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共进会
湖北共进会是武汉地区的又一重要革命团体。
1908年末,孙武从日本回到汉口。在日知会被破坏,胡瑛等下狱之后,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就隔绝了和海外的关系。因此,孙武的归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邓玉麟、查光佛、黄申芗、李白贞等群来问讯。黄申芗,大冶人。先世为明朝武官,以抗清战死。他年轻时即具有排满思想。1906年投三十二标当兵,曾与林兆栋等发起种族研究会。孙武回汉时,传言为孙文之弟。他和郭抚宸往访。孙武出示共进会章程,并大谈孙文、黄兴的才识和同盟会的情形。黄申芗非常高兴,愿将种族研究会并入。次年初,焦达峰抵汉,和孙武协商在两湖地区活动的办法。决定在湖北成立共进会组织,以“中华山”的名目统一长江各地纷繁的会党。随后,在武汉、岳州、长沙、宜昌等地设立了秘密机关[1]。
当时,黄申芗与兴国、大冶一带会党关系密切,刘英、宋镇华在安陆、德安,彭汉一在黄州,袁菊山在襄樊一带活动,另有刘玉堂在汉口开设新大方栈,他在长江一带会党中很有势力,被人称为“刘大爷”。孙武因将上述五部会党编为五镇军队,以刘公为大都督,刘英为副都督,黄申芗等分任统制。6月中旬,焦达峰的同乡周海珊、刘贤构等到汉经商,自愿将全部布款捐献,解决了共进会的经费需要。7月,潘鼎新所属焦逸仙部在湖南暴动,被清吏消灭擒杀。不一月,刘英所属龚世英、刘伯奇部在襄河流域暴动,也被清吏消灭擒杀。不久,黄申芗所属红灯会首领柯玉山部又暴动失败。连续发生的事件使清吏提高了警觉,汉口巡警道派警探多人密布罗网,伺机捕捉孙武等人。于是,孙武下令五镇军队停止活动,同时遣散部分骨干,湖北共进会的发展出现了一次大挫折。
9月15日,孙武应共进会广东都督聂荆之召赴粤。10月初,自广东转往广西,参加共进会广西都督刘玉山等计划发动的起义。行抵南宁时起义事泄,孙武逃往香港,与冯自由、赵声、胡汉民等相见。11月,加入同盟会。
自孙武离鄂后,湖北方面的活动重点从会党转向新军。黄申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兵,能诗善文,富于组织能力,因此,被选入陆军小学当学兵。他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调查同志人数,共得八百十五人,编为指挥团,共进会的会务又逐渐发展起来。1910年4月,响应长沙抢米风潮事败,黄申芗赴沪,共进会的会务再次受到挫折。
1910年6月,孙武自广东潮州归汉。同年7月,共进会第三任总理刘公毕业于明治大学,带着十八星旗、革命文告等与杨时杰由东京返国。刘因病回襄阳原籍。杨时杰与原《雄风报》编辑杨玉如等密议,要在湖北“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2]。当时,共进会会务已停滞多时,杨时杰鼓励孙武重整旗鼓。1911年2月,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设立秘密机关。同月,黄兴为筹备广州起义,托人致书同盟会员居正,要他联络武昌新军响应。居正(1876—1951),号觉生,别号梅川居士,湖北广济人。1905年留学日本。担任过共进会的内政部长。后在新加坡、仰光等地任《中兴日报》、《光华日报》主笔。1910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筹议,旋回乡。他接到黄兴密信后到武昌,访问了孙武、杨时杰等人。23日,谭人凤也受黄兴委派,携款八百元到汉,和孙武、居正密谋。
湖北共进会一直独立活动。居正、谭人凤的到来架起了它和同盟会之间联系的桥梁。为了响应广州起义,孙武决定加强对新军的工作。3月31日,由邓玉麟出面,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专门联络士兵。由于误传孙武为孙文之弟,加入共进会的人逐日增多。一个月之后,风声渐紧,资金也已用光,邓玉麟便将伺兴酒楼迁到山后巡道岭九号,改名同兴学社。4月,杨玉如等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设立分机关,由离营士兵、原属兰友社的胡祖舜主持。其时,刘公已自襄阳到武昌,赁居雄楚楼街十号杨玉如家中,任共进会入会主盟人。
