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公会,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立宪团体。
        该会于1906年12月16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是在郑孝胥、张謇等人于9月开始组织的宪政研究公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该会宣称“敬尊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力谋“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1]。其政治态度相当温和。该会从酝酿成立的时候起,就得到两广总督岑春煊的资助,单是开办费,岑就捐出一万元,还表示愿负担常年费每年一千元^[2]。
        预备立宪公会的发起者和早期入会的,有许多著名的大绅士和大资本家。如:
        会长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早年曾入沈葆桢、李鸿章幕。1891年任驻日本使馆的秘书,后升为驻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归国入张之洞幕,曾任江南制造局督办。1903年到广西助岑春煊镇压当地人民反抗,1905年辞归上海。郑家资丰厚,在许多企业有投资,曾创办日辉呢厂;又颇有文名,其诗文称于一时。他在官场、商界、知识界都有很多交往。
        副会长张謇是一个有极大影响的绅士和实业家,又是著名的教育家。1903年,他赴日本考察教育,对日本变法致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即在朋友中酝酿讨论有关宪政的问题。1904年受日俄战争的震动,开始从事立宪活动,积极推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敦请朝廷立宪。
        张謇是江浙立宪派最主要的领袖,他虽是预备立宪公会的副会长,但实际却是该会的灵魂。该会成立之初,曾有所谓“主急主缓”之争,张謇是主缓派的渠魁。这一派一直在会内占统治地位。张謇十分害怕革命,反对革命。他说:“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犹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3]他把革命派归作盗贼一类,表现出反动的绅贵意识;他希望立宪能安上全下,则反映了有地位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共同心理。1911年2月,张謇继朱福洗之后被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
        副会长汤寿潜,则是收回路权运动的著名领袖。
        在一般会员中,也有很多有名的大绅士、大资本家。上面提到的朱福洗,字桂卿,浙江海盐人,曾作过侍讲学士。他从1902年起就要求实行立宪。一度任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1910年1月—1911年2月)。此外如:
        王清穆(1860—1941)字丹揆,江苏崇明人。曾任直隶按察使、商部右丞等职,在张謇的大生纱厂一、二厂均有投资,并创办富安、大通两纱厂。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周廷弼(1852—1923)字舜卿,江苏无锡人。曾任商部顾问,是无锡裕昌丝厂的主人。该厂在各地有分号六处,总资本五十万元以上。周也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许鼎霖(1857—1914)字久香,江苏赣榆人。曾任驻秘鲁领事、浙江洋务局总办等职;经营海州赣州豆油公司、海丰面粉公司,是预备立宪公会的董事。
        徐润(1838—1911)字雨之,广东香山人。曾任直隶候补道、招商局总办;创办济和水火险公司、景纶衫袜厂等企业,并经营房地产。
        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安徽寿州人。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孙家鼐的儿子。曾任直隶劝业道、井陉矿局总办;创办上海阜丰面粉厂。
        荣铨(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兄弟,江苏无锡人。学徒出身,发迹后创办多种企业,如保兴面粉厂、振兴纱厂等。
        此外,在预备立宪公会会员中,还有少数现任官吏。如江苏布政使瑞澂(1863—1915),后升任江苏巡抚,1911年调任湖广总督。监察御史谢远涵,江西兴国人,离任后回籍任江西谘议局议长。
        据1909年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所列会员共358人。据不很准确的统计,在这358人之中,有77人曾经做过知县以上的职官,约占会员总数21.5%,反映出这个立宪团体同统治集团有相当的联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会员中企业主、公司经理、商会总理,及在各种工商企业中任职的,有84人,约占会员总数的23%^[4]。这些人是直接从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人数虽不甚多,但他们却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主导力量。因为会员中的官绅多半有投资在这些人经营的企业里,这些人能够代表他们的经济利益,所以预备立宪公会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在清末各立宪团体中,预备立宪公会是组织得最健全的。它有董事会,每月例会两次,下设职员常会,由正副会长、驻办员、编辑员等组成,执行日常会务。董事会成员最多时有27人,一般重要事项均经董事会议决,会长、副会长也由董事会选举。该会每年召集全体会员举行年会一次,由会长及有关职员报告工作,选举新的董事会。在该会内部活动中,有着相当完善的民主程序。这在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度里,确是一种进步。
