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炮声,似阵阵春雷,唤醒了全国,不到两月,内地十八省中便有十四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使清政府迅速地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而在这十四省中,首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便是湖南。
        湖南与湖北密迩相连,两省革命党人一直保持着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共进会和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省革命势力的结合。早在1911年5月两省革命党人就互相约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1]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湖南革命党人便分三路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杨任负责西路,焦达峰负责中路,邹永成负责南路。同时,在长沙设立了半公开的机关多处,借以联络和策动绅商学军各界人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处:
        湖南体育会,在中太平街贾太傅祠内,主要负责人吴作霖,与革命党有联系的教育界人士经常在此聚会。焦达峰回湖南时,多以此为据点。
        定忠客栈,在落星田,主持人袁剑非。此处为同盟会湖南分会机关所在地,焦达峰指派会计赵缭住此,负责联络各地革命党人和洪江会会党人士。
        李培心堂,在寿星街,主持人为李安国、李藩国。革命党人陈作新被革去新军排长职务后,便寄居在这里,以教书为掩护,进行运动新军的工作。
        作民译社,在南阳街,由邹永成、谢介僧经营,进行推销革命书刊等活动。
        此外,文明绣业女校、富训商业学堂、铁路协赞会、同仁西医诊所、抱真书屋以及明德、修业、广益各学堂都是革命党人活动的场所。
        革命党人最有成效的工作是联络新军。湖南军队分为新军和巡防营两部分:巡防营是由旧军改编而成的,分前、后、中、左、右五路,中路驻省城,其余分驻岳州、衡阳、常德各属。中路统领黄忠浩,思想守旧。湖南巡抚余诚格对新军有怀疑,遂依靠黄忠浩“若长城,军事悉取决焉”^[2]。新军有第二十五混成协一协,辖四十九、五十两标,另有炮兵队、马队,都驻扎在长沙城外近郊。新军的下级军官和正副兵目大都是有一些文化的农民子弟,经革命党人陈作新、刘文锦等宣传鼓动,许多人都接受了“排满革命”的思想,日益革命化;并且有了初步的组织,各标、营、队、排都有代表,全协各级代表共六十余人。
        武昌起义后,因交通不便,湖南革命党人直到10月12日才得到正式消息,而湖南巡抚余诚格于武昌起义的当天就接到了警报。余诚格深恐武昌的战火烧到湖南,当天与黄忠浩密谋应变之策,决定把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新军调离长沙:四十九标一、三营开赴岳阳、临湘,五十标一、二营开赴宁乡、益阳,以分散革命力量。同时,又把原驻扎各府县的巡防营十余营抽调来长沙布防。正当新军调动之际,湖南革命党人得到了湖北首义的准确消息,于是焦达峰、陈作新乃策动新军代表,向余诚格提出要求说:新军“子弹过少,不能成行,如行,非发子弹三倍不可”^[3]。余诚格断然拒绝了新军的要求,焦达峰、陈作新等立即约集新军代表在贾太傅祠开会,议决18日由城外新军炮队营举火为号,发动起义。届时,炮队营虽然举火,但因城内余诚格防范甚严,各营未能发动,以致起义不成。
        这时,长沙形势非常紧张。对清政府绝望了的立宪派士绅也竞相附合于革命。这些人以谘议局、自治公所等公开机构为地盘,积极展开活动。他们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极力反对暴烈的革命行动。谘议局议长谭延闿是这个派别的首领。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原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历任陕甘、闽浙、两广总督等要职。谭延闿依靠自己的门第,年纪轻轻便已成名,19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回湖南倡办学堂、实业及各项新政,成为立宪派的首领,并当选为湖南谘议局议长。他积极参加“国会请愿”,继汤化龙之后,于1911年担任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由于武昌起义的成功和长沙形势的突变,谭延闿遂附和革命,但认为“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世家大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4]。他企图在尽少破坏旧秩序的情况下,取得地方政权。
