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是两湖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
        黄兴字克强,原名轸,字廑午,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东乡凉塘人。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地主家庭中。黄兴九岁入塾,十五岁入长沙岳麓书院,二十岁补县学生员,1898年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这一年,光绪下诏变法,他极为关心政治的改革,同情维新运动。1900年,在武昌参与了自立军起义的密谋。1901年夏,毕业于两湖书院。次年6月,被派赴日本,官费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黄兴爱好军事,课余聘请日本军官教授军事学,努力学习各种军事技能,准备在日后的政治生活中运用。1902年11月,他与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笃生)、梁焕彝、樊锥等发刊《游学译编》杂志,开始宣传反满和建立民主政治。不久,又设立湖南编译社,准备有计划地译介西方名著。黄兴热心社会活动,富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同志,是留日学生中湖南学生和军校学生的领袖。1903年,他在拒俄运动中积极参加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自告奋勇担任军国民教育会的归国运动员,预备往湖南、湖北和南京一带活动。
        1903年5月,黄兴毕业于弘文学院,月底,离日归国。他先到上海和当地的革命分子计议革命运动的开展。这时,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人胡元倓在沪招聘教师,黄兴应邀回乡任教。途经武昌,他返回母校两湖书院演说,号召以改革政体来维护国家生存。知府梁鼎芬闻讯大怒,悬牌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坦然地将随身携带的四千余册《革命军》等宣传品散发给当地军学两界,然后从容登舟。
        在戊戌变法时非常活跃的湖南新学界,政变后受到湖南当局和劣绅王先谦等人的摧残。1903年,赵尔巽抚湘,倡导兴实业、办学堂,比较开明。湖南新学界得以逐渐恢复。胡元倓(1872—1940)是新学界的领袖,字子靖,湘潭人,1902年官费赴日,同年毕业于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回湘后即致力于创办新式学堂。黄兴抵长沙后,主持了明德学堂第一期速成师范班,同时又协助胡创办了经正学堂,白天在学堂授课,晚间筹划革命。他与杨度、陈天华、杨昌济成为胡元倓的忠实同志,刘揆一、钱维骥等也为胡积极奔走。新学界另一领袖人物周震鳞则与胡相互提携。周震鳞(1874—1964)字道腴,宁乡人,两湖书院毕业,办有修业、敬业学堂,宁乡中、小学堂等校和《俚语日报》。1904年中,长沙共有学堂三十四所,而民立学堂即达十九所。支持他们办学的,除赵尔巽外,还有湘籍大吏龙湛霖、袁树勋、谭钟麟等。胡元倓倾向反清革命,他与黄兴刊刻了数千册《猛回头》、《警世钟》,传布民间。但是,由于王先谦等极端守旧,顽固地排斥一切讲新学的人,胡等不得不与政治色彩不同的各方人士优游往还。官僚家庭的开明子弟龙绂瑞、谭延闿等同情和支持胡、黄等人,中间派俞诰庆、张祖同等也依附于胡。湖南新学界的活跃,给革命运动的进行提供了方便条件。通过胡、黄等的邀聘,留学生和外省的革命分子叶澜、秦毓鎏、翁巩、华鸿、苏子谷、张继、曹亚伯等都先后来到长沙任教。
        1903年11月4日(夏历九月十六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友人刘揆一、章士钊、彭渊洵、翁巩、柳聘农、周震鳞、胡宗畹等设觞为他祝寿。在宴席上,他们商定建立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华兴会在长沙联升街设立了机关。为了避免官方的注意,这个机关对外是“兴办实业”的“华兴公司”,华兴会的骨干都是公司的股东,会员通讯也都用商号作为化名。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先后加入华兴会的,还有陈天华、杨笃生、宋教仁、刘道一、叶澜、吴禄贞、李书城、易本羲、陈方度、李燮和等人。华兴会的骨干几乎全部都是在长沙及湖南、湖北一些地方的新式学堂的师生。胡元倓、龙璋等都支持华兴会的活动。
