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孙中山、黄兴注意经营南方不同,宋教仁注意经营东北。
        还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时,宋教仁就曾特撰《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一文,鼓励东北绿林武装——“马贼”抗俄反满。为了与“马贼”这一轻蔑性的旧称相区别,宋教仁称之为“马侠”。1906年9月,黄兴自广西、南洋、香港等地活动后回到东京,宋教仁担心他“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特别提出了经营东北的设想^[1]。1907年2月,日人末永节、古河(古川清)访问宋教仁,详细谈到了“马侠”的有关情况。宋教仁认为,如能约得“马侠”共同起事,则易于摇撼清廷根基,便和孙中山商量,孙中山表示赞同^[2]。当时正值萍、浏、醴新败之余,黄兴也希望能开辟出一个新地区来,便邀约宋教仁、张继、末永节、古河等商谈,决定派人赴东北运动。
        3月23日,宋教仁与古河自东京启程,至门司与白逾桓会合,渡过鸭绿江,于4月1日抵达安东。3日,以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名义致书大孤山马侠李逢春等^[3],肯定其“扶弱抑强、抗官济民”的志气,鼓励他们集合辽河东西、黑水南北的义军合为一团。信中着重分析了“西渡山海关则永乎不守,南出喜峰口则北京告危”的有利战略位置,表示说:
        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召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4]
        “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这里,实际上是对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提出了批评意见。4月8日,李逢春邀宋教仁上山面谈,表示赞成同盟会宗旨,愿一致行动。于是,宋教仁即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主要负责人为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及张榕等。其后,宋教仁曾至北满联络著名的绿林首领刘单子,又曾深入长白山延吉地区联络当地武装首领韩登举。
        6月,得到惠州起义消息,宋教仁即拟发兵响应,先占辽沈,再逼榆关,进窥北京。不料,清政府早已得悉有关情况,电令东北各省防范^[5]。白逾桓在碱厂招兵,被清督赵尔巽击败;潜入沈阳举事,又被徐世昌所捕^[6]。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见形势不利,又因同盟会内部矛盾爆发,张继打电报要宋教仁返日,于是,宋教仁便改装回到东京^[7]。
        在北方或首都发动是宋教仁战略思想中的所谓上策,运动“马侠”之役失败后,仍然有一些革命党人在北方地区活动,但宋教仁等的注意力则逐渐转向中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