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反动派大都迷信自己的屠刀,而其效果总是适得其反。马福益被害后,湖南哥老会的革命倾向更为强烈。
        1906年春,长江流域洪水成灾,米价大涨,不少地区处于饥馑状态。因之,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作起义的准备。到长沙后,刘道一等数十人在水陆洲畔的船上集议。刘传达了黄兴的意见,主张“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发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为响应之”^[1]。他建议首先到萍乡、安源等地利用矿场组织机关,集合会党,同时,运动新军和巡防营。会后,与会者分头进行:刘道一留驻长沙,负责和总部联系,蔡绍南则前往江西萍乡一带联络会党。
        到达目的地后,蔡绍南得到明德学堂学生魏宗铨的帮助,很快和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头目龚春台等取得了联系。龚春台,浏阳西北乡百家山人,农民成分,爆竹工人出身。“少不学,能以死生许人”^[2]。在清军中当过兵,曾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在浏阳帮零工为生。经过龚春台、蔡绍南等的联系奔走,哥老会与另一个会党——武教师会决定联合,成立洪江会,公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誓词为:“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3]在“大哥命令”之上,冠以“中华民国宗旨”,表明哥老会这一传统的帮会组织被灌输进了新的内容。忠孝仁义堂下设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等,称为内八堂,又设一至八路码头官,负责发展会员、联络、侦察等事,称外八堂。
        洪江会成立后,贫苦农民和附近的安源矿工纷纷加入,组织迅速壮大。于是,龚春台、蔡绍南等开始策划起义。
        7月,蔡绍南在桐木、上栗市一带发表演说,动员革命,得到群众热烈响应。清朝官吏惊呼:“民心被惑,蚁附甚众。”^[4]同月,龚春台、蔡绍南召集各路码头官在距上栗市二十里的慧历寺密议,决定一面密造军火,一面联络洪福会的姜守旦,同时派蔡绍南、魏宗铨往日本,请示孙中山,要求接济军械,确定起义日期。
        由于会员日众,人言庞杂,10月2日(八月中秋),麻石酬神演戏,聚众万人,传说洪江会即将起义,引起清朝官吏警觉。10月7日,清军突袭麻石,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被追踪,投水而死。这时,蔡、魏二人行至上海,正拟东渡,听说麻石之变,立即赶回,决议于年底清吏封印时分三路起事。21日,深受安源矿工拥戴的会党头目张折卿被捕,不久被杀。此后,萍乡东北萍实里,浏阳上东张陈坊一带,先后有会党聚集,准备开山祭旗,约期起义,均被清军驱散,首领被捕。12月3日,当醴陵会众正在板杉铺、邓家渡赶制旗帜、号衣、刀矛的时候,清兵又前往捕拿了一人。
        形势紧迫,当晚,龚春台、蔡绍南等在萍乡高家台集会,讨论起义问题。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等认为军械不足,主张稍缓,码头官廖淑保等则认为会党有十余万人,完全可以和清军一决胜负。双方争论了一夜,没有结果,廖淑保便独自跑到麻石,召集二、三千人,举起“汉”字白旗,宣布起义。这样,就迫使龚春台、蔡绍南不得不通知各路同时发动。12月4日,起义全面爆发。
        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廖淑保为前营统带,沈益古为后营统带。随即发布了《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檄文列举了清政府的“十大罪状”,宣称要“破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檄文声言:未来社会的“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5]这一檄文表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全部纲领,使起义具有和旧式农民起义截然不同的新色彩。
