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关于刺客的美谈,二十世纪初年,随着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入,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逐渐趋于活跃。
        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斗争手段是暗杀。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之后,小资产阶级所受到的排挤和压迫加强,各国无政府主义者以单独斗争相号召,在许多国家内多次进行暗杀。其中,尤以俄国民粹党人为最著,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也最大。
        同盟会成立后,沿袭军国民教育会的做法,建立了专门的暗杀团体,聘流亡在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为教授,黄兴、秋瑾、黄树中、汪精卫等均曾加入学习。1907年4月,《民报》在《天讨》增刊中全文发表了吴樾的《暗杀时代》。同年,东京出现《天义报》,巴黎出现《新世纪》,二者均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同时鼓吹“以暗杀为首务”^[1]。这以后,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频繁起来了。
        暗杀活动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他们热心革命,但轻视群众力量,缺乏韧性,不愿意长期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总想找个“最快最捷”的“速成法子”^[2],企图以炸弹吓倒敌人。此外,在革命遭遇挫折时,由于丧失信心,他们也常常倾向于实行暗杀,一拼了事。
        1.刘思复炸李准
        刘思复(1884—191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8月加入同盟会,1906年至香港主编《东方报》。当时,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日以拿捕党人为能事”,革命党人视之为大敌,决议除去。刘思复在日本时曾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药,便以炸李事自荐,得到冯自由、汪精卫的赞同。同盟会香港机关部并派朱执信、胡毅生等人协助。
        1907年6月初,李准镇压黄冈、七女湖起义后班师回广州,冯自由、胡汉民等计议乘机诛杀立威。同月,刘思复赶赴广州,准备于李准赴总督衙门参谒时截击。11日晨,刘思复装配好炸弹,不料出门时发生爆炸^[3],面部受伤,左手五指全废。岗警闻声赶来,发现铁弹。审讯时,刘思复自称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伤。清吏虽怀疑为革命党,但得不到确切证据,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1909年经陈景华营救出狱。
        2.汪精卫等炸载沣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经不住失败的考验。镇南关、河口诸役失败后,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员中滋长了沮丧情绪,日渐消沉。为了振作精神,黄树中、汪精卫等企图“藉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4]。
        1909年8月,端方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拟经汉口由京汉铁路北上。黄树中、喻培伦等即赶赴汉口,密谋暗杀。因端方改由海道赴津,便将炸药留给了孙武。
        其后,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汪精卫极为灰心。他不听孙中山等人的劝阻,邀约黄树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等前往北京从事暗杀。
        10月,黄树中首途入京建立机关。11月,汪精卫写信给胡汉民及南洋革命党人,表示其孤注一掷的拼命主义决心,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5]。1910年1月,汪精卫、喻培伦等先后抵京,在琉璃厂开设守真影相馆以为掩护,并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同志的场地。
        最初,拟炸庆王奕劻,因戒备很严未行;准备改炸从欧洲考察海陆军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也未得手。最后,决定炸摄政王载沣。为了加大炸力,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了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
        自3月21日夜起,黄树中、喻培伦即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23日夜被人发觉,黄树中等匆匆返回。经连夜集议,推喻培伦重购炸药,黎仲实、陈璧君往南洋筹款,再谋进行。
        清政府得报后,以“铁西瓜”为线索追查。4月5日,北京警厅逮捕黄树中和汪精卫。审讯中,汪精卫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声称“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6]。
        载沣本拟处死汪、黄,因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王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耆也因为清政府正在标榜立宪,为收买人心,以从轻处治为有利。便劝说载沣将汪、黄交法部永远监禁。
        狱中,汪精卫写过几首诗,表现很慷慨,有杀身成仁的样子。实际上,他享受着较一般犯人远为优厚的待遇,肃王善耆、贝子溥伦都曾到狱中去探视他。随后,汪精卫就逐渐被软化了。
        3.邝佐治刺载洵
        1910年11月,满族亲王载洵赴美,考察军政,经三藩市(旧金山)登陆,华侨厨工邝佐治怀枪行刺,被美国政府逮捕。
