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引起革命的社会因素存在,革命总是扑灭不了的。日知会被破坏后,清政府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侦刺,武汉地区一时寒流滚滚。但是,革命力量吸取了教训,大喊大叫的公开活动转变为深入隐蔽的串联,更加坚实地成长起来了。
        自1907年起,武汉地区先后出现一批革命小团体。计有:
        同兴俱乐部:孙武等。
        集贤学社:陆军特别小学堂学生方孝纯等。
        湖北军队同盟会:四十一标士兵任重远等。
        种族研究会:三十二标士兵黄申芗等。
        中华铁血军:在狱革命党人刘静庵等。
        群治学社: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等。
        自治团:陆军特别小学堂学生贺公侠等。
        军队同盟:二十九标排长蔡济民等。
        将校研究团:蔡济民及三十标士兵吴醒汉等。
        武德自治社:士兵董天人等。
        湖北共进会:孙武等。
        兰友社:四十二标士兵胡祖舜等。
        钟祥学社(内附安郡公益社):彭临久、赵鹏飞等。
        忠汉团:炮八标士兵陈国桢等。
        辅仁会:三十标士兵陈佐黄等。
        蕲春学社:查光佛等。
        振武学社: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等。
        德育会:谢石钦等。
        文学社:四十一标士兵蒋翊武等。
        数学研究会:两湖总师范学生李作栋等。
        群英会:三十二标士兵向海潜等。
        黄汉光复党:陆军第三中学堂学生易正柏等。
        竞存社:陆军第三中学堂学生孙毅等。
        神州学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等。
        义谱社:四十一标士兵张融等。
        振武尊心社:军商各界聂豫、龚霞初等。
        柳营诗社:二十九标士兵谢超武等。
        益智社:四十二标士兵邱文彬等。
        文学研究社:贺公侠等。
        自新文学研究会:曾省三等。
        在上述革命小团体中,以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湖北共进会等为重要。
        1.湖北军队同盟会
        1908年3月,原日知会联络员任重远自四川归来,经李长龄介绍,投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前队当兵。当时,黄兴正在广东钦州、廉州一带发动起义。任、李二人认为:钦、廉僻远,不能击中清廷要害;武昌地处腹心,在这里发动才能振奋人心,有所作为。二人经常密谈,计议召集日知会旧日同志,另组新社。经任重远与新军士兵黄申芗、杨王鹏、钟琦、章裕昆、秦炳钧、郭抚宸等多人商量,并征得在狱的李亚东、梁钟汉的同意,决定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任重远等分头联络,两月之间,征集到同志四百余人。
        7月26日,在大雷雨中于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成立大会,以秦炳钧为主席。对会议宗旨,与会者一致赞同;但对军队同盟会这一革命色彩浓重的名称,则意见不一。为了长期隐蔽活动的需要,会议决定不制定章程。会后,李亚东在狱中通过陈少武创办《通俗白话报》,以上逸为笔名,积极撰文鼓吹革命。
        尽管军队同盟会小心翼翼,但是,李亚东的活动仍然引起了清吏的注意。由于经常有新军士兵到狱中探望李亚东,清吏严令禁止他见客。不久,《通俗白话报》停刊。任重远也因梁耀汉和四川革命党人的联系有进展,再度赴蜀。会务无人负责,军队同盟会的活动因而停顿。
        在日知会之后,“武汉军学界绝口不谈革命,寂焉无响者殆年有余”^[1]。军队同盟会第一个冲破了这种沉闷窒息的局面。它虽然只存在了五个多月,但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却因之再度活跃起来。
        2.群治学社
        1908年11月,湖北新军第八镇与南洋第九镇在安徽太湖会操。正待举行阅兵典礼之际,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不久,又传来了熊成基起义的消息。杨王鹏、钟琦、章裕昆等即于猫儿岭宿营地左近的荒冢间秘密会商。杨王鹏认为这是革命的好机会,但可惜没有组织,不能动作。他建议从当时起,全力进行^[2]。杨王鹏(1878—1916),字子鬯,湖南湘乡人。原为湖南新军第五十标士兵,因在军中宣传革命,被开除;改投武昌新军四十一标,和任重远同营。回到湖北的当晚,杨王鹏即邀集唐牺支、郭抚宸、邹毓霖、钟琦、章裕昆等十余人讨论。决定成立群治学社,专门联络军中士兵。推钟琦为起草员,以杨王鹏、钟琦等十人为发起人。
        12月13日,在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钟琦为庶务。会议通过的宣言突出了爱国救亡这一最能激动人心的主题,声称中国已经到了“积弱无能,任人欺侮”的地步,“我同胞若非凉血动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同人等有见及此,故发起组织群治学社,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3]。《简章》规定了既积极又慎重的发展方针:社员每人每月须介绍新同志二人入社,但入社者须经社员三人以上介绍,并须派员考查。鉴于日知会时代以发展军官为主,一旦发生变故,大多不能坚持到底,因此,会议决定不得介绍官佐入社。《简章》还规定,社员须以所得薪金十分之一交充本社经费。
