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1903年至1904年的初次辩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受到了一次冲击。但是,在海外华侨和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特别是在舆论界、思想界,改良派及其宣传工具《新民丛报》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销售量达一万四千余份之多。为了进一步廓清保皇毒焰,传播革命思想,迫切需要创办刊物,继续展开论战。
        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即提议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机关报,得到一致赞同。不久,因第二期有《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日本政府禁止该刊发卖。为避免干涉,同盟会决定另办《民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正式出版。在《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表示希望通过《民报》,使之“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在《简章》中,规定了“本杂志之主义”六条,为:颠复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土地国有,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要求世界列国赞助中国之革新事业等。
        《民报》最初的编辑人为胡汉民,主要撰稿人有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发行人为张继,经理为陈天华。《民报》创刊不久,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进入高潮,部分日本报纸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冷嘲热讽,12月7日,《朝日新闻》甚至以“放纵卑劣”四字相攻击^[1]。8日,陈天华愤而投大森海湾自杀。死前遗书说:“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而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2]陈天华的性格有激情奔放的一面,也有其脆弱而不耐磨炼的一面,跳海之举正是这两方面性格交织的表现。他的死使《民报》丧失了一个出色的宣传家。
        1906年6月,同盟会派龚炼百、时功玖等迎章炳麟出狱东渡。7月7日,经孙毓筠介绍,由孙中山主盟,章炳麟加入同盟会^[3]。15日,东京中国留学生集会欢迎。到会两千人。这天下雨,来晚了的人挤不进会场,就站在雨中。会上,章炳麟发表了长篇演说,认为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而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孔教、基督教都不可用,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杂质,必须设法改良。华严宗主张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法相宗主张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相,并非实在真有,这在哲学上今日也最相宜。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他又说: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中国人晓得了这三项,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而不可遏抑^[4]。章炳麟是在佛教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都有精深研究的思想家,他力图从这两者中找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精神武器。但是,它们毕竟都太陈旧了。佛教的主观唯心主义造就不出勇猛无畏的革命军,而那种对“汉种历史”的笼统推崇也容易流为对封建主义的鼓吹。自第七号起,《民报》由章炳麟主编,上述观点即成为他的编辑思想,也部分地影响了革命派的文化宣传活动。当时,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一类组织纷纷建立,讲“国学”成为一种时髦。此后,章炳麟一方面发表一系列源本经史、渊雅古朴的排满文章,在士大夫阶层中发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发表不少阐扬佛学之作,被人讥为不作“民声”,而作“佛声”^[5]。
        《民报》一创刊就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至第四号。即销行至万份,至第七号,又销行至一万七千份。它被以各种巧妙而隐蔽的形式运向国内,散发各地。不少号一版、再版、三版仍然不能满足要求,第一号发行六版,第二、三号各发行四版,得到一本的人“如获拱璧”^[6]。1906年12月2日,《民报》在东京召开周年纪念会,盛况空前,会场内外水泄不通。宋教仁和宫崎寅藏因为晚到,是从窗口爬进去的,宋教仁挤到主席台时,连鞋子都丢了。会议由黄兴主席,章炳麟读祝词,孙中山、章炳麟、日人池亨吉、北一辉、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先后演说。会议一直在如雷的掌声、欢呼声、万岁声中进行。其间,有人提议捐助《民报》经费,“一时投钱者、书名于册者,不知若干人”^[7]。会后散发《民报》临时增刊《天讨》赠书券,共发出五千枚。这次会议反映出《民报》的巨大影响,也反映出东京中国留学生日益革命化的趋向。