        华兴会没有留下政治纲领性的文件。
        华兴会的著名人物大半都是革命实干家,他们的注意力侧重于研究夺取胜利的策略。黄兴根据他对中国情况的认识,不赞成模仿英法资产阶级从首都发难的办法——他称之为“中央革命”。他主张从一省首先发动,各省响应,最后推翻满清。他对华兴会成员们说:“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移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合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1]黄兴提出的这种策略,革命党人称之为“地方革命”,它比较符合中国当时情势,以后革命党人的多次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实际上都是采取的这种策略,只是革命党人始终没有能够“直捣幽燕”。
        在黄兴提出的策略中,会党受到充分的重视,被视作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来源。早在日本时,刘揆一就向黄兴强调过会党的作用。他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取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多可赞叹。……其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听取法。”^[2]会党自成组织,和下层群众有较广泛的联系,有相当的团结力和号召力,革命党人想收速效,不准备耐心地去民间直接组织自己的战斗力量,当然首先只能看中会党。
        当时湖南会党中势力最强大的,是马福益做龙头的哥老会回轮山佛祖堂。马福益(1865—1905)又名乾,原是湖南省醴陵县的佃农,早年曾在江南当营勇,参加哥老会,因事被斥革。回乡后,得地方势力许可,在醴陵渌口(今属株洲市)地方开堂放票,招收党徒,势力逐渐遍于长沙、衡阳、永州三府城乡,徒众达万人之多。刘揆一的父亲在湘潭当衙役,救过马,两家相识,华兴会便推刘前去联络。刘揆一携带黄兴的亲笔信往会马福益,用反满的民族思想劝说其反清,马福益欣然同意和华兴会合作。华兴会成员多是知识分子,怕会党成员复杂,难于共处,便专门设立了一个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机构。1904年初春,黄兴由刘揆一陪同,短衣钉鞋,头顶斗笠,乘雪夜行三十里,到湘潭荼园铺矿山一个岩洞中与马福益相会,在熊熊的柴火之旁,共商起义大计。他们决定于夏历十月十日西太后七十生日时,在长沙皇殿预埋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义。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副总指挥。马福益用煨鸡好酒盛情款待了二人。归途中,黄兴兴奋长吟:“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热烈期待起义的胜利。
        华兴会的成员为起义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胡宗畹、宋教仁在武昌设立华兴会支部,推动武昌科学补习所的活动。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乃是华兴会起义准备的一部分。陈天华化名去江西游说巡防营。当时,邹永成在江西联络会党、军队,组织“黄自强公司”,也和华兴会相联络。谭人凤、李燮和在宝庆一带联络学界、会党,等待响应。刘揆一应聘任醴陵中学堂监督,协调会党与湘赣军队的联合。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和东南革命党人联络,作为外援。此外,安庆、九江、南京、杭州的革命党人也设有响应起义的联络机构。黄兴亲自往返于湘鄂间布置,统筹全局。因经费困窘,黄兴等售产借贷,供给各种费用。黄兴、龙璋,杨笃生等另筹二万三千金,购买枪械。
        马福益将其部众配置为东、南、西、北、中五路,由谢寿祺、游德胜、萧贵生等为正副总办,负责组织队伍。邀集两湖会党参加起义。安源矿工中的洪仁会领袖萧克昌也作了响应准备。各路会党队伍都静候华兴会派出指挥和监军前往领导。华兴会为加强约束,仿效日本军阶将会党编成军旅,以黄兴为大将,刘揆一为中将,马福益为少将。八月,浏阳普集市牛马交易大会期届,黄兴派刘揆一、陈天华等前去会晤马福益,举行授予少将仪式,并赠与长短枪、马匹,用以巩固同会党的团结。
