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宗畹(瑛)为经理的科学补习所是湖北地区的反清革命小团体。
        湖北是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开展较早的地区。著名洋务派官僚张之洞长期任湖广总督,在鄂办工厂、练新军、设学堂、派游学,造成了庞大的洋务系统。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务活动刺激了当地民族资本的发展。官办学堂里的部分青年蔑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纷纷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最初,他们拥护改良派的维新变法主张,但在自立军失败后,其中许多人迅速地倾向革命。在拒俄运动的高潮中,武汉的爱国活动在国内处于醒目地位,1903年,学生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贺之才、时功璧、时功玖、张荣楣、吴柄枞、李书城等经常在花园山李步青宅和水陆街吴禄贞宅集会,宣传排满,并介绍有志青年知识分子入营当兵,还与会党有了联系。他们实际上成了一个革命团体,但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官方采取了巧妙的对付办法,派他们出国游学以分散他们的力量,激烈者派往欧洲,纯谨者派往日本。1904年初,朱和中等相继离鄂,吴禄贞被调往北京,他们那无形的革命团体便解体了。不过,就在这时,由于华兴会的影响,湖北的革命运动又发生了转机。
        1904年3月,华兴会会员胡宗畹因组织助日学生军为官方所忌,由黄兴介绍到吴禄贞处避难,因此结识了当地的革命分子。他和张难先等谈论革命的方法,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非亲自加入行伍不可”^[1]。于是,胡、张二人便投入新军工兵营当士兵。胡宗畹(1884—1932)字经武,后改名瑛,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破落的小吏家庭,原在长沙经正学堂读书,是黄兴的学生。以后加入同盟会时,与同乡宋教仁、覃振齐名,号称“桃源三杰”。胡、张两人结识了在军中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宣传,散发《革命军》、《猛回头》、《孙逸仙》、《黄帝魂》等书,还利用饭后在操场上讲历史故事,启发士兵觉悟,收效很好。
        这年5月,吕大森从家乡再到武昌。吕大森(1881—1930)字槐庭,湖北建始人。湖北武高等学堂第三班班长,1903年春曾在武昌曾公祠发表拒俄演说。花园山的无形团体离散后,他因病回乡休养。返武昌后,经同乡康建唐介绍,认识了胡宗畹。他们三人同从黄州来的何自新一齐商量,都认为非组织一机关,不足以联络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朱子龙、刘静庵、冯特民等的支持。于是,由吕捐款五十元,租定阅马厂东厂口某屋为会所,准备建立革命组织。胡退伍,吕退学,专任组织工作。7月3日(夏历五月二十日),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到会者三十余人,其中“以各学堂及各军营中人为最多”^[2]。稍后,所址移至魏家巷。
        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所补习学校,主要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科学补习所的章程标明其宗旨为“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3],但在内里,它是革命党人赖以聚集同志进行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的机构。胡宗畹被推为该所经理,吕大森为干事,分任干事者,尚有曹亚伯、时功璧、宋教仁、张难先、康建唐等人。参加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活动者,还有朱子淘、陈从新、雷天壮、毛复旦、李胜美、欧阳瑞骅、王汉、易本羲、田桐、余诚、季雨霖、孙武等人。其中有些人同时还是华兴会的会员。由于科学补习所表面是一所补习学校,它的师生并非全部都是革命党人,但不少人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到反清革命思想的。
        科学补习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招待“远来愿入学堂及入营者”,“代为安置一切”^[4]。当时,刘静庵在新军马队营管带黎元洪处当书记,了解招兵情况。科学补习所便大量介绍知识分子从军。胡宗畹还招来会党分子,介绍入伍。会党分子入伍前,必须接受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5]密约中的排满革命说教,虽然简单狭隘,但它体现了联络会党的一种新方式。革命党人突破会党的组织,对其成员直接进行初步教育和约束,并送至新军中去接受训练。
        胡宗畹派易本羲回湘筹措经费,因而得知黄兴正在组织起义,胡、吕赴长沙联络。洞庭舟中,吕大森赋诗曰:“此行好借春风便,鼓起人间革命潮。”^[6]他们住在黄兴家中,商量起义大计。胡宗畹被推为华兴会鄂分部总理,吕大森为施南及四川分部总理,负责组织响应。当时,已经是7月,离长沙起义时间不远,吕便偕康建唐赴施南。胡负责武汉方面的指挥,派何自新赴荆宜,周维桢、张荣楣赴四川联络会党;宋教仁赴长沙与黄兴联络;武汉的军队和学堂都派有专人负责运动。华兴会购买的枪械弹药,也由胡宗畹、王汉去江西湖口运来。胡与刘静庵等集议:得到长沙发难的消息,就先杀死张之洞、张彪等人,王汉任刺张之洞,易本羲任刺张彪,李胜美率工程营劫火药库,刘静庵督率前卫营为接应。
