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实行的“新政”是欺骗性的。黄遵宪批评清廷时说:“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骗吾民也。”^[1]梁启超表示了更大的失望,他说:“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每一读新闻纸,则厌世之念,自不觉油然而生。”^[2]资产阶级改良派看出“新政”只是统治集团的弥缝之计,不能挽救严重的危机。他们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认为“专制政体之不能存于今世界”是“理势所必至”^[3];“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体”^[4];“政体不更,宪法不立,而武备、实业终莫能兴”^[5]。这种议论,从1902年就开始出现,不但有梁启超等人在《新民丛报》等报刊上鼓吹,而且还有人上书提出要求。比如美洲华侨叶恩,1902年曾向清政府的赴英特使载振上书,提出设议院、定宪法的要求。同年,侍讲学士朱福洗曾上书朝廷,也提出立宪的建议。
        因为以要求立宪为主要政治目标,所以此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被称为立宪派。
        这种立宪要求真正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运动,是从1904年开始的。这一年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了日本同俄国为争夺中国的领土和财富而进行的战争。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把东三省的土地人民任凭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屠杀蹂躏,宣布严守“局外中立”。这种耻辱给人民以很大的刺激,而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更给资产阶级和士大夫以极大的震动。俄国是个非常凶横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曾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而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反动统治集团却因畏惧而长期屈膝投靠于它。可是在这次战争中,它被小小的日本打得惨败。这一事实成了一种启示。立宪派便利用这一事实大力宣扬:日本不过“蕞尔岛国”,它所以能战胜俄国,是因为它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而一向被视为强大的俄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仍然是君主专制国家。立宪派因而断言,立宪则强胜,专制则败亡。这成了他们要求立宪的最根本的理由。《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至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阻之,吾知其不能也。”^[6]《大公报》也载文宣称,立宪问题“其机已动,其端已见,其潮流已隐隐然而欲涌出”^[7]。
        立宪运动开始兴起了。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强舆论的鼓吹,这年,有两家重要的立宪派报刊在上海出版,一个是《时报》,是梁启超协助狄楚青创办的;一个是《东方杂志》,是由出版业资本家、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创办的。夏也是立宪派,后来加入预备立宪公会。这两家报刊成了立宪派的重要舆论阵地。《东方杂志》除了本身发表鼓吹立宪的言论外,还经常汇登其他报刊,如《时报》、《中外日报》、《南方报》、《大公报》等宣传宪政的文章。当时立宪派控制的报刊几乎都以鼓吹立宪为中心。要求立宪的呼声遍于国中。《时报》评论说:“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逐,不趋于海不止之势;失此不图,则泛滥为患,祸且甚于古昔之洪水也夫!一转移间利害若此,谋国是者,奈何不起而为之所也。”^[8]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舆论的趋向。
        立宪派一面大力制造舆论,一面展开实际活动。最著名的国内立宪派领袖张謇,在这年5月亲自出面劝促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要他们上折奏请立宪,并替他们草拟折稿。但一向以圆滑稳重著称的张之洞,要他探询当时最有权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向。于是,张謇写信给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9]劝他效法日本伊藤、板垣等人,促成立宪,以救危局。但当时袁世凯还没有看准风向,回信答称:“尚须缓以竢时。”^[10]是年7月,张謇与赵凤昌合刻《日本宪法》送达朝廷;9月,又刊印《日本宪法义解》、《议会史》等书,送给满族权贵铁良等。
        在日本的梁启超,自从1903年游美归来,完全放弃了他的所谓“革命”、“破坏”之说。他和其他立宪派一样,感受到日俄战争的震动,认为“此次战役,为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其刺激于顽固之眼帘者,未始不有力也”^[11]。因而更集中致力于立宪的鼓吹。1904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好几篇讨论俄国立宪问题的文章。1905年,国内政界某些官员开始注意立宪问题。这时,梁启超极力加以联络,先后“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12]。这年夏天,侍讲学士朱福洗曾连次上书清政府,要求早决大计,宣布立宪。
        立宪派急切要求立宪,同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他们不相信革命能够成功,以为革命会遭致无休止的破坏和动乱,那就不但争不到新的利益,连现有的利益也难保住了。所以他们不赞成革命,反对革命。并认为,只要实行立宪,革命自然可以消灭于无形。在反对革命这一点上,立宪派同统治集团有一致性,所以他们奔走呼号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904年春,驻外使臣孙宝琦等上折奏请立宪。这一举动受到立宪派的普遍赞誉,许多报纸专门发了社评。至1905年,官吏奏请立宪的便渐渐多起来。重要督臣张之洞、周馥、岑春煊都曾以立宪的建议奏闻朝廷。一年前还持观望态度的袁世凯,这时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实行立宪的准备。朝廷居然采纳了他的意见。因为这时连满族亲贵中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做些较大的改革,来挽救内外危机。西太后本来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思想,她最关心的是紧紧掌握最高的权力。而她周围的一些较倾向于变革的大臣,都以日本为例说服西太后:立宪不但不会削弱君权,而且可保“君权永固”。立宪派虽然渴望通过立宪分享政权,但起初也着重于立宪有利于皇室的一面加以鼓吹。因为这个缘故,一向顽固的西太后,这时为了维护已经动摇的中央大权,为了对付革命运动,觉得不妨再作一次改革的尝试。
        1905年7月16日诏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27日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出洋考察。9月24日,五大臣启程,在火车站遇炸,载泽、绍英受伤,未能成行。革命党人吴樾则以身殉。嗣后,朝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随同载泽、端方、戴鸿慈出洋考察,迟至12月2日才得以成行。
        立宪派对派遣五大臣出洋一举,感到非常振奋,以为这是“朝廷以实心变法之意宣布天下”^[13]。其实这时清政府仍未定下准备立宪的决心,只不过是做一个改革的姿态。然而由于总的内外形势所决定,清政府既已迈出了这第一步,它也很难半途停止或翻然改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