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闻社是梁启超等人于1907年在日本组织起来的。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很兴奋,感到时机对他们有利。康有为说“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1]。梁启超则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2]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他们急切整顿组织,大力展开活动,以便谋取政治上的好处。是年秋,康有为将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但康有为在宣布更改会名的“公启”里,没有提出足以号召会众的纲领。对此梁启超很不满意。他写信要求康有为采用帝国宪政会的名称,并劝他不要仍以个人名义,而应以适合时势的新纲领来号召会众。梁启超预计到保皇会虽改名,仍难在国内展开活动。所以,他以很大的力量筹备另立新的组织。
        1906年12月,梁启超同他戊戌变法时代的老朋友熊希龄以及当时在日本的杨度一起,开始筹商建立新的政治团体。他们曾预拟新的组织名为宪政会,主要致力于在国内开展活动;暂时不设会长,待条件成熟时与原有的海外组织(即康有为直接领导的帝国宪政会)合并,共戴康有为为会长;新组织在东京正式成立后,即移总部于上海,拟由杨度任总干事,主持会务。他们曾设想由熊希龄回国运动,拥戴醇亲王载沣出任宪政会总裁,载泽为副总裁;还准备联络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请其赞助;并想拉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名流加入。显然,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组党计划,然而却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熊希龄不久回国。梁启超又约请蒋智由、徐佛苏等加入筹备。但到1907年春天,杨度与梁启超、蒋智由发生矛盾,最后竟脱离梁启超另立团体去了。对于这件事,梁启超解释说,杨度原来就存心利用康、梁一派的人力、财力图谋个人的发展。实际上,杨度分裂出去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杨度同梁启超、蒋智由等存在领导权的冲突;第二是政见上也有分歧,当时杨度自居民间势力的代表,认为梁启超有些言论是站到了官方的立场上。
        在杨度分离出去以后,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等又经过再三磋商,终于组织了政闻社。
        在政闻社成立前,1907年6月,梁启超曾秘密回上海一次,打算联络岑春煊及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当时,岑春煊因发生有名的“丁未政潮”被奕劻、袁世凯等排挤出京。在这种情况下,岑不愿见梁启超。而张謇、郑孝胥等人也不愿与梁启超接近。结果梁启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复返日本。这时组党事已筹商就绪,并开始着手筹备出版《政论》杂志。7月17日,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报告政闻社已经组成,并略述杨度终于分离出去的原因。但政闻社正式成立是在10月17日。那一天,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消息为革命党人所知,张继等率众直捣会场,使梁启超等人感到大杀风景。
        政闻社宣布的政纲是: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的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与地方的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梁启超为争取合法地位,还特别声明:“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3]
        为避清政府的忌讳,政闻社成立时,康、梁都没有出名。当时宣布的发起人有徐佛苏、蒋智由、黄可权、吴渊民、邓孝可、王广龄、陈高第。徐佛苏(1879—1943)原名公勉,湖南人,曾参加创立华兴会。倒向立宪派以后,仍不时吐露同情革命的情绪。蒋智由(1865—1929)字观云,浙江绍兴人,早年也曾倾向革命,颇有诗名。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他完全转向立宪派。黄可权字与之,湖南人,长期助梁启超办报。吴渊民是戊戌时期维新志士吴铁樵之弟,一直追随康、梁。邓孝可字慕鲁,四川人,家资颇富,当时正在国内谋划创办实业,对立宪运动很热心。梁启超潜返上海,曾与他约见。王广龄、陈高第都是广东人,梁启超认为他们在广东很有影响,所以也列为发起人。
        为给康、梁预留地位,政闻社不设正副会(社)长,而设总务员一人,邀马良担任。马良(1840—1939)字相伯,江苏丹徒人,幼受教会教育,通拉丁文,曾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期间,曾从他学习拉丁文,因而相结识。马良同情改良运动,对立宪派的活动乐予赞助,所以欣然接受政闻社的举聘,以近七十的高龄东渡日本受任。梁启超想利用马的德望,以扩大政闻社的影响。另外设两个常务员实际负责社务,一个是徐佛苏,一个是麦孟华。麦孟华(1874—1915)字孺博,广东顺德人,早在学海堂时便与梁启超同学,后皆入万木草堂为康门弟子。戊戌政变后他逃到日本,助梁启超编《清议报》与《新民丛报》。在常务员之下设庶务、书记、会计、交际、编纂、调查等六科,分别由侯延爽、黄可权、徐勤、雷奋、蒋智由、陈介等任干事。在六科之外,设评议员若干人。
        政闻社成立时,号称数百人,以后并无多大发展,实际活动分子不过数十人^[4]。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迁上海,马良、徐佛苏、麦孟华、侯延爽、汤觉顿等都回国活动。他们以上海为大本营,其他重要省份也都派人从事活动:在北京有汤觉顿、潘若海;在两湖有侯延爽;在四川有邓孝可;在福建有徐碧泉;在广西有孔希伯等。
