周学熙、王锡彤、孙多森等人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银元局、铜元局、北京自来水公司等。这些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大都依靠官府特权,垄断原料和销售市场,取得高额利润。
        总之,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北洋集团得以形成并迅速扩张,不仅在军事、外交、路矿、财政、教育各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势,而且控制了直隶、山东、河南、苏北等一大片地盘,连京师也在他的势力笼罩之下。袁世凯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层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