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虽然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中国南部边疆地区,但是,也没有忽视四川。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即指示四川主盟人黄树中: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四川位于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并说:应以新旧同志与民间会党并力举事。此后,黄树中等即邀请泸州哥老会首领佘英来日本与孙中山会谈。佘英(1874—1910),贫民出身,“家务农”^[1]。自幼参加袍哥组织,青年时撑船为生。后考中武秀才,任泸州团练局队长。在革命风潮影响下,读到《革命军》、《警世钟》二书,深受感动,“拿在泸州茶馆酒店讲演,想唤醒汉人起来革命”,受到禁止后,又持书到乡场讲演^[2]。1906年7月,佘英到达东京,加入同盟会,会见孙中山、宋教仁等。他表示:“我们总欲作一番事业,以为我同胞复仇,惟才力不及,一举事时,内政、外交皆不能办,故不得不连合海内英雄志士,同力并举。”^[3]孙中山委任其为西南大都督,并嘱谢奉琦、熊克武等协助。
        同年9月,同盟会员李实谋在江油起义,事泄未成。李实为四川绵州人,到上海经商时加入同盟会,不久弃商回川,遍历龙安、绵竹、保宁、顺庆等地,宣传排满革命,散财募集数百人。江油事泄后率众退至剑州小燕山,旬日之间,发展至千人以上。清四川总督锡良闻讯,调巡防营围攻。李实率部拒战数日,不幸牺牲。
        江油、剑州之役是和同盟会组织没有联系的孤立起义。之后,佘英、谢奉琦、熊克武等先后回到四川,在成都草堂寺集会,议决分头发动:黄树中、张培爵、谢持等联络学界,秦炳、饶国樑、程德藩、伍安全等联络新军武备学堂及弁目队,佘英、曾省斋、黎靖瀛、余切等联络会党。
        佘英、熊克武等确定的第一个发难地点是泸州。该地为川南重镇,交通便利,又是佘英的家乡,会党实力雄厚。为了活动方便,熊克武经佘英介绍加入了哥老会。初时计议乘端午赛龙舟时起事,后因成都党人要求,改于1907年11月14日(十月初九)清吏庆贺西太后寿辰时同时并举。
        准备过程中,熊克武、黄树中等在永宁兴隆场黄方家制造炸药,不慎爆炸,黄树中重伤,经医治得活,自此改名黄复生。兴隆场的爆炸事件引起了清吏注意。同时会党以为革命就是做皇帝,上自叙府,下至宜昌的船夫中纷纷传言:“佘大哥的星宿现了,不久做了皇帝,我们就好了。”^[4]仅泸州一地旅馆中就挤满了乔装商贩的数千会党,风声日大。泸州知州杨兆龙闻讯,在衙内密布持械堂勇,邀佘英议事,阴谋擒捕。在单人赴会时,佘英得堂勇密语:“水涨了!”乘机逃出。起义因之提前到11月6日,首在泸州近城江安发动。
        先一日夜半,江安县署刑房典吏戴皮举火为号,不料县令事先已有戒备,一面扑火,一面闭城搜捕,并用站笼绞死戴皮父女。同时,泸州也闭城戒严,大索党人。佘英等放舟江中聚议。因外援已失,敌人又已有备,佘英主张放弃原订计划。但有人主张立即举事,并讥笑佘英怕死。佘英是个热血汉子,受不得这种讥笑,立即跳江自明,旋被救出。
        泸州起义夭折,熊克武等即奔赴成都。按清例,11月14日夜,总督以下大员都将于会府集合,庆贺慈禧太后生日。革命党人计议于此时炸毙全部与会官员,同时四门放火,一举占领成都,传檄而定各府州县。余切保证,只要一声令下,数万会党立刻可以招致。他的话给了众人以勇气。
        至期,新军、巡防营、督署卫队中的同盟会员做好了战斗准备,余切招致的会党四千余人也分别在各旅馆整装待命,起义号火已经泼油升发。但清吏突然改变了朝贺地点,并于附近戒严,断绝交通。谢持闻讯,奔到革命党人住处,下令扑灭号火,并召开紧急会议。黄方坚主按原约发动,如失败,就率队南下,和佘英等会合。多数与会者认为官府已有戒备,不必作无谓牺牲,决定改期。当即通知各路停止发动,并千方百计筹措银两,遣散会党。
        事后,熊克武、谢持等被通缉,伍安全被杀,黄方、杨维、黎靖瀛、张治祥、江永成、王秉璋六人被捕,时称“六君子”。
        成都起义失败,四川革命党人又决定在叙府举事。以1908年1月26日为期。推谢奉琦入叙主持,推佘英、熊克武赴井研、荣县、富顺等地发动会党。并由曾省斋联络叙府堂勇管带刘绍峰等,希望得到二百余名堂勇的助力。预定起义的这一天傍晚,谢奉琦通知熊克武,刘绍峰等已被知府逮捕,起义无成功希望,只好停止。其后,谢奉琦回到家乡自流井,被清吏收买叛徒诱捕,英勇牺牲。
        一连串的失败使四川革命党人冷静了下来。同年2月,佘英、熊克武等集会隆昌,总结失败教训,决定赴日购械,建立同盟会自己的武装,以便起义时作为先锋和主力军。
        自萍、浏、醴起义开始,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达十余次,遍及中国南方大部分省区。就其规模、声势和发展的速度而论,它远远比不上太平天国一类旧式农民起义;但和兴中会时期相较,显然有了相当的进步。它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清朝统治者的宝座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这一时期,同盟会发动起义的主要依靠力量仍然是会党。会党具有较强烈的反满意识,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小生产者以至流氓无产者的弱点。革命党人对会党利用多,教育和改造少,往往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就匆匆发动他们起义,因此,经常出现盲动冒险、自由散漫、不能坚持乃至贪利忘义等现象。这样,就使得革命党人日益对会党感到失望,片面地认为他们“太无战斗力,太无训练”^[5],而不能正确地、恰当地认识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后,革命党人把主要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