        洪江会的义旗一举,群众如潮水般涌来,迅速发展至三万余人。在醴陵,主要为农民、巡防营士兵、沩山一带的碗厂工人;在浏阳,主要为会党;在萍乡,主要为恂及、萱溪一带的矿工。“浏阳揭竿,咸往附从”^[6]。12月6日,龚春台部攻克上栗市,每天有数以百计的矿工投入义军。但是,由于清朝官吏的严密控制,安源矿工未能按计划起事,使得起义一开始就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力量。
        安源是工人近万的大矿。领班萧克昌,外号老龙王,“能左右窿工”^[7]。11月27日,醴陵义军头领曾派袁南亭持函赴安源约萧克昌带一千人,夹攻醴陵,时间为12月7日。萧当时觉得条件尚未成熟,“未允轻动”^[8]。至期,清军到安源逮捕萧克昌,要袁侦查萧的动向,袁不允,被捕,并被解往醴陵。萧克昌随即发动矿工斗争,于是矿工“大哗噪”^[9],“其情形言语与平日大异”^[10],迫使萍乡矿务局不得不电醴陵将袁索回。此后,清朝官吏对安源矿工和萧克昌的防范日益加紧。
        在洪江会之后,浏阳洪福会的姜守旦也宣布起义,起义军定名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在《布告天下檄文》中,姜守旦等宣称,不要拘泥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只要汉族中有人能首倡大义,推翻满清政府,就可以拥戴他为万世一系的“中华大皇帝”,“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11]。这篇檄文充满了种族复仇思想和封建观念,反映出旧式会党的落后一面。姜守旦等并表示,不受洪江会的约束。
        起义军一开始就和平时热心办团、镇压人民的地主绅士处于尖锐对立地位,“专烧杀向来办匪出力绅士人家”^[12]。在浏阳三口地方,有黄姓团总等多人被杀。在萍乡,官僚地主欧阳煦“向办团练,捕匪得力”,因此,群众起事之后,“将其家属八人概行杀毙,宗族祠屋焚毁无遗”^[13]。义军所过之处,“正绅”们一逃而光^[14]。
        清政府得到消息后,极为震动。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蓂、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派出精锐军队镇压。
        12月9日,张之洞致电清政府军机处说:“萍矿及路已值银数百万。若成燎原,为患更大,不止矿路而已。”^[15]次日,军机处电饬张之洞、岑春蓂、吴重熹等,“赶紧分头剿捕”,“迅速扑灭,毋任蔓延,致贻后患”^[16]。13日,端方派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步、炮、马、辎重各队新军二千余人赴赣。前后,清政府共派出五万余人。
        起义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惶惧。德国、日本政府先后向清政府“问讯”^[17],并派出军舰上驶岳州。据有关资料,当时在长江流域观察“动静”的英、美、俄、法、德、意各国军舰在二十三艘以上^[18]。
        面对全副新式武装的敌人,起义军英勇奋战。他们除从团防局夺获二、三千支枪以外,大多数用鸟枪、抬炮、木竿及旧式刀枪为武器。12月9日,起义军数十人手持扁担击败了清军百余人,夺获枪械多支。有个青年妇女名秀姑娘,甚至以空拳迎敌清兵。但是,由于仓促起事,缺乏统一领导,枪械又少,又始终困守萍、浏、醴三县,被清军四面围攻,有生力量逐渐消耗。12月8日、11日,龚春台部两次进扑浏阳,均未得胜。12月10日,清军进攻上栗。起义军多以徒手肉搏,或以土枪射击。沈益古左手执锅盖,右手执大刀,在锋镝丛中出入冲杀,连斩清军十余名,终因没有应援,鏖战半日后不支,上栗失守。12日,醴陵方面西路总统谭石基部被清军巡防营击败。同日,清军猛攻浏阳境内的起义军,龚春台、蔡绍南战败,往投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请援。中途,蔡绍南被捕,旋遇害。龚春台到达普迹市,冯乃古已被清军诱杀,龚春台不得已潜往长沙。14日之后,姜守旦的洪福会起义军与清军交战数次,均不利,进入江西义宁。25日,清朝官吏捕杀了安源矿工首领萧克昌,在矿区设立巡警局,实行清查和连环保。1907年1月,姜守旦部被堵击,姜守旦逃亡。