        10月19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召开会议,再次筹划起义。立宪派士绅黄锳、左学谦亦出席,他们要求革命党人“勿扰乱秩序”,“勿杀官吏、旗人”,甚至公然提出推举黄忠浩为都督。这个意见当即遭到革命党人的驳斥。会议研究了起义计划,议定等浏阳和醴陵一带洪江会会党潜抵长沙,便于24日发难。但是,20日情况突然变化。新军第五十标代表姚运钧被捕,当标统审问他时,他直告以联络各军,准备起义。余诚格获得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后,立即限令驻长沙新军于22日一律开赴株洲;同时拟将姚运钧斩首示众。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革命党人遂决定于22日发动起义。
        10月22日晨,新军四十九标士兵以吹哨为号,迅速集合,打开军械库,取出枪械弹药。革命党人安定超首先演说革命的意义,接着宣读了焦达峰和陈作新等预先拟定的起义动员令:
        一、彭友胜率领第四十九标第二营后队,会同第五十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库。
        二、安定超率领四十九标第二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三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
        三、李金山率领炮兵营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
        最后鸣放信号枪三响,起义队伍便分路出发。
        由北门攻城的军队,一路未遇抵抗,进展极为顺利。当他们逼近北门时,守门的巡防营全部倒戈,敞开城门,让他们长驱直入。因此,不到上午十点钟,他们便先后占领了军装局和谘议局。由小吴门攻城的一路,则稍费周折。当安定超抵达城门口时,发现城门紧闭,安高喊开门,城上却不加理睬,相持到中午,最后义军佯装轰城,守城的巡防营才被迫开了城门。安定超带队直奔谘议局。这时已是下午三点,焦达峰、陈作新等也都来到谘议局。他们立即指挥各路队伍,进攻抚署。深居简出的余诚格,没料到巡防营倒戈和新军不放一枪就进了城,当他听到起义军逼近抚署的消息时,吓得心惊胆落,急忙挂起“大汉”白旗,表示降服,作为缓兵之计,随后即化装潜逃,乘轮船避往上海。黄忠浩没有逃脱,被押上小吴门城楼,斩首示众。同时,起义军还逮捕了长沙知县沈瀛、营务处总办申锡绶、帮办王毓江等。这几个顽固官吏,一向仇视革命,都被处以死刑。
        起义军占领抚署后,立即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5],发布“讨满清檄文”,指出此次革命是要“驱胡虏于关外,定霸图于亚洲。内洗三百年灭国之辱,外当六十国逐鹿之势”。表明革命党人不仅有“排满革命”的雄心壮志,而且也企望国家强盛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檄文中还特地告诫群众说:“须知为国复仇,并非许民作乱,守万国公同之约,勿害邦交。”在军政府的告示中又强调“对军、民、学、商各界,极行保护主义”,“倘有不轨之徒,乘间肆行,就地立斩”^[6],等等。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避免帝国主义的直接干涉,革命党人在取得政权之后,出示维持社会秩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不承认被压迫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同时,在上述告示中,又宣布“承认外人关于清政府之借款、赔款”,准许“一切衙署照常治事”等,则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的软弱态度。
        在起义胜利的当天傍晚,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公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立宪派士绅主张推举谭延闿为都督,由于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坚决反对,未能得逞。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的革命政府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人民团体纷纷“陈列牺牲,鸣鞭赛兴”,表示庆祝。长沙城里的革命秩序初步稳定下来之后,焦达峰便委刘崧衡为南路招抚使,杨任为西路招抚使,分别赴衡阳、常德等地。各州县人民闻风响应,相继宣告光复。