        成立会后,群治学社社务稳步开展。1909年7月,杨王鹏应下士团考试,取列第一,拔升四十一标一营左队司书生,结识队官潘康时,发现潘热心革命,破格发展其为社员。在潘的掩护下,该队成为学社的大本营。其后,因各省扩充新军,从湖北选调军官和士兵去当骨干。群治学社即利用这一机会,派钟琦等分赴苏、皖、奉天、上海等地,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庶务一职,改推新近入队当兵的李六如继任。李继任后,利用乡谊关系在炮队第八标、步兵三十二标及陆军特别学堂等单位活动。逐渐,湖北新军各标几乎都有了群治学社的社员。
        这一年,湖北天门等县大水,饥民麕集。为了防止暴动,清政府于11月派四十一标驻防各灾区。1910年2月,同盟会员刘复基偕蒋翊武到鄂,协助詹大悲、何海鸣创办《商务报》。刘复基(1884—1911)字尧澂,湖南常德人,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学生。曾参加华兴会在湖南组织的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1905年12月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蒋翊武(1885—1913),湖南醴州人,常德师范学生。1906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经刘复基介绍,加入同盟会。詹大悲(1889—1928),湖北蕲春人,黄州府中学堂学生。曾与同学宛思演创立证人学会。后宛出资创办《商务报》,詹大悲被聘为总主笔。他们三人听说新军中有群治学社这一组织,便一起以报馆访员名义前往四十一标防地探访。在这一过程中,结识社员蔡大辅,获悉学社情况。蒋翊武兴奋地报名投军,在该标三营左队当兵。詹、刘二人回到武汉,持蔡大辅函去见李六如,备述《商务报》宗旨。当时,报社经费支绌,李六如即以社中积款资助。自此,《商务报》成为群治学社的喉舌。随后,刘复基也报名当了兵。
        1910年4月,杨度路过汉口。在川、粤、汉铁路风潮中,他赞同清政府主张,力主借外债筑路,激动两湖人民公愤。11日,刘复基、李六如邀集数百人集会,推举代表八人去请杨度,想骗他到会场上来痛揍一顿。杨度觉察,拒绝出席。刘复基、李六如便拖着杨的辫子,拉出大门。行至英租界时,刘、李二人被巡捕房拘押^[4]。《商务报》因登载有关消息,于15日被封。群治学社的名称也被侦悉。
        同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饥民数千人纵火焚烧巡抚衙门。焦达峰在浏阳准备乘机举事,打电报约湖北方面响应。于是,李六如、杨王鹏与共进会的黄申芗、查光佛等密议。决定于24日夜十二时发动,先夺子药库,继则各标响应,攻占楚望台。同时,约京山刘英拆毁武胜关铁道,扼守要隘。又派人至田家镇,运动夺取炮台。这是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第一个起义计划。准备过程中,长沙饥民暴动已被镇压。黄申芗的行动也被清吏侦知,派宪警逮捕,黄翻墙逃脱。其他人也纷纷逃离。风声所播,鄂督瑞澂下令在军中严密搜查。由于李六如已将文件、册据密藏,未被搜获,学社的实力得以保全,但活动已极感困难,不得不筹划改组。
        经过军队同盟会的恢复,又经过群治学社的发展,湖北地区的革命力量进入全盛时期。
        3.振武学社
        群治学社的败露使有些人泄气,但大多数人仍坚持再干。杨王鹏表示:“失败为成功之母,请毋自馁!”^[5]
        1910年8月,四十一标调回武昌防地,李六如随即于该标一营召开会议,报告反对铁路借债和准备响应长沙抢米风潮经过,以及社务停顿的原因。与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再沿用群治学社的名义,经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黄驾白、单道康、廖湘芸、祝制六、李慕尧、孙昌福、李鑫等议决,改名振武学社。会后,杨王鹏起草简章,声言“专为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起见,故定名为振武学社”^[6]。群治学社简章中爱国救亡的主题不见了,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又变得谨慎起来。
        9月18日为夏历中秋节,振武学社于武昌黄土坡召开成立大会,推举杨王鹏任社长,李六如任庶务兼文书。会议制订了较群治学社更为严密的制度:各标、营、队分别设立代表;凡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加;各营接受代表的命令行动,不得互知彼此的情况。10月11日为夏历重九,振武学社于黄鹤楼边的风渡楼召开代表大会,到会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代表及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等。据会上各标代表报告,社员已发展至二百四十余人。会议要求社员每月每人必须介绍社员一人,但不得滥收。