        但是,起义的组织工作并不十分扎实。临时的协议和虚张的声势经不起严重的斗争,甚至也经不起偶然的过失。华兴会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缺乏严格的纪律和斗争训练。会党为维护内部的统一,有森严的会规,但他们在社会上的散漫行为却不适应重大的政治行动。偶然的过失总是难免的。
        号称湖南“土皇帝”的王先谦一直窥伺着新学界的动向,他利用其门徒、新学界败类刘佐楫同胡元倓一派人对抗。1904年5月,赵尔巽离任,陆元鼎署湖南巡抚,王即与这个腐朽无能的官僚勾结,公开摧残学堂。王、刘十分注意华兴公司,扬言这是革命党。迫于形势险恶,黄兴等加速起义准备。但是一个华兴会员却在无意中走漏了消息,被刘佐楫侦知,报告王先谦。王急向陆元鼎告密,要求逮捕黄兴、刘揆一等。陆因有人劝阻,没有立即捕人,命巡防营严加侦缉。官厅的侦探结识了会党的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伪装要好,赚得实情,在醴陵车站将二人捕送省会。10月24日,清兵出动捉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这时正在侍郎龙湛霖家中议事,龙的儿子绂瑞慨然藏宾,并亲往长沙中学堂将华兴公司的文件取出销毁。刘揆一等纷纷走避,会党首领游德胜、萧贵生被捕。游、萧在严刑之下招供出内情,官方搜捕更加紧急,但因没有证据,华兴会的人员没受到损失。黄兴在龙家躲了三天,又转移到吉祥巷圣公会,由教士黄吉亭等加以掩护。11月4日,游德胜、萧贵生遇害。待风声稍缓,黄兴便化装出走,由黄吉亭、张继等护送,经汉口转赴上海。长沙起义流产。
        此前,黄兴一直用着本名“轸”,黄吉亭在汉口船上分别时,暗地嘱咐他说:“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知君平安无恙也。”于是,黄兴的名字从此用开了。
        当起义还在准备之时,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与蔡元培、陈由己、杭辛斋等成立爱国协会,联络各地人士响应,杨、章分任正副会长。苏鹏还奉命赴日本招回一批留学生准备参加起义。他们以兴学会的名义在新闸路余庆里租屋招待来往同志,黄兴和其他一些逃亡的华兴会成员抵沪后就住在这里。11月19日,上海发生了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事件,章士钊等曾参与密谋。次日,章前往捕房探望万福华时被扣,供出余庆里住址,巡捕搜查该地,黄兴、张继、周来苏、苏鹏、徐佛苏、薛大可、郭人漳等十人被作为嫌疑犯拘捕,杨笃生逃出。郭人漳是清朝候补道,在江西统兵,与华兴会有联系,因为他来沪是奉江西巡抚之命,旋被保释。黄兴化名李寿芝,伪称是随郭来沪公干的教员,瞒过会审公廨,一同被释放。黄兴出狱后,随即与刘揆一再次去日本。袁树勋不想兴大狱,经蔡元培、龙璋等设法营救,被捕的人后来也相继出狱。华兴会成员陈天华、宋教仁、柳聘农、彭渊洵、刘道一等都先后流亡日本,他们依旧保持着华兴会的团体。
        长沙的新学界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大批进步教师纷纷离湘他适,外省旅湘教师的俱乐部被迫停止活动,旅湘安徽公学也迁往芜湖。钱维骥创设讲艺公司,想以此再行聚集同志,也被陆元鼎阻止。胡元倓、周震鳞受到王先谦、刘作楫的恶毒攻击,靠着一些官绅的维护,侥幸将所办的学堂保存下来了。整个新学界的政治色彩,大为暗淡。
        会党领袖马福益在长沙起义泄密后,逃往广西。他又联络了广西会党和湖南旧部,准备再次发动起义。1905年春,他自桂返湘,徒众派人前往迎接,由于马福益临时改变路线而未遇。4月12日,马福益在途中被清军截捕,他英勇拒敌,在被缚时还踢死了两名清兵。马福益是参加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优秀会党领袖。他的徒众坚持追随华兴会革命,与他的态度有着重大的关系。会党采取的是家长制的组织形式,首领有着极大的权威,在革命党人没有直接向会党群众进行教育的情况下,首领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品质往往对徒众起着决定的影响。马福益被解往长沙后,受到湖南巡抚端方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4月20日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