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国收回路权的风潮正在澎湃进行的时候,清政府一方面筹备立宪,借以拉拢资产阶级上层绅商;一方面为解决财政困难,以官办铁路的名义,加紧推行“借债筑路”的政策。当时,一部分绅商鉴于商办铁路弊病丛生,“成路之期终无望”^[1],便附合清政府的主张,认为只要清政府立宪,接受议会监督,借款筑路并非不可。但是,大多数绅商和广大中下层群众都看到了清政府假立宪、真卖路的阴谋,社会舆论对借债筑路莫不深恶痛绝,视“如鸩毒蛇蝎”。《大公报》刊载《论官办铁路之恶果忠告邮部警醒国民》一文指出:“综观已往,默计将来,凡官办铁路,无一不与外人有密切之因缘,即无一不得丧权失利之恶果。”“呜呼!官办铁路欤?官卖铁路欤?吾敢质之当局。”^[2]一语道破了清政府“官办铁路”的真相。
        由于各地人民坚决抵制官办铁路,因此发生了一连串的官商争路事件,诸如江苏、河南两省的徐开路、山东的胶沂路和烟潍路,云南的滇桂路和滇蜀路,以及最为突出的川汉路和粤汉路,等等。
        如本书第四章收回粤汉路所述,1905年粤汉路赎回时所借英款,是由鄂、湘、粤三省摊还;在这一情况下,清政府允许三省自行筹款办路。当年12月,三省代表会议:关于修筑粤汉路,三省“各筹各款,各从本境修起”,同时并举^[3]。第二年8月,当三省绅民正集议招股进行时,清政府改变了主意,忽然谕令湘路公司说“铁路系国家要政,仍应官督商办”,并“着张之洞查明办理”^[4]。当时三省情况是:湖南绅商最积极,铁路公司成立最早;广东有侨商资本,集资最快;湖北在张之洞的直接控制下,他一贯主张铁路官办,只许商人搭股。因此,三省中只有广东争得商办,两湖则由张之洞禀复清廷,遵旨“以官督商办法行之”,而湖北境内的铁路实际是官办。湖北人民一直反对官办,但扭不过张之洞,直到张之洞调入军机处,湖北的商办集股,仍受其影响,未得开展。
        1908年7月,清政府忽然任命张之洞以军机大臣兼充粤汉路督办大臣,立即引起两湖人民的疑虑。10月,清廷特颁谕令,命张之洞通筹粤汉路全局,专其事权,12月又命张之洞兼督鄂境川汉路。这步步紧逼的谕旨背后,实际是清廷在国际银行团的唆使下,准备借外债,夺商路。清政府越来越和人民站在对立的方面。在1905年赎回粤汉路的斗争中,表面上是“官民合作”,人民推动张之洞等官吏向列强收回路权,而今清政府公然勾结列强向人民夺路了。
        张之洞受命之后,立即向外商洽谈借款。1909年6月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达成借款协议,后来又加入美国,成为四国银行团,议借六百万镑。在达成借款草约后,张为迷惑人民视听,宣称“由官借款,而预定分其事,准商民买股”^[5]。但是人民是根本反对借款的。消息传出,湖广人民一片反对之声。两湖留日学生通电上书,出版《湘路警钟》,宣传拒款保路。湖南谘议局议员八百二十人联名呼吁“铁路借款,湘人决不承认”^[6]。龙璋、谭延闿等组织“湘路集股会”,加紧募股,抵制借款。此后,革命党人文斐、文经纬、王猷、吴作霖等联合部分绅士在长沙发起组织铁路协赞会,以争路为名,暗中进行革命工作。
        湖北方面发动较迟,至1909年10月初张之洞病死后,民气突然高涨。这时适逢谘议局成立,湖北留日学生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回到武昌,于是拒款运动顿时沸腾起来。11月5日、14日,连续召开绅商军学各界大会,从社会名流到医卜星士、工农士兵,都踊跃与会,登台演说,探囊捐钱。会后公举张伯烈、刘心源为入京请愿代表。送行时,军人陶勋臣拔刀断指,以示决心。刘、张等到京联合两湖京官向邮传部尚书徐世昌进行说理斗争。1910年1月底,大清银行副监督黎大钧等也上书要求鄂路准归商办。3月19日,徐世昌在私宅召见黎大钧、刘心源、张伯烈等,声称湖北集款不足,必须借款。代表据实驳辩,遭到徐的责骂。代表被逐出大门,张伯烈等不肯退去,一连几天几夜,踞坐徐门,哀号痛哭,“不饮不食,不遂其志不止”^[7]。与张伯烈的“哭廷”同时,“湖北有可能酿成大乱”的消息,不断传到北京,而且传说有陆军将校参加。清政府这才着了慌,3月24日,邮传部批准设立商办鄂路公司。略早于湖北,清政府也被迫同意了湖南粤汉路商办。
        两湖人民的斗争似乎胜利了,但清廷与四国借款协定并未废除,“批准商办”不过是缓兵之计;不久,就又施展出扼杀“商办”的手段来了。邮传部限令湖北铁路协会于六个月内筹足路款,成立公司,到期无成则仍借款官办。这样苛刻的条件当然很难做到。到9月时,湖北商办铁路公司才勉强组成,路款也没有筹足。不久,股东间又因故发生纷争,公司宣告解散。这样就给清政府造成了取消商办原案的借口。这期间,四国银行团向清政府催逼就前成草约正式签押。到1911年5月,清政府就正式宣布“干路均归国有”的政策,撤销了全国所有商办铁路干线的成案,从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保路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