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路是西南的大干线,英、法、美三个帝国主义强国窥伺这条路,要求承办,不是一天了。四川人民都希望以商办来杜绝帝国主义的掠夺,但川汉铁路公司上层的腐败与筑路工程的迟缓,却给帝国主义与清政府以勾结、插手和掠夺川汉路的机会。
        最早企图掠夺四川川汉铁路路权的是19世纪末年一家美国公司,随后是一家英国公司请求承筑,清政府都未同意。到1903年春,英国驻华署理公使汤雷(Townley)又数度请求,仍遭到拒绝。同年,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H.Conger)向清庆亲王奕劻再谈此事,表示美国愿提供借款,奕劻当时予以含混的允诺^[1]。英国得知这个消息后,汤雷即于8月9日会见奕劻时提出:川省英国商务较盛,造路如用外国股本,应以多用英人者为宜。奕劻又表示:俟中国办理此事时,可以考虑多用英人股本^[2]。
        当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兴办川汉铁路的消息传出后,法帝国主义又一马当先,指使华利公司出面,向清政府外务部要求议订招股勘路代办合同。法国驻重庆领事于9月20日照会川督,提出法人办理勘路工程的要求。锡良没敢应允,法领事就出面吵闹,声势汹汹,后来闹得锡良装病逃避。当法领事正在纠缠不休时,1904年秋,德国公使穆默又致函清政府外务部:川汉路借外款,不应专向英、美、德国亦应“一律同沾利益”^[3]。
        如前所述,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曾主张借款修路,向英、德、法三国商人谈判湘、鄂境内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借款的事。到1909年6月6日,他同德商德华银行、英商汇丰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议订借款草合同,借款总数达五百五十万英镑,其中二百五十万英镑作为建造湘、鄂境内粤汉路资本,二百五十万镑作为建造鄂境川汉路资本;另外五十万英镑则作为赎回前美国合兴公司代清政府所发售、而未赎回之修筑粤汉铁路金元债票之用。谈判的过程中,美帝国主义抓住当年(1903)与奕劻交涉中的片言只语,以当年清政府已经答应过中国修筑川汉铁路“如资金不足时”,“当向英、美两国公司商借”作根据,先后照会英国政府和清朝政府,要求遵守“诺言”,允许美国资本家参加此项即将成立的借款。同时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向美国驻英、德、法大使发出指令,要他们向各驻在国政府提出组成一强有力的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共同对华投资,以“保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与完整”。四川境内的川汉路段也包含在借款合同之中^[4]。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插手,于是引起了四国间的互相角逐,经过一段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到6月下旬,美国派遣银团代表到伦敦与英、德、法三国银团代表进行会商,要求分借两路借款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三国银团仅允把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总数四分之一与之^[5]。这次会商未能达成协议。当时张之洞的态度,比较倾向维护英国利益,主张鄂境的川汉路段可借部分美款,粤汉路不应让美国插手。为此,美国总统塔虎脱(Wm.H.Taft)便亲自于7月15日直接致电摄政王载沣,对于张之洞等人“出于成见的反对”,表示“深为不安”^[6]。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训令驻华代办费莱齐(H.P.Fletcher)严肃警告清政府,“若美国政府的合理要求被摒弃,则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7]。在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屈服了。7月18日,载沣复电塔虎脱说:“关于借款问题,为答谢盛意,已命外务部与贵国驻京代办会商,期能获致适当决定。”^[8]于是外务大臣梁敦彦即与费莱齐进行谈判。梁敦彦提出可把张之洞与三国拟订五百五十万英镑借款增加到六百万英镑,其中三百万英镑供粤汉铁路用,三百万英镑供川汉铁路用,美国可占川汉路借款额之半数,即一百五十万英镑。但美国仍不同意,坚持须与四国平分借款,并在人员与材料上享有与英、法、德三国完全同等的权益。后来,由于英国有意削弱德国在长江流域的权利,转而决定与美国合作,同意了美国的“原则”。但就在这时,张之洞病死(1909年10月),影响到交涉的进行。到1910年5月,四国银团代表聚集巴黎,达成四国向清政府均分借款正式协定。这个协定,是照美国的主张,投资于川汉路的部分,不限于鄂境路段,也包含从宜昌以上至成都的一千六百公里的川汉线。协定还规定了由美、英、法三国分派工程师,分段主持修筑川境路线^[9]。
        到此,这个由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所达成的分赃《协定》,只等待清政府的承诺了。
        当四国银行团达成分赃协定的时候,正是湖北入京拒款代表张伯烈等回到湖北,两湖人民正积极筹设商办粤汉路的时候,也正是清政府冷眼旁观,寻找借口,准备随时扼杀商办铁路的时候。四国《协定》的签订,促使清政府下了撤销“商办”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