        邝佐治,广东新宁(今台山)人。1879年生,原名霖,抵美后,因仰慕华盛顿,改名佐治。劳动余暇,喜阅新学书报。1909年在旧金山加入李是男等组织的少年学社。次年加入同盟会。当载洵乘车抵达屋伦站时,邝佐治混身人丛中,正拟从裤袋取枪,被侦探逮捕。
        按美国法律,怀枪无罪。邝佐治并未拔出手枪,如本人否认,罪案可以不成。当时,旅美同盟会员也已聘请了律师,准备为邝辩护。但邝直认谋刺不讳,声言:“此次满洲皇族载洵来游美国,并非为中国谋公益,实欲兴建海军,以压制革命党,使汉人受满酋束缚。我闻其来,早已密购手枪,立意杀之,以除国家大害。”并称:“我既决心为国牺牲,虽坐电椅而死,亦毫无悔意。我料我死后必有无数之我继续进行。”^[7]结果,被判徒刑十四年。入狱之际,数千人送行,甚至有人高呼佐治万岁。1912年被释放出狱。
        4.温生才刺孚琦
        温生才,字练生,广东嘉应人。1870年生。自幼家贫,长期投身行伍当兵,后卖身往南洋霹雳埠作工。因阅读《扬州十日记》等书,反清思想勃发,参加同盟会。后来又听到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非常信服,立意为排满献出生命。1909年,参加南洋华侨所组织的暗杀团^[8]。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前,温生才曾立意谋刺广州将军增祺,因无炸药作罢。1911年3月底,由香港再次到广州,谋刺广州将军孚琦。在给怡保同盟会李孝章、李源水、郑螺生等人的信中,他说:“看满贱种太无人道,恨火焚心,时刻不能耐。自从徐、汪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因手无寸铁,亦无鬼炮,莫奈何,暂忍。能得手有鬼炮时,一定有好戏看。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9]
        4月8日,华侨飞行家冯如在广州燕塘表演飞机,广州将军孚琦等以下官吏都前往观看。温生才在东门外一茶馆伺候至傍晚,见有卫队前后护拥,呵道而来,知是孚琦到,便突然冲出,排开卫队,左手攀轿,右手出枪。卫队、轿夫惊逃四散。温生才连击四枪,于孚琦毙命后缓步向东校场走去。途中,被尾随的巡警等人所捕。
        审讯中,温生才谈笑自若。清吏要他招供,温云:“晚饭未吃,懒得说话。”清吏送来饭菜,温随吃随谈:“与孚琦并无仇怨。不过近来苛细杂捐,抽剥已极,民不聊生,皆由满人专制,害我同胞。故欲先杀满官,后杀满族,为四万万国民申气。”清吏讯以同党,答云:“此系一人所作之事,并无同党。”清吏吓以刑法厉害,温轻蔑地答道:“何不将来试呀?”4月11日,李准提讯,问至行刺情形,温眉飞色舞,双手拍腿,声言放第一枪见各卫队走散,心甚畅快,后连放三枪,见均中要害,更为欣慰。李准问及同党及主谋姓名,不供;施以严刑,仍不供。
        4月15日在赴刑场途中,温生才大声说:“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振奋做人方好!”随即被害。
        5.林冠慈、陈敬岳再炸李准
        1909年冬,刘思复自香山狱中获释,来到香港。次年,汪精卫、黄树中谋刺载沣被捕,刘思复大愤,与朱述堂、谢英伯、高剑父等组织支那暗杀团。该团初次宣誓时,厅堂四周围以黑布,中间置一圆桌,围以白幔,上放一骷髅头,旁边燃着一支白蜡烛,宣誓者须在烛影摇红中独对骷髅三分钟,由主盟者宣读暗杀团宗旨和方略^[10]。团员分执行员、辅助员两种,入团者最少须经一个月以上的考察。陈炯明、李熙斌、李应生、徐宗汉、林冠慈等陆续加入。
        林冠慈,原名冠戎,广东归善人。农民出身。少年时在田间目睹催租官吏欺压乡民,非常气愤,便买了一把快刀,准备为老乡报仇。后来听人谈起俄国虚无党人用炸弹暗杀官僚贵族的情况,非常羡慕。这以后又听说孙中山创立了革命党,便只身走香港,多方寻访,加入支那暗杀团。
        “三二九”之役失败,暗杀团决议先除去粤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林冠慈自动申请任执行员。临行前,同志们为他饯行,他慷慨陈词说:“我以身许国,早视死如归。此行无所系念,老母在家,不及一面为憾耳!”1911年7月末,抵达广州,为纪念母亲,易名冠慈。
        当时,除林之外,陈敬岳和商人出身的同盟会员潘赋西等也担负着暗杀张、李的任务。8月13日午后,侦悉李准由城外水师公所入城,三人便分头出发。林冠慈将炸弹藏在茶箩里,在双门底一货摊旁假装购物,当李准乘轿经过时,林连掷两弹,李准被炸倒,折断两根肋骨,未死。不幸,林冠慈本人却牺牲了。
        在李准由公所入城时,陈敬岳自天字码头尾随至大南门。林冠慈掷出炸弹后,陈乘人群纷乱之际行至育贤坊,岗警见他西装剪发,手持沉重的吕宋烟箱,发生怀疑,上前盘问。陈正拟抛掷炸弹,巡警纷纷赶到,陈被捕,至11月7日被杀。
        6.李沛基炸凤山
        “三二九”之役后,拚命主义情绪也感染了黄兴。他在港多次表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11]“此时党人惟有行个人暗杀之事,否则无以对诸烈士。”^[12]他闭门谢客,专事准备,拟一死拚李准。消息为同志得知。孙中山、冯自由、美洲致公堂、《少年中国晨报》等纷纷函电劝阻,并有人愿代行暗杀之职。
        其后,黄兴得到孙中山资助,组织东方暗杀团,派李应生、李沛基、周之贞、黄悲汉等至广州,于李准必经之地南关仓前街开设成记洋货店,贮弹以备。但李准自被炸后,深居简出,一时无从下手。适逢清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南来,黄兴决定改以凤山为对象。为万无一失,改用重型炸弹,其中并配置毒药。因配药时李应生晕倒,由其弟李沛基代。又因炸弹过重,特制一斜板将炸弹置于屋檐下,系以长绳。布置就绪,“洋货店”择日开张。10月25日,黄兴电告:“凤山即日到省。”店中人陆续离去,仅留李沛基。当凤山乘肩舆经过店前时,李沛基割绳,炸弹下落。轰然一声,凤山立即毙命。李沛基也被震仆,见事成,从灰砾中爬出来,从容离开。
        暗杀活动是十分危险的事业。二十世纪初年的爆炸技术还处在很幼稚的阶段,暗杀者从制药起就必须把个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在上述事例中不少人确实表现了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但是,革命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基于个人恐怖的斗争方式不可能推翻反动政权,更不可能摧毁反动的社会基础。1911年春,美洲《少年中国晨报》发表社论说:“革命党者,必当以大起国民军,组织军队为唯一之方针。”“吾党之所求者,在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事业伟大,断非区区暗杀一二元凶大恶所能有济者。”^[13]这一段比较正确的言论显然是有针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