        然而政闻社开展活动并不顺利,其原因很多。首先是政闻社与革命党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在清末各立宪团体中,以政闻社与革命党之间的关系最紧张,斗争最激烈。这不仅是因为其政治方向不同,而且还因为两者都以海外为基地,主要依靠华侨资助来开展活动,所以在人力、财力、活动地盘等方面都存在着直接的冲突。梁启超提到当时的形势说:“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彼传播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5]政闻社要求得发展,必须同革命党进行争夺,而为了同革命党争夺,它又不得不同清政府作斗争,否则不能争得同情,不能扩充势力。于是就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梁启超承认,“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固甚难”^[6]。他提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7]。同革命党的争夺,牵制了政闻社很大一部分力量,革命党人极力揭露其政治投机性,大大打击了它的政治声誉。
        其次,政闻社还受到其他立宪团体的排斥。比如,杨度的宪政讲习会在两湖和长江一带有很大势力。既然杨度在日本不能与梁合作,在国内当然更要互相冲突。政闻社曾拟在武汉开一报馆,设一法政学堂,经过再三努力,终无所成,这同宪政讲习会的排斥有很大关系^[8]。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清政府对康、梁始终戒备,因而朝野许多人士都不愿公开与他们联系;而作为康、梁宿敌的袁世凯,更竭力阻挠他们重返政治舞台。梁启超原采设想拉拢袁、端(方)、赵(尔巽)的计划均无结果。熊希龄曾拟向大员募捐十五万,竟未得一文。至于想拥戴载沣、载泽出任正副总裁,更如痴人说梦,根本无从谈起。就是在野人士,一般也大都宁愿对康、梁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名流,梁启超曾竭力联络,但毫无结果。预备立宪公会是得到岑春煊的大力支持的。而岑春煊被谴的罪名之一便是暗结康、梁,这一点对郑、张、汤等人不能不发生相当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康、梁怀有戒心和采取回避态度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主持《时报》的狄楚青也不愿与梁启超拉得太紧。《时报》创办时,康、梁助以巨款,所以康、梁认为《时报》理应成为他们的喉舌。但实际并不如此。1908年初,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对狄氏十分不满,说:“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9]梁启超看透了狄氏的心理是唯恐康、梁的政治背景会“累及《时报》”。这一事实更可以反映出政闻社在国内的窘况。
        政闻社在国内的活动首先是参与国会请愿运动。还在1907年11月间,黄可权、张嘉森(张君劢)便到上海联络发动请愿,酝酿组织国会期成会。1908年7月,在各省签名请愿高潮中,政闻社向宪政编查馆发了请愿电,要求“期以三年召集国会”^[10]。不久,有一个社员叫陈景仁(法部主事)的,独自电奏朝廷,要求确定三年召集国会,并要求把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这一行动触怒了西太后等顽固派。7月25日,朝廷下令将陈景仁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随后,在袁世凯等人敦促下,8月13日又下令查禁政闻社。在查禁政闻社的上谕发布之前,梁启超曾力谋挽救。他一面准备向路过日本的赴美专使唐绍仪说项,指望他向袁世凯疏通;一面发布公告,说明陈景仁电奏纯属个人行动,与政闻社团体无关。但当查禁的上谕发布后,他只好放弃一切努力,顺从地解散了政闻社。这对康、梁等人无疑是相当沉重的打击。不过,西太后等人的主要目的是借此镇压请愿运动;当政闻社遵旨解散和请愿代表纷纷离京之后,也就没有对政闻社的人员深加追究。所以过了一些时候,原政闻社的一些骨干分子又在国内展开活动了。
        政闻社解散后,梁启超及其同党的活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排袁;一是争取开放党禁,即争取清政府明令赦还康、梁。显然,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如不排除袁世凯,康、梁自然无法重返国内政坛。而同样明显的是,这两者都只有得到最高统治集团的认可才能办到。所以历来最富投机性的康、梁党徒,从此便拚命向上层钻营。
        袁世凯本来是他们想要争取的对象,结果不但没有争取到,反而成为政闻社的大敌,旧仇新怨,使得康、梁必欲除袁而后快。当西太后死时,康、梁认为这是除袁的极好时机,曾分别上书张之洞,企图借张的力量打击袁世凯。
        梁启超联络满族权贵的活动,曾有相当的进展。还在政闻社解散前,便同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善耆(1866—1927)戊戌时倾向帝党,对西太后守旧专权不满;对预备立宪较为热心,因而同情立宪派。担任向上层联络的汤觉顿曾面见善耆,事后写信给康有为说:“吾党今日得此人以联络之,天所赐也!”^[11]康、梁等人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指望他在宫廷做好布置,一旦西太后死去,立即保光绪复辟。这是他们又一个不曾实现的美妙计划。梁启超等人还曾极力联络庆亲王奕劻。奕劻是军机首辅,向以贪图贿赂闻名,梁启超打算贿以重金,讨好奕劻。此外,对度支部尚书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等也都加意联络,但都未取得预期效果。
        康、梁这种投机性的钻营活动,已经离开了他们自己原定的政治宗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当时大多数的立宪派。比如1910年第三次请愿高潮中,全国舆论都集注于请开国会一事,而梁启超所派的代表,这时却以开放党禁为目标。担当这一任务的汤觉顿,在京频频奔走,到处请安磕头,却无结果。他写信给梁启超说:“今通观京河上下,无一人反对此事者。然皆应付国会问题,不暇及此。”他不禁叹道:“仆对于此事,只得尽人事而听天命,无如何也。”^[12]
        由于脱离了运动的中心目标,脱离了群众,康、梁一派人,对立宪运动便不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但梁启超个人在舆论界所发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新民丛报》于1907年8月停刊后,梁启超又办过《政论》、《国风报》。《政论》出版时间不长。《国风报》发生的影响较大,该报系旬刊,1910年2月出版,至1911年7月停刊,共出五十二期。梁启超发表的直接有关立宪运动的文章有三十余篇。其中既有对清政府的批评甚至抨击,也有向朝廷上的条陈,对立宪派和政府官吏都有一定影响。此外,梁启超还直接为中央和地方大吏草拟过许多奏折和说帖等类文件。又通过徐佛苏同国内立宪派的著名领袖如汤化龙、林长民、籍忠寅、孙洪伊等密切联系。由于这些活动,梁启超同国内立宪派领袖和政府官吏保有相当密切的个人关系,使他在清朝灭亡前直到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能够发生相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