        萍、浏、醴起义失败了。
        在开赴江西镇压起义的徐绍桢新军中,赵声、熊成基、倪映典都是革命党人。从江宁出发前,赵声曾派人通报萍、浏、醴起义军。12月25日,徐部到达江西,起义已经失败,因此,赵声等均无所作为。
        起义失败后,清军大举“清乡”,搜捕革命群众,一直进行了三个月。12月下旬,刘道一在长沙被捕。31日,被杀于浏阳门外。1907年3月7日,魏宗铨也被捕杀。总计,起义军前后被杀者一万余人,群众被杀者二万余人。
        当起义消息传到日本时,东京中国同盟会会员纷纷请命,要求身临前敌;孙中山也认为“时不可失”^[19],先后派宁调元、龚国煌、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孙毓筠、段云、权道涵等回国,分赴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等省策应,先期归国的杨卓林等也积极活动,准备起事。
        宁调元回国后,先在上海与陈其美、杨卓林、秋瑾等密谋,发动长江一带会党响应。定议后回长沙,得悉萍、浏、醴义军已经失败,便去醴陵寻访龚春台,没有见到,乘船至岳州时被捕。
        龚国煌回湖北襄阳、樊城,准备发动当地会党,事败仍返日本。
        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回武昌,正值张之洞悬赏通缉起义人员。计开姜守旦、刘家运、黄庆武、刘林生、李燮和、朱子龙、萧克昌等十五名。1906年12月26日。刘静庵召集日知会员与胡瑛、朱子龙、梁钟汉等会议于汉阳伯牙台。与会诸人担心财政困难,日知会员、留日学生郭尧阶声称六合锑矿经理刘小林愿出资十万元,骗得众人信任。事后,郭向巡警道告密,诬指刘静庵即刘家运。1907年1月7日、8日,清政府缇骑四出,搜查日知会,先后逮捕朱子龙、刘静庵、胡瑛、梁钟汉、季雨霖、李亚东、吴贡三、殷子衡、张难先等九人。审讯中,清吏必欲刘静庵自承为刘家运,静庵抵死不承,只自认为革命党。他在堂上慷慨演说,痛斥承审官梁鼎芬,受到残酷的笞刑,被鞭一千四百,自头至脚,体无完肤,仍然劲挺不屈,被称为铁汉。其他人也个个坚贞无畏。李亚东对着清吏笑骂:“干天下事,是我们的天职,难道有怕死的革命党吗?!”清吏想用推出去斩首来威胁朱子龙,朱却厉声回答:“革命党遍天下,杀之难,杀尽更难。不杀不多,不多不速,不速则革命不成。革命党人的血是灌溉自由的肥料!”殷子衡被绷住左右手,跪在铁链上,用藤鞭抽打,他毫无怯容,大骂清吏想用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1907年5月,朱子龙瘐死狱中,张难先、季雨霖因病保释。胡瑛被判处永远监禁,吴贡三、殷子衡、李亚东、梁钟汉被分别判处十五年、十年、五年、三年各种徒刑。其中,吴贡三和梁钟汉被解回原籍监禁。刘静庵本已判处死刑,经圣公会主教吴德施等营救,改判永远监禁。他在狱中饱受折磨,三十多岁的人就须发尽白。后于1911年6月病故。
        孙毓筠归国后在南京新军中活动,不久即被跟踪拿获。他原是清朝军机大臣孙家鼐的侄孙,被捕后受到端方的“优待”。他在供词中向端方乞怜,竟无耻地说:“午帅怜才,有意保全,身非木石,宁不知感。”^[20]被判监禁五年。和他同时被捕的权道涵、段云则被判永远监禁。
        杨卓林原是湖南革命党人。1906年与李发根、廖子良先后回沪。萍、浏、醴起事时拟乘机谋刺端方,在南京一带起事。因误识端方密探萧亮、刘炎,被诱至扬州逮捕。供词中,自称是“孙文之副将军”,并引卢梭“不自由,毋宁死”和佛家“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等语以明志。1907年3月20日被杀。
        对于萍,浏、醴之役的失败和刘道一的死,孙中山、黄兴等极为沉痛,各有诗志哀。孙中山诗云:
        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萍、浏、醴起义爆发于中国腹心地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参加人数之多,为历次起义所无,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激起了巨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