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论战,改良派惨败,革命派大胜。
        最初,梁启超并不把《民报》作者们放在眼里,认为都是浮薄少年,理论上不堪一击,及至辩论起来,才感到不是对手。不仅为清政府辩护的许多论点站不住脚,连援引的法律条文、译述资料也出现了无数纰漏。1906年5月,他写信给徐佛苏求援,告以要和《民报》“争舆论之动力”,不能不辩,但对《民报》上的一篇文章“尚未得所以驳之之道”,要徐帮他“思索”,“并速见复”^[1]。徐原是华兴会会员,后投入改良派。他担心继续辩论会有利于革命派,建议梁启超停止辩论。梁虽然认为“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2],但为摆脱窘境,不得不表示赞同。此后,徐一面拉拢汪精卫,一面发表《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攻击《民报》“秽恶狠毒”,表示希望在归章炳麟编辑后能“回复秩序”^[3]。1907年1月,徐又找到宋教仁,声言梁启超愿与宋一见,说辩驳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不愿如是也”。他要求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4]。次日,宋教仁和章炳麟商量,章觉得《民报》“辞近诟谇”^[5],同意调和;宋又和孙中山、胡汉民商量,孙、胡及黄兴均表示反对。
        在论战中,《民报》方面士气旺盛,《新民丛报》方面则愈益困难。《丛报》实际上成了梁启超一个人的“独夫”杂志,经常愆期,亏累越来越大。1907年5月,梁启超写信给蒋智由、徐佛苏,恳求助以一期之稿,说是“总须有一两篇为论著者,若全属译述,未免太难看了”^[6]。反映出孤身应战,陷于绝境的惶急心理。7月,为筹备在武汉创办《江汉公报》,梁启超将《新民丛报》收歇。
        在其他地区,改良派也都纷纷溃败。
        南洋方面,徐勤就任《南洋总汇新报》主笔后,气焰嚣张,开战第一篇就是《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但色厉内荏,遭到革命派驳斥后文不终篇而逃。曾经被孙中山批评过的记者“平实”不愿就主笔之职,一些自署为“勇”、为“耡”的文战者也都销声匿迹,连当地一家极守旧的《叻报》也认为革命党理长,改良派理短。
        仰光方面,改良派的《商务报》编辑张石朋表示愿皈依革命真理,脱离该报;另一编辑李牙聪则缄口无声。时人戏撰一联曰:“生公(居正笔名)说法,顽石(指张石朋)点头;天民(吕志伊)示威,聋子(李牙聪绰号)投地。”不久,《商务报》宣告歇业。
        真理是无敌的。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革命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改良派没有真理,巧言强辩,违背历史潮流,一经交锋,当然只能弃甲曳兵而走。
        在论战的带动下,各种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出现了革命宣传活动的新高潮。
        以期刊为例,自1899年的《开智录》至同盟会成立前的《二十世纪之支那》,革命派创办的期刊不足三十种,而在同盟会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则创办了四十种以上。著名者有《醒狮》、《复报》、《鹃声》、《云南》、《洞庭波》、《汉帜》、《中国新女界》、《大江七日报》、《豫报》、《粤西》、《河南》、《晋乘》、《四川》、《国报》、《夏声》、《关陇》、《江西》、《支那革命丛报》、《安徽白话报》、《竞业旬报》、《中国女报》、《南社丛刻》、《民声丛报》、《越报》、《学林》、《民心》、《克复学报》等。
        又如报纸,同盟会成立前仅创办十余种,而同盟会成立后则创办了六十五种以上。其分布地区及名称为:
        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中国公报》、《天铎报》。
        奉天:《大中公报》。
        哈尔滨:《东陲公报》。
        长春:《长春日报》、《长春时报》、《长春公报》、《国民新报》。
        广州:《南越报》、《国民日报》、《平民报》、《军国民报》、《齐民报》、《中原报》、《人权报》、《天民报》、《可报》。
        汕头:《中华新报》。
        福州:《建言日报》。
        贵阳:《黔报》、《西南日报》。
        开封:《国是日报》。
        北京:《帝国日报》、《国光新闻》、《国风日报》、《国维日报》。
        武汉:《武昌白话报》、《商务报》、《雄风报》、《大江报》、《政学日报》。
        西安:《兴平星期报》、《帝州报》。
        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南侨日报》、《阳明报》。
        槟榔屿:《光华日报》。
        缅甸:《光华报》、《进化报》、《缅甸公报》。
        曼谷:《华暹日报》。
        菲律宾:《公理报》。
        日里:《苏门答腊报》。
        泗水:《民铎报》、《泗滨日报》。
        旧金山:《美洲少年报》、《大同报》、《少年中国晨报》。
        温哥华:《华英日报》、《大汉日报》。
        利马:《民醒报》。
        檀香山:《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大声报》。
        雪黎:《民国报》。
        墨尔本:《警东新报》。
        东京:《日华新报》。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革命派的报纸不再集中于少数沿海城市,而是逐渐向边远地方和海外,同时也向清朝的腹心地区发展,《国光新闻》、《国风日报》等甚至就办在清政府的鼻子下边。其中不少报纸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上海《民呼报》于1909年7月27日被封后,10月3日改名《民吁报》出版;四十八天后再被封禁,1910年10月11日又改名《民立报》出版。其他如《长春日报》、《长春公报》、《国民新报》,以及缅甸《光华报》、《进化报》、槟榔屿《光华日报》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1909年11月13日成立的南社是资产阶级革命文学队伍的集结,也是资产阶级宣传队伍的集结。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它“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7]。“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8]。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发展至二百二十八人,大部分是资产阶级报刊宣传活动中的积极分子。
        伴随着报刊宣传活动新高潮的是革命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南社的成立和发展,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之一。
        论战暴露了改良派保皇立场的反动和理论观点的荒谬,“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9],许多人转而看《民报》。感到革命派的观点“切实”、“透彻”,站到革命派的旗帜下来。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人前谈革命,理直气壮,谈保皇,就口怯气虚。如1907年10月17日东京政闻社开场时,梁启超登台演说:“今日之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今我们政府立宪,我们大家都欢迎的。”鼓掌附和者仅二十余人,其余虽同党亦不敢鼓掌^[10]。正在此时,张继突然起立,指着梁启超说:“你胡说八道,东京是什么地方?岂容你这妖怪来出卖风云雷雨!”接着大喊:“打!打!打!”于是,棉垫、草鞋一齐向台上飞去。四百余人蜂拥而上,梁启超等狼狈逃窜^[11]。徐勤在新加坡也有类似的遭遇。上述情况,反映了改良派已失去人心,处于劣势。又如美洲,这是康有为等经营多年的一块基地,但经论战之后,华侨纷纷登报脱离保皇会,改良派势力一落千丈,而革命派的力量则与日俱增。到1911年黄花岗之役,美洲华侨所捐款项竟达募捐总数的一半。对于这种情况,《新民丛报》撰述人黄与之有一段描述,他说:“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12]论战的胜利鼓舞了革命党人,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
        伴随着革命派在论战中的节节胜利,就出现了以萍、浏、醴起义为开端的武装起义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