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意在南方三省发动起义,引起了同盟会内部相当普遍的不满,说是“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1]。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谭人凤回到东京。这时,东京同盟会员不少已灰心失望,无人过问会事。宋教仁自1907年辽东归来后,经常郁郁不乐,喝醉了酒就卧地长歌,后来更准备遁迹隐居。6月10日,孙中山自檀香山秘密前来日本。不久,赵声、黄兴继至。谭人凤要求孙中山改良会务,孙中山表示同意。其后,宋教仁往谈,孙中山因对宋一度支持章炳麟、陶成章不满,愤愤地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故,孙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2]次日,宋、谭同往,谭人凤反驳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孙中山表示,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3]。因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作短暂停留,24日,孙中山匆匆离去,没有通知谭人凤等。由是,谭人凤也对孙中山不满,便和赵声等商量改组,主张以长江流域为进行地点。赵声非常赞同,便约集张懋隆、林文、李肇甫、陈勤宣、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等会议。
        会上,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策,他说:“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经公议,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4]于是,决议组织中部同盟会。
        方针既定,但缺乏经费。宋教仁采纳邹代藩的建议,准备把新化的锑矿专卖权出售给日本,公推张斗枢、邹永成回国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组织广惠矿务公司。同时,谭人凤南下香港和黄兴等协商。黄兴别无意见,只说须有款项方可。胡汉民则表示反对。谭人凤怒极,几乎要给胡一拳,愤然说:“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5]其时,赵声已先期返港,劝谭说:“各行其是,理他何为?”次日,谭人凤邀请赵声、胡汉民共饮,以一杯敬赵声说:“愿为国自爱,毋过激过郁。”以一杯敬胡汉民说:“劝君放开眼界,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余往返香港三四次矣,请从此别!”^[6]当夜谭人凤即离港返日。
        一个革命组织必须既有充分的民主,又有正确的集中,才能有战斗力。同盟会内部在起义地区上的分歧本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既缺乏民主,又缺乏集中,不能有效地统一意见,因此,分歧愈来愈大。
        谭人凤返日后,日夜奔走,经费仍无着落,改组事因而搁浅,仅每周组织谈话会一次。同年冬,宋教仁回到上海,参加《民立报》编辑工作。
        “三二九”之役失败后,在港的同盟会机关很不景气。赵声病死,黄兴专意准备暗杀,闭门谢客,没有人出面处理善后,引导大家前进。谭人凤目睹这些情况,心灰意冷,决志归家。6月初,路过汉口,焦达峰、孙武等正在会商,拟乘湖南铁路风潮暴动。焦达峰劝谭说:“事在人为,何可抛弃前功?”谭接受了焦的意见。次日,孙武邀蔡济民、邓玉麟等共进会干部和谭人凤见面。谭劝孙武等和文学社和衷共济,相辅而行。过了几天,谭人凤东下上海,与宋教仁、陈其美计议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
        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范光启、姚志强、吕志伊、谭人凤、章梓、陈勒生等于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成立会。到会二十九人。计湖南籍七人,浙江籍七人,四川籍四人,福建籍五人,江苏籍三人,安徽籍二人,云南籍一人。会议选举陈其美掌庶务,潘祖彝掌财务,宋教仁掌文事,谭人凤掌交通,杨谱生掌会计。会议还通过了由宋教仁、谭人凤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宣言》。《章程》表现了对原同盟会进行改组和改造的倾向。声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会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它和共进会一样抛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此外,它并特别规定:“会员皆一律平等。”^[7]《宣言》试图对同盟会以往的失败作出总结,认为其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它声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分部,总理一职,则虚位待贤。同时它也看出了同盟会组织的某些弊病,表示要在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防止“专制”独断,要求加强团结,消除“省界”观念。在起义策略上,它批评同盟会以往的做法是“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慕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表示要“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8]。8月2日,开第二次会,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不久,各省分会相继成立。南京由郑赞丞、章梓主持,安徽由范光启主持,湖北由居正主持,湖南由曾杰、焦达峰主持。
        为了使各地革命党人不致急躁从事,中部总会定“宣统五年”(1913)为大举时期。
        在东京同盟会总部长期涣散的情况下,中部总会的成立,客观上适合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当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正在高涨,中部总会确定在这一地区发动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它并没有看到革命大风暴已经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