        10月25日,驻岳州新军第四十九标一、三两营起义,光复岳州。
        宝庆革命党人谢介僧、邹永成等得到长沙起义的消息后,立即联络策动驻五峰铺的巡防营管带张贯夫响应。10月30日,革命党人率领张贯夫的军队攻入宝庆城,府县官吏逃避一空,于是成立军政府宝庆分府,推举谢介僧为都督,邹永成为副都督,谭二式为参都督。11月1日,邹永成又率领军队光复新化县。
        10月31日,衡阳革命党人周果一发动洪江会党起义,将知府禄显赶跑,光复衡阳。衡阳府所属各州县会党纷纷举义,“佥谓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7]。
        10月30日,杨任率领湖南陆军小学堂等校学生五十余人抵达常德,“商民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8]。杨任遂在常德设立招抚使署,宣告光复。驻扎在当地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迫于革命党人的声威,不得不表示顺从。
        与此同时,在各地革命党人的策动下,郴州、桂阳州、永州各属亦先后光复。
        湖南起义的胜利发展,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不仅稳定了武汉的后方,使首义之区无后顾之忧^[9],而且隔绝了清政府与粤、桂各省的联系,有力地推动了各省的起义。由于长沙起义胜利,正值汉口战事日趋激烈的时刻,所以焦达峰就职之始,便集中全力支援湖北。他连日出示招募军队,会党和青年学生应募者十分踊跃,数日之间即达六万人。首先,他命令以新军四十九标各营为骨干,加上新募之兵和巡防营的部分士兵,组成湘军独立第一协(共五营),由王隆中统率于10月28日出发援鄂。10月30日,正当焦达峰、陈作新筹划派出第二批援鄂军时,立宪派策动部分军队,突然发动政变,推翻了以焦、陈为首的革命政权。
        原来,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对焦达峰和陈作新担任正副都督心怀不满。当10月22日焦、陈当选正副都督时,他们就登台声明“都督是临时的”^[10],企图否定焦、陈的领导地位。此后更有计划地施展了一连串的阴谋活动。
        10月23日,革命政权刚刚成立,立宪派便以“模仿英国立宪之精神”为名,迫使焦达峰同意成立了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参议院。谭延闿亲自担任议长。参议员大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参议院规则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11]这样都督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立宪派并不以此为满足,25日,他们又决定仿照湖北军政府的办法,实行“军民分治”,目的是要进一步削弱都督的权力。于是,在都督之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谭延闿担任民政部长,黄鸾鸣为军政部长。民政部下辖六司(民政、财政、教育、司法、外交、交通)、一院(会计检查院)、一处(盐政处),军政部下辖四处(参谋、军需、军法、副官),各司(处)长,多是立宪派。至此,正副都督形同虚设,立宪派实际上控制了湖南的政权。为了把革命党人排挤出政府机构,立宪派还从政治上打击焦达峰的威信,挑拨焦与新军的关系。他们诬蔑焦达峰为“会匪”、“土匪头子”。同时,以会党群众纷纷应召加入军队为口实,造谣说焦达峰要用会党代替新军。此外,还煽动黄忠浩所统率的巡防营军官为黄复仇,企图借军队之手杀害焦、陈。
        对于立宪派的一系列进攻,革命党人不仅没有给以有力的回击,相反,却一直用妥协让步的办法来维持与立宪派的“合作”关系。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政治上都很幼稚,因立宪派赞成革命,而模糊了自己和立宪派的界限,天真地以为“排满革命”成功,汉族一家,失去了警惕性。当有人建议挑选可靠的新军担任都督府警卫时,陈作新不以为然,他说“吾族奴于鞑虏垂三百年,今日复见汉宫威仪,如家人聚首耳,尚何戒备之有”^[12]。在立宪派的逼迫下,焦达峰也曾想辞去都督职务,率兵援鄂,一走了事。这一切都表明革命党人对保持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10月26日,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谭人凤回到湖南后,看到都督大权旁落,便主张取消参议院,由都督府总揽全权。10月30日,同盟会邀集立宪派士绅在谘议局商议都督府组织法,谭人凤的提案获得多数通过。因而焦达峰的态度也坚决起来。次日,在全省军、政、商、学各界代表会上,焦达峰宣布了取消参议院和军政部的决定,谭延闿被迫辞职,怏怏退席。焦达峰以为与立宪派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便集中力量筹备派遣第二批援鄂军;然而,他却没料到,立宪派暗中加紧了夺取政权的阴谋活动,而且于第二天就发动了血腥政变。