广州方面的失败促使孙武等决心在湖北挑起首义的担子。5月3日,居正、刘公、孙武、焦达峰、杨时杰等在胭脂巷二十四号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孙武称:“现在广东既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先是被动的,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3]与会者一致同意孙武的意见。会议决定,如湖北首先起义,湖南即日响应,反之亦同。
武汉位居中国心腹要冲,被称为九省通衢。从自立军起事之后,这里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地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做了长期的坚实的工作。这里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工业中心,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力量。清政府在这里存有大量饷银,汉阳有全国首屈一指的钢铁和军火工厂。因此,在湖北地区首义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决策是作出了,但是经费却毫无着落。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和海外华侨没有联系,不可能采用募捐的办法解决问题。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焦达峰等去蕲州达成庙盗取金佛,没有得手;邹永成暗暗地在酒中放进闷药,企图麻倒伯母,偷出钱财,也没有成功。直到刘公拿出了他父亲要他报捐道台的五千元钱,革命党人才有了一笔款子,得以从事必要的起事准备。
除湖北外,湖南、江西也先后建立了共进会组织。
1909年8月,焦达峰回到故乡浏阳,在普迹市以“中华山”、“光复堂”的名义召集会党头目,开山立堂,到浏阳、长沙、湘阴、醴陵、平江以及江西萍乡、万载等县的“龙头大哥”三十多人,全体加入共进会。不久,在长沙设立机关部。1909年10月,邓文辉回到江西,在南昌建立共进会江西分会。
长期以来,同盟会放松了长江流域的工作。湖北等省共进会的成立,这一带就多了一支活跃的革命力量。
1908年末,孙武从日本回到汉口。在日知会被破坏,胡瑛等下狱之后,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就隔绝了和海外的关系。因此,孙武的归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邓玉麟、查光佛、黄申芗、李白贞等群来问讯。黄申芗,大冶人。先世为明朝武官,以抗清战死。他年轻时即具有排满思想。1906年投三十二标当兵,曾与林兆栋等发起种族研究会。孙武回汉时,传言为孙文之弟。他和郭抚宸往访。孙武出示共进会章程,并大谈孙文、黄兴的才识和同盟会的情形。黄申芗非常高兴,愿将种族研究会并入。次年初,焦达峰抵汉,和孙武协商在两湖地区活动的办法。决定在湖北成立共进会组织,以“中华山”的名目统一长江各地纷繁的会党。随后,在武汉、岳州、长沙、宜昌等地设立了秘密机关[1]。
当时,黄申芗与兴国、大冶一带会党关系密切,刘英、宋镇华在安陆、德安,彭汉一在黄州,袁菊山在襄樊一带活动,另有刘玉堂在汉口开设新大方栈,他在长江一带会党中很有势力,被人称为“刘大爷”。孙武因将上述五部会党编为五镇军队,以刘公为大都督,刘英为副都督,黄申芗等分任统制。6月中旬,焦达峰的同乡周海珊、刘贤构等到汉经商,自愿将全部布款捐献,解决了共进会的经费需要。7月,潘鼎新所属焦逸仙部在湖南暴动,被清吏消灭擒杀。不一月,刘英所属龚世英、刘伯奇部在襄河流域暴动,也被清吏消灭擒杀。不久,黄申芗所属红灯会首领柯玉山部又暴动失败。连续发生的事件使清吏提高了警觉,汉口巡警道派警探多人密布罗网,伺机捕捉孙武等人。于是,孙武下令五镇军队停止活动,同时遣散部分骨干,湖北共进会的发展出现了一次大挫折。
9月15日,孙武应共进会广东都督聂荆之召赴粤。10月初,自广东转往广西,参加共进会广西都督刘玉山等计划发动的起义。行抵南宁时起义事泄,孙武逃往香港,与冯自由、赵声、胡汉民等相见。11月,加入同盟会。
自孙武离鄂后,湖北方面的活动重点从会党转向新军。黄申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兵,能诗善文,富于组织能力,因此,被选入陆军小学当学兵。他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调查同志人数,共得八百十五人,编为指挥团,共进会的会务又逐渐发展起来。1910年4月,响应长沙抢米风潮事败,黄申芗赴沪,共进会的会务再次受到挫折。
