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南关之役以前,河口起义的准备工作即着手进行。
        河口地处中越边界,有滇越铁路经过,北可达昆明,清政府在此建有炮台四座,重兵防守。孙中山的机关部设在河内,计划在云南发动起义,河口是必争之地。
        1908年4月,孙中山委派黄明堂筹划云南起义事宜,以王和顺、关仁甫为辅。事先,关仁甫潜入境内,与清军防营约定,凡携械投降者,给银一元。29日夜二时,黄明堂等率所部二百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响应,共约五百人,向河口进攻。四时,占领河口。城内警兵相率反正,清军管带岑得贵等逃入半山炮台,与防务处督办王镇邦合力死守。4月30日,起义军奋力攻山,管带黄元桢投降,王镇邦也诈称愿降,暗命亲随射杀上山说降的党人黄华廷。起义军大愤,全力进攻。清军守备熊通用枪押着王镇邦,率部反正,清军全部投降,河口四座炮台均为起义军占领,得枪千余,子弹七万发。革命军处死了王镇邦,成立云贵都督府。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出示安民,声称:“本军政府因义讨暴,为民请命”^[1],宣布军律若干条,同时向各国发表宣言,声称“本军政府今起国民军,拟欲推倒现今之清政府,建造社会主义之民主国家,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2]。其条文主要有:
        军政府占领地内之外国人民财产一体保护;
        军政府占领地内,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之权利,皆得继续有效力;
        外国人若直接援助清政府妨害国民军者,国民军即将其认作敌国;
        外国人若以战争用品接济清政府,则国民军立即没收之^[3]。
        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是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河口于1895年后辟为通商口岸,法国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副领事署。革命军所颁布的条文注意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清政府勾结,是正确的。但是,完全承认“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之权利”,则是对帝国主义过分的让步。
        义军得到了河口商人和越南华侨的资助。河口商人资助一千七百余元,越南华侨资助四千余元,并运来大米四百余包^[4]。5月2日,关仁甫率军四百人左趋曼耗,准备进兵个旧,攻取蒙自。一路连克巴沙、田防、安定、新街、万河等地。4日,王和顺率兵沿铁路北攻,清军纷纷来降,王部占领南溪。
        河口起义的主力是变兵,哗变的原因是欠饷与禁赌。对这支队伍,胡汉民不放心,建议孙中山派黄兴节制各军。5月3日,孙中山在新加坡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7日,黄兴进抵河口,力催黄明堂沿铁路进攻昆明,黄明堂担心粮食不继,犹豫迟疑。黄兴焦急,准备亲率各军前进,黄明堂仅派兵百人。由于缺乏思想基础,行军不到一里,士兵便向天开枪,齐呼疲倦;再行半里,便一齐哄散。黄兴无法,只好折回河口,派人至前敌找王和顺商量。王也以兵疲弹缺为虑。在此情况下,黄兴仍拟率军先取蒙自,而将士多不听命,并要求再发一个月的饷。不得已,黄兴于5月9日返回河内,准备多买一点驳壳枪,成立一个司令部或敢死队,强制士兵服从命令。住一日,复乘车北上,过老街时,被法警截留,解送出境。
        河口起义过程中,清政府曾多次向法国外务部交涉。5月6日,法国政府表示,“自当竭力相助”^[5]。21日,法国驻蒙自代领事罗何(R.Reau)声称:“尽快结束目前的骚乱实为至要,否则它会给我们带来不祥的后果。”^[6]这一时期,安南法国殖民当局封锁边界,禁阻起义人员及粮械进入云南。26日,在清军白金柱部进攻下,河口失守,黄明堂率六百余名战士突围撤入安南,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在此期间,比利时中国留学生传闻清政府电驻法公使,将借法兵平滇乱,便电告东京《云南》杂志社。5月24日,杨振鸿、赵伸、吕志伊等以云南留日同乡会名义,邀请全体留日中国学生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宣称“云南人绝对的不受清廷之支配,亦绝对的不受他国之干涉”^[7]。会后,杨振鸿邀同志数十人秘密返国,拟入滇援助义军。行至香港时,得悉起义失败,南行至仰光。
        至此,孙中山在中国南部亲自领导的六次起义全部失败。
        1908年11月,光绪帝及西太后二人相继死去,杨振鸿曾联络土司刁春园,计划于12月23日在永昌起义,也未成事。
        两广和云南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剧烈的地区,会党势力深厚,人民富于反抗精神。1903年的云南周云祥起义、1904年的广西陆亚发起义,都曾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鼓舞。这一地区距离清政府的统治中心遥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或国境线,便于从国外输入饷械和人员。因此,孙中山选择这一地区作为“起点之地”。但是,他没有看到,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一地区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形势到1907年前后已经转为低潮。加上革命派又不善于发动群众,未能把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斗争和当地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样,起义就只可能在个别地方突破而不可能有大片区域的发展,必然无力抵御清军的四面围攻,也应付不了外援断绝后的艰难局面。
        孙中山在南部地区发动的多次起义,既没有从根本上威胁到清政府的生存,也没有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扩大革命的政治影响,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部分革命党人产生了沮丧情绪,加深了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和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