        1907年3月,胡汉民、汪精卫随孙中山离日,《民报》主要撰稿人改为刘师培、黄侃、汪东、陈去病等。同年12月,章炳麟因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加深,以脑病为理由辞职,第十九号由张继编辑。1908年1月,张继因参加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金曜讲演会,被日警追捕,辗转逃往法国,自第二十号改由陶成章编辑。陶对理论不感兴趣,声明“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于激动感情,不入空漠”^[8]。至第二十三号,再归章炳麟编辑,以汤增璧为副。
        1908年10月,由于同盟会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屡遭失败,汤增璧转而鼓吹暗杀,在《民报》第二十四号上发表《革命之心理》一文,赞扬“虚无党”,“欲以陈师鞠旅,化而为潜屠暗刺,并以组合莅盟,转而为径情孤往”。适值日本政府由反动的桂太郎组阁,加紧镇压日本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又值清政府派唐绍仪为中美联盟赴美,道经日本,章太炎在《民报》发表《清美同盟之利病》予以抨击。于是,唐绍仪便嗾使驻日公使出面交涉,要求封禁《民报》。同月19日,日本政府以发表《革命之心理》,激扬暗杀为理由,下令禁止第二十四号《民报》发行。20日,章炳麟向警署提出诘问。次日,致书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退还命令书。23日、26日,又连续致书平田东助,指责日本政府的错误政策,声称,“本编辑人兼发行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封禁驱逐,惟命是听”^[9]。在宫崎寅藏等支持下,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延聘律师向日本法庭提出诉讼。11月22日开庭时,东京地方裁判厅门前集中了约两千名激动的中国留学生,“人声骚乱,势甚汹汹”,迫使法庭悬牌延期^[10]。26日第二次开庭时,章炳麟以雄辩家的气概驳斥了日方所加的罪名。他说:“我买手枪,我蓄刺客,或可谓扰乱治安。一笔一墨,几句文字,如何扰乱?”又说:“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扇惑人,扇惑中国人,非扇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11]驳得日方哑口无言,竟悍然宣布禁止出版。其后,黄兴等决定将《民报》社迁往美国,主张“中美两国之国民联合”^[12],因故未果。
        1909年10月,汪精卫由南洋到日本复刊《民报》,伪称在法国巴黎出版,实则仍在日本印刷,仅刊行两期。
        1911年7月,南洋华侨在五十一个城市募捐,计划在槟榔屿重刊《民报》,聘宋教仁、戴季陶为编辑,因武昌起义爆发而止^[13]。
        《民报》与《新民丛报》是论战的主要对手,在南洋,则在《中兴日报》和《南洋总汇新报》之间展开。《总汇报》原是革命派在新加坡的报纸,1905年冬发刊,由陈楚楠、张永福主持。1906年春,转入改良派之手,改名《南洋总汇新报》。为了与之对抗,革命派于1907年8月20日创办《中兴日报》,由田桐主持。这一时期,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锣鼓已经敲响,潦倒在海外的改良派感到了希望,国内新出现的立宪派更加兴致冲冲,于是,海内外呼应,共同掀起国会请愿运动。1908年6月,《总汇新报》发表《立宪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手段》一文,以向清政府要求召开国会为最高目的。同月,田桐向《总汇新报》发出进行“文战”的通知,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纷纷赶来参加,改良派则从美洲请来了其地位仅次于康、梁的徐勤,双方展开了又一次激烈的论战。这次论战内容的许多部分和东京相同,不同点是:关于民生主义的争辩沉寂了,而“国会”、“立宪”则成为引人注意的新论题。
        在其他地区展开论战,形成对垒的报纸为:
        《自由新报》与《新中国报》(檀香山)
        《华暹新报》与《启南新报》(曼谷)
        《光华报》与《商务报》(仰光)
        《大汉日报》与《日新报》(温哥华)
        《美洲少年报》与《世界报》(旧金山)
        上述地区论战的激烈程度也不亚于东京和南洋。据有关记载,由1907年至1911年的四五年内,檀香山的《自由新报》几乎无日不与《新中国报》展开辩论,往往因报上一字一句之微涉讼法庭;《大汉日报》和《日新报》之间的驳论竟发展至二百余续,形成马拉松式的笔战。
        论战主要环绕着三民主义进行。《民报》期间,孙中山曾口授而由汪精卫执笔写成《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文。《中兴日报》期间,孙中山又亲自撰写《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三篇文章。他领导了对改良派的论战,取得了胜利,是这一斗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