        响应的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时,长沙华兴会机关被查抄,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的关系暴露。科学补习所得到长沙方面的密电,急忙布置隐蔽。胡宗畹、王汉将枪械埋藏在汉阳鹦鹉洲,刘静庵销毁所内文件,张难先通知成员躲避。10月28日,张之洞得湘抚电报,连夜派兵搜查魏家巷所址,结果一无所获,仅探听到租房人是文普通学堂学生欧阳瑞骅。当时,梁鼎芬仍然主持学务处,由于补习所师生大多是学堂师生,他怕案情扩大与己不利,便向张之洞说情,仅将欧阳和已离校的宋教仁二人开除了事。
        科学补习所作为革命团体只存在了短短数月,并且是在华兴会直接影响下活动的,但它还是鲜明地显示了自己的特点。和华兴会一样,补习所的骨干也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主动投身于新军的行伍。新军不同于八旗、绿营和练勇,它在相当程度上采用了资产阶级军队的编练方法和军事技术,官佐和士兵都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湖北地方的革命知识分子面对着张之洞庞大的洋务集团,这个集团不仅对当地民族资本处于压倒的优势,而且严密地控制着当地的新兴文化事业——学堂、报纸、书局等等,洋务事业吸收了不少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使得这批革命知识分子无法通过自己熟悉的手段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迫使他们扩大革命的通道,把目光转向下层社会。科学补习所并没有偏废会党,但将注意力投向新军营伍却是他们的创举。此前,革命党人也是非常重视运动军队的,不过他们或者只依靠会党在旧军中活动,或者只联络上层军官,和投身军校以图谋取要职,只有科学补习所的成员亲身入营当兵,奋力将反动统治者培养的社稷干城改变成反动统治的掘墓人,这样,就打开了一条新的获取革命力量的通路。这一创举虽然因补习所活动短暂未见效果,但在往后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却日益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
        科学补习所遭受破坏后,多数成员还留在当地,并不愿就此罢休。1904年冬,清廷兵部侍郎铁良南下巡查军事财政,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张学济从日本回国组织行刺。他邀请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苏鹏同到武汉,胡宗畹、王汉参加了他们的行动。他们企图在铁良出入必经的路上埋置炸弹,没有成功。王汉、胡宗畹誓达目的,1905年夏历元旦后,他们得知铁良由京汉路返京的消息,便跟踪北上。王汉(1883—1905)字怒涛,又名潮,圻水人,年方二十二岁,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他下定了一去不复返的决心,赋诗向新婚方一月的妻子诀别:“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7]2月中旬,他们在河南彰德等候由开封回京的铁良,可是铁良没有下车,行刺计划落空。王汉激愤之余,在安阳一家客店中留下遗书和手枪,投井自杀。武汉的革命党人十分崇敬王汉的牺牲精神,但是他们没有再采取王汉的暗杀手段,而是按照自己独特的道路前进。
        在王汉等谋刺铁良之时,另一湖北青年梁耀汉自日本返鄂。梁耀汉(1883—1912)字瀛洲,汉川人,留学东京振武学校,曾加入拒俄义勇队。像科学补习所的骨干们一样,梁耀汉也认为要进行革命排满,非亲身投入兵营运动军队不可,回鄂不久即入营当兵,后又由士兵被选拔进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他的行动,影响了不少有志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梁耀汉轻财重义,结识了不少军界、学界人士,他们志同道合,于1905年春夏间发起成立了革命团体群学社。
        原科学补习所的成员,少数加入了群学社,多数仍散处社会。群学社成立之际,刘静庵应武昌美国教堂中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的聘请,任该教堂附设的日知会司理。刘静庵(1875—1911)名贞一,湖北潜江人。科学补习所被破坏时,他避入圣公会,事后照旧回马队营供职,因受黎元洪怀疑辞去,曹亚伯便把他介绍到圣公会。中华圣公会设于1901年,日知会是其阅报室的名称,同年开设。室中陈列新书、报纸,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学生常来阅览,刘也是读者之一。刘静庵接事后,添置书报,热情招待读者,大受欢迎,补习所的成员因此渐渐都重新取得联系。他与胡兰亭洽商,要借日知会名义办补习班,开讲演会,“谋革命以救国”,得到胡的许诺。于是,刘静庵拟定规约,建立秘密团体,吸收成员,但仍用日知会之名;成员入会,没有严格形式,着重灌输宗旨,使其倾心革命。日知会利用教会阅报室的特殊条件,公开陈列革命书报,每星期日开会演说,宣传革命宗旨。这种宣传活动促使许多读者听众转向革命。1906年2月,日知会开正式成立会,与会者达百余人。日知会设有干事会和评议会,刘静庵任总干事,辜天保、李亚东、潘善伯、李胜美、徐祝平等为干事,冯特民、陆费逵等为评议员,各学堂、兵营均设有代表,以资联络。
        日知会出现后,武昌同时有了两个规模相当的革命团体,互争雄长。刘静庵创办江汉公学和东游预备科,梁耀汉也创办明新公学,双方都利用学校宣传革命,培育青年,但相互间门户森严。很快,双方都感到这种局面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于是公推既是日知会员又是梁耀汉好友的李亚东作为调解人,调处两会关系。李向梁耀汉陈说了门户之见的害处,梁欣然表示愿意撤销群学社,全体加入日知会。日知会与群学社合并,加强了武汉的革命力量。
        二十世纪初年,武汉三镇是革命小团体最发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