        杨王鹏的活动逐渐为黎元洪察觉。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83年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1888年毕业,派赴北洋水师见习。1891年供职于广甲舰。中日甲午战争中,广甲舰中弹,他飘流海上,死里逃生。战后,投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被委派修建江宁、江阴炮台,得到赏识。1896年1月,随张之洞到湖北,任管带,协助德国教练训练新军。曾三次被派赴日考察,从护军马队长、前锋统带一直升到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他得悉情况后,将队官潘康时传到协司令部,严厉地责问:“你队有人组织会党,为何置而不问?”^[7]即将潘撤职,遗缺由施化龙接任。施到职后,伪作谦和,实则暗中布置密探。不久,查知有振武学社这一组织,就密告黎元洪。黎当时正与第八镇统制张彪争宠,不愿扩大事态,便表示:“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处理。”^[8]即将杨王鹏及四十一标二营司书郑士杰撤差,同时将李六如及一营营代表钟倬宾打了一百军棍,开除军职。
        杨王鹏撤差后,将社务交蒋翊武主持。当时,振武学社社员已近千人。老成持重的蒋翊武决心静观一段时期。他安抚各标、营代表说:“此时风声仍紧,望各同志忍耐,不可轻躁!”^[9]
        4.文学社
        蒋翊武的静观策略只维持了两个多月。1911年1月下旬,在各标营革命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于阅马场集贤酒馆集会。多数人主张仍称振武学社,詹大悲却建议取一个不易惹人注意的名字。詹的意见得到了大家赞同,遂决议改名文学社。《简章》称:“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文学社。”^[10]
        1月30日为夏历元旦,文学社以新军团拜为名于黄鹤楼畔的风渡楼召开成立大会,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代表及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孙昌福、章裕昆、邹毓霖等十余人出席,推蒋翊武为正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霖为会计兼庶务。会议认为必须扩大组织,要求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
        在新方针指导下,文学社发展迅速。成立仅月余,除马队八标外,湖北全军都有了社员;在士兵中,社员并占多数。这种局面,反映了革命日渐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
        3月15日,文学社召集代表会议于黄土坡招鹤酒楼,增选新近合并入社的将校团负责人、三十标正目王宪章为副社长。会议决定取消关于社员月捐和入社捐的规定;派章裕昆赴马队八标发展会员;同时提议社员采访的新闻及言论交《大江报》登载,各营队送报一份。《大江报》创刊于1910年1月1日,由詹大悲主办。该报标榜“增进人群道德,提倡社会真理,灌输国民常识”,它以对不法军官的无情抨击获得了新军士兵的热烈拥护。
        根据代表会议决议,章裕昆往马队第八标当兵。十天之内,发展社员四十余人。不久,四十二标胡玉珍、丘文彬等组织的益智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汉口商团刘少舫等组织的神州学社也全体加入。这样,文学社的势力就伸展到了学界和商界。不过,由于军队同盟会以来革命党人主要在新军中活动,它在这两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小的。
        “三二九”起义期间,蒋翊武准备炸毙湖广总督瑞澂,举事响应,因广州方面失败中止^[11]。这以后,清吏加强了对新军的管制,文学社的活动感到困难。为了保持各标营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刘复基勇于任事,请假出营,居住在阅马场文昌阁,逐日轮流往各标问讯。
        5月10日,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会,决定在小朝街八十五号设立机关;推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住社办公;增设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6月1日(端午节),文学社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胡玉珍提议:四十二标分驻阳夏两镇及河南信阳,相距数百里,建议成立阳夏支部。会议肯定了胡的建议,决定以胡为支部长,以郑兆兰任交通,在汉口郑寓设立交通处。至此,文学社在湖北各军中的组织均已臻于健全。
        从湖北军队同盟会到文学社,中间发生过不少波折,但湖北革命党人矢志不移,奋斗不懈。这一年2月,谭人凤受黄兴委托,到武汉联络革命力量。他从詹大悲处得知有文学社这一组织,便邀同蒋翊武、李长龄、王守愚等在武昌府狱胡瑛处聚会。见面时,谭人凤发现蒋、王二人像乡下佬,李像冬烘先生,心里不大满意。胡瑛悄悄地对他说:“你别搞错了,湖北党人自成风气,大都埋头苦干,不靠外观相夸耀。”^[12]胡瑛的评价是正确的。正是靠了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湖北革命党人才能在艰难的条件下默默地组织和积聚力量,为武昌起义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