        前此,王隆中率领新军四十九标援鄂,军中的革命分子几乎全部随军出发,省城防务由原驻扎在宁乡、益阳的五十标一、二两营接替。这两营军队没有参加过长沙起义,所受革命影响较小。第二营管带梅馨更是一个只知升官发财的人,一到长沙,他就去见焦达峰,要求提升他为旅长,被焦拒绝。因此梅馨怀恨在心,立宪派又乘机挑拨煽动。10月31日,梅馨分兵两队,一队埋伏于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附近,一队准备围攻都督府。然后指使一些流氓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风潮^[13],作为发动政变的引线。风潮发生后,立宪派绅士请求军政府弹压。陈作新即单骑前往视察,他刚走到北门铁佛寺,便被伏兵乱刀砍死。随后,梅馨指使变兵借索饷为由,冲进督署。当时,焦达峰正和革命党人曾杰等人讨论派援鄂军的问题。曾杰力劝焦达峰暂时躲避,以防不测。焦达峰后悔自己养痈遗患,愤愤地说:“安用避为!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类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今谘议局绅董,煽动黄忠浩残部叛乱,既杀副都督,又欲杀余,悔不用谭石屏(人凤)之言,先除若辈,今竟为若辈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复,自有天谴。”^[14]说罢,他挺身走向大堂,两旁签押房突然枪声四起,他受伤后倒在前坪照墙石狮子下,被变兵用刺刀戮死,年仅二十五岁。
        当晚,梅馨迎接谭延闿至军政府担任都督。谭假惺惺地推辞一番,便欣然接印治事。对于立宪派发动的夺权政变,各阶层人士表现了不同的态度。省内外的立宪派大加喝彩,湖北黎元洪表示:“但贺新都督,不问旧都督。”^[15]汤化龙拍贺电绐谭说:“闻公出,欣喜无量。”^[16]一部分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则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焦、陈部下万人汹汹谋复仇,声言放火屠城”,“攻扑督署,锄元恶”^[17]。在武汉作战的第四十九标官兵“闻变皆泣不成声,徒以汉上战事方急,未便回师讨贼”^[18]。洪江、澧州等地会党群众纷纷骚动,誓言为焦、陈复仇。但是,大部分革命党人,尤其是与立宪派接近的上层人物如文斐等,则认为汉口陷落,大敌当前,湖北“恃湘为后盾,脱有内乱,则革命前功尽废”^[19],而主张委曲求全。他们四出奔走劝焦,陈部下说:谭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他既革命,就要支持他。黄兴在湖北得到消息,也给湖南革命党人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湖南方面不能再乱,否则其他各省就要观望。湖南当务之急是援鄂。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谭延闿迅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为了消除革命党人对焦、陈被杀害的义愤,谭延闿继续耍弄两面派手法。他把这次谋杀案诿罪于“乱兵”,并亲自至焦、陈灵柩前祭奠,下令公署一律下半旗志哀,为焦、陈建祠铸铜像,抚恤家属,等等。同时,他又极力扩张立宪派的势力,瓦解革命力量。首先,他改组了军政府,立宪派士绅纷纷膺任要职,排挤了革命党人。为了控制军队,他又下令解散了焦、陈招募的国民军,并将新军和巡防营改编为五个师,提拔梅馨为第五师师长。对有革命倾向的各营,则编为援鄂军,派甘兴汉率领开赴湖北前线,借以排除异己力量。经过这种种措施,谭延闿控制了长沙的形势。接着,他又把势力伸向各州县,相继推翻了各地的革命政权。
        11月3日,谭延闿勾结驻常德的巡防营右路统领陈斌升,杀害了西路招抚使杨任,同时被害的还有参谋长余昭常及余化龙、涂鉴衡、锺杰等十余人。不久,谭延闿任命龙璋为西路巡按使,领兵一标驻于常德,将湘西各州县置于立宪派的控制之下。同时,谭延闿借故将焦达峰所委派的南路招抚使刘崧衡调职,而改委立宪派唐维藩为衡永郴桂安抚使,率军巡视南路各属,革命党人纷纷逃避,会党群众遭到残酷镇压。宝庆一带情况也是如此,谭延闿收买革命党人谭心休为“宝靖招抚使”,令其率领梅馨所部一营前往宝庆,取消军政分府,革命党人邹代烈被杀害,邹永成被迫出走。这样,湖南的革命果实便完全被立宪派所攫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