1910年6月,孙武自广东潮州归汉。同年7月,共进会第三任总理刘公毕业于明治大学,带着十八星旗、革命文告等与杨时杰由东京返国。刘因病回襄阳原籍。杨时杰与原《雄风报》编辑杨玉如等密议,要在湖北“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2]。当时,共进会会务已停滞多时,杨时杰鼓励孙武重整旗鼓。1911年2月,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设立秘密机关。同月,黄兴为筹备广州起义,托人致书同盟会员居正,要他联络武昌新军响应。居正(1876—1951),号觉生,别号梅川居士,湖北广济人。1905年留学日本。担任过共进会的内政部长。后在新加坡、仰光等地任《中兴日报》、《光华日报》主笔。1910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筹议,旋回乡。他接到黄兴密信后到武昌,访问了孙武、杨时杰等人。23日,谭人凤也受黄兴委派,携款八百元到汉,和孙武、居正密谋。
湖北共进会一直独立活动。居正、谭人凤的到来架起了它和同盟会之间联系的桥梁。为了响应广州起义,孙武决定加强对新军的工作。3月31日,由邓玉麟出面,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专门联络士兵。由于误传孙武为孙文之弟,加入共进会的人逐日增多。一个月之后,风声渐紧,资金也已用光,邓玉麟便将伺兴酒楼迁到山后巡道岭九号,改名同兴学社。4月,杨玉如等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设立分机关,由离营士兵、原属兰友社的胡祖舜主持。其时,刘公已自襄阳到武昌,赁居雄楚楼街十号杨玉如家中,任共进会入会主盟人。
广州方面的失败促使孙武等决心在湖北挑起首义的担子。5月3日,居正、刘公、孙武、焦达峰、杨时杰等在胭脂巷二十四号机关召开紧急会议。孙武称:“现在广东既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我们先是被动的,今日我们要做主动了。”[3]与会者一致同意孙武的意见。会议决定,如湖北首先起义,湖南即日响应,反之亦同。
武汉位居中国心腹要冲,被称为九省通衢。从自立军起事之后,这里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得比较充分的地区,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做了长期的坚实的工作。这里又是全国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工业中心,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力量。清政府在这里存有大量饷银,汉阳有全国首屈一指的钢铁和军火工厂。因此,在湖北地区首义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决策是作出了,但是经费却毫无着落。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和海外华侨没有联系,不可能采用募捐的办法解决问题。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焦达峰等去蕲州达成庙盗取金佛,没有得手;邹永成暗暗地在酒中放进闷药,企图麻倒伯母,偷出钱财,也没有成功。直到刘公拿出了他父亲要他报捐道台的五千元钱,革命党人才有了一笔款子,得以从事必要的起事准备。
除湖北外,湖南、江西也先后建立了共进会组织。
1909年8月,焦达峰回到故乡浏阳,在普迹市以“中华山”、“光复堂”的名义召集会党头目,开山立堂,到浏阳、长沙、湘阴、醴陵、平江以及江西萍乡、万载等县的“龙头大哥”三十多人,全体加入共进会。不久,在长沙设立机关部。1909年10月,邓文辉回到江西,在南昌建立共进会江西分会。
长期以来,同盟会放松了长江流域的工作。湖北等省共进会的成立,这一带就多了一支活跃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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