        预备立宪公会在政界、实业界、文化教育界均有根基,实力雄厚。所以它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很大。
        在实际活动中,该会有一批精明强干的少壮人物,比如孟森、孟昭常兄弟,雷奋、杨廷栋、秦瑞玠等。据黄炎培回忆,这些人“都是当时留日学生中负盛名的。开讲习会必请这几位先生为讲师;修订章则,非请这几位先生起草不办”^[5]。
        孟昭常,字庸生,江苏武进人,一直任该会驻办员(可说是预备立宪公会的秘书长)。预备立宪公会于1910年开始在北京设事务所,以他为主要负责人。他还兼为编辑员,主管会报、会刊及其他编辑事务,后被推任资政院议员。
        孟森,字莼生(后改字心史),是孟昭常的哥哥,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后与郑孝胥交厚,曾随郑至广西龙州边防,1908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大力从事立宪的宣传。
        雷奋,字继兴,江苏华亭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法政,与梁启超有交。政闻社成立时,雷为该社交际科干事。但他在1908年加入预备立宪公会后,便成了该会最重要的骨干之一。他主管该会所办讲习所。在国会请愿运动中,成为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后被选入资政院为议员。
        杨廷栋是该会联络工作的骨干,秦瑞玠则是主要的编辑员之一,在会报、会刊上发表过许多鼓吹宪政的文章。
        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1908年开始出版《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至1910年1月停刊。同年5月,在北京出刊《宪志日刊》。这两个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多半是讨论国会问题、宪法问题,也有批评时政的言论,还登载谘议局、资政院有关文件,及本会会务进展情况的报道等。
        该会设有出版部,陆续编辑出版了多种宪政书籍。据1910年7月6日《宪志日刊》所载,已出版的书籍有《公民必读初编》(孟昭常);《公民必读二编》(孟昭常);《地方自治制纲要》(钱润);《地方行政制度》(张家镇);《日本宪法详解》(邵羲);《选举法要论》(汤一鹗);《谘议局章程讲义》(孟森);《议员要览》(沈其昌);《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孟昭常);《城镇乡自治章程表》(沈尔昌、孟森)等十余种。其中《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曾一版再版,广销各省。《公民必读初编》、《二编》,单是广西一省即订购十万部,其销路之广,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2.办讲习所:1908年5月各省掀起国会请愿运动时,该会创办国会问题研究所,由会员自愿加入,定期讨论,编纂草案,提供会员与当道者参考。是年底,接办原由江苏教育会创办的法政讲习所。这是为培养训练司法和地方自治人才而设的轮训班,有一年结业和半年结业的两种。除江、浙两省外,其他外省也有入所学习的。
        3.编纂法律:该会曾聚集人才,从事调查并编辑商法,为清政府提供参考。
        4.国会请愿运动:预备立宪公会政治态度偏于保守,其实际活动,一般是在清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1908年国会请愿运动开始在各省发动的时候,会中有人提议参加。但在常会和董事会讨论,未能通过。声称“本会向以开通智识,使人人有立宪国民之资格为主义,较之空言请求者尤为切实,似不必居请求之名”^[6]。后来见各省纷纷签名派代表入京,该会才转而对请愿取积极态度,曾以正副会长名义两次致电清政府,请速开国会。1909年谘议局成立时,当上江苏谘议局议长的张謇,出面邀约各省谘议局派代表联合请愿,而雷奋、杨廷栋、孟昭常等且成为请愿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但到1910年11月,当清廷以缩期三年召开国会来搪塞请愿代表时,全国大多数立宪派均不满意,而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却与清廷妥协。它的保守性、妥协性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5.该会头头的社交活动:郑孝胥、张謇等因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他们常常以个人的身份与督抚大吏们联络。或为其出谋画策,或代为草拟奏折,这是他们发挥影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的这种活动,客观上促进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化。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最早,活动时间也最长。其他较大的立宪团体如政闻社于1908年8月即被查禁;宪政讲习会,因杨度与熊范舆等1908年后相继入了政界,其组织很快也就涣散了。而预备立宪公会则一直维持到1911年。因此它对整个立宪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