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与西北各省在袁世凯的胁迫下,实际上也被纳入北洋集团的势力范围。
        山西临近京畿重地,是袁世凯极力争夺的省份。当派兵干涉和拒绝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的阴谋相继失败后,他便以强硬手段压迫阎锡山就范。开始,他严令阎锡山仍驻忻州,不准返回省城太原,并放风说将以布政使李盛铎取代他的都督地位。后虽迫于舆论,他不得不于1912年3月15日任命阎为山西都督,但同时又委李盛铎为民政长,以牵制阎(李以病辞,改委原太原府知府周勃署理)。
        阎锡山对革命本不十分坚定,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为了保住他的都督地位,自4月4日回到太原后,即开始积极投靠袁世凯。他不惜以四十万重金贿赂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又把袁早年的把兄弟董崇仁派往北京进行疏通,甚至将他的父亲送到北京作人质,以表示对袁的恭顺。在政治上,他极力迎合袁世凯,“在北方首倡裁兵”,“极主军民分治”,因而很快就博得袁世凯的赏识,认为:“革命人才鲜当人意,独阎都督器宇深纯,与流俗异也。”^[1]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适应袁世凯的需要,还极力排挤打击革命势力。首先,他“对于一切革命有功者咸不信任”^[2]。其次,他借“裁军”之名,压制革命力量的发展。如晋北续桐溪等提出将“忻代宁公团”改编为正式军队,晋南河东革命党人要求以李鸣凤旅为基础扩编为第二师,均被他拒绝。再次,对在晋外籍革命党人,尤心怀猜忌。总之,凡不肯为他所用的,没有不遭到他的忌恨和排斥^[3]。
        阎锡山一面遏制革命势力,一面又以同乡五台人为中心,以封建纲常名教为纽带,结成死党。以同乡关系充任都督府秘书长的赵戴文就常说:阎与他是“君臣之分”^[4]。同时,为巩固权力,阎还大力扩充嫡系军队(即同乡军队),“配以新式快枪精良武器”,待遇极为优厚。反之,对外省、外乡军队,则视为异己,处处加以限制。由此可见,阎锡山虽依然列名同盟会、国民党,实际上已毫无革命党人的气味。
        但山西毕竟是辛亥革命中风雷激荡的省份。阎锡山投靠北洋军阀和排除革命势力的行径,必然要引起不甘顺从的革命党人的不满与反抗。到1912年底,终于酿成了震动全国的“河东案事件”。
        河东是山西辛亥革命的重要据点,也是革命党人力量最集中的地区。阎锡山回太原不久,为了全省的统一,温寿泉曾自动宣布取消河东军政分府。但以观察使张士秀、驻军旅长李鸣凤为首的革命党人,认为“袁不可靠”,阎为保地位计,也“恐将附袁”^[5],主张拒绝阎锡山的裁军改编命令,继续保持和发展革命力量。他们提出二十四项附加条件,要求“对于都督或民政长所发命令,见为不合时,得暂令所管地方官吏缓期执行”^[6]。他们并利用河东经济富庶的有利条件,控制全部盐课钱粮,准备坚持长期斗争。
        阎锡山攻击张、李“聚财称雄,俨然割据”^[7],借口统一财政,接连派员向张、李施加压力。随后又派南桂馨为河东筹饷局局长兼会办军务,坐镇河东,伺机夺取军政大权。南桂馨原为同盟会员,这时已完全成为阎的亲信。他一到运城,即命令各县钱粮地丁一律直接解局,以控制财权,并以巨款运动各团、营长反抗张、李。他威胁说:如不服从,即“借都督名义设法处置”^[8]。但是,各团、营长终不为所动,夺权阴谋也很快被张、李察觉。于是,阎锡山抢先下令撤免李鸣凤,而代以亲信孔繁蔚。
        12月27日,张、李等人忍无可忍,将南桂馨拘捕严讯,并于当天致电袁世凯,揭露南“煽乱酿变”,要求从速查办军政司司长黄国樑。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称的“河东案事件”。这是阎锡山积极投靠袁世凯,一意排除异己的结果,也是不甘妥协的革命党人反对阎锡山斗争的总爆发。
        阎锡山获悉南桂馨被拘后,惟恐阴谋暴露,急令张、李交出南,由孔繁蔚解省“讯断”。李鸣凤表示:“当整率全旅来省交代。”阎锡山见李将诉诸武力,便一面急电袁世凯,指控张、李违法抗命,请派大员前往河东“督饬裁并军队”;一面亲派董崇仁入京,请示“机宜”。袁世凯本对河东革命党人恨之入骨,自然有求必应,当即电令张、李放出南桂馨,归阎“办理”,并威胁说:“南桂馨等倘有丝毫损害,定惟该旅长是问。”^[9]同时密令阎锡山,若李率部回省,“即以土匪相待,痛加剿办可也”^[10]。张、李针锋相对,明确指出:“阎实为此案原动”,自在“统一讯办之列,无再参与讯办之权”。为昭“平允”,应由中央特派大员,并另委邻省都督或接境带兵大员,来运城会同办理,同时取消阎锡山的会办权,一并提拿归案讯办^[11]。接着,他们又发布宣言书,声明不认阎为都督,不认袁再有特任山西都督之权^[12]。阎、袁见威胁恫吓无效,便进而勾结起来,大动杀机了。
        阎锡山宣布张、李为国民公敌,电请袁世凯速派兵“会剿”,声称“若再延长时期,不以武力解决,不但南桂馨性命堪虞,而晋省大局将不堪设想”^[13]。袁接电后,即令保定北洋第二师王懋赏率混成一团“迅赴太原”,归阎指挥;令陕州毅军统领赵倜率军渡河,勒令交出南桂馨,“解散该处军队”。12月22日,赵倜率马步炮六营直抵运城,将张、李拘押,解往北京,交军警执法处审判。阎锡山为置张、李于死地,也专程赶往北京。结果,原告成了被告,南桂馨宣布“无罪释放”,张、李反以“称兵作乱,危害民国”罪被判处徒刑,河东革命军队也被遣散。一场正义的斗争,就这样被狼狈为奸的阎锡山、袁世凯残酷镇压下去了。从此,阎完全控制了山西的军政大权,成了北洋军阀的附庸。
        控制西北,也是袁世凯的既定目标。对陕西,他如同对山西一样,主要采取威胁拉拢手段,利用革命党人削弱革命势力;而对西北其他各省,则主要是扶植旧势力,打击革命党人,进而扩张北洋势力。他在甘肃,采取的就是这后一种办法。
        辛亥革命后,甘肃实际上形成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中心。一个是兰州的以代理布政使赵惟熙为首的旧官吏和立宪派,他们迫于大势,同时也是为了阻止军学各界“自举都督”,“酿成暴动”^[14],于1912年3月6日,由赵领衔致电袁世凯和资政院表示“承认共和”。另一个是秦州(今属天水市)的以黄钺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进步青年,他们经多方努力,于3月11日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袁世凯为达到控制甘肃的目的,3月15日,正式下令委任赵惟熙署甘肃都督。随后又以兰州承认共和在先为借口,诬蔑秦州独立是“甘心破坏”,“为全国公敌”,强令黄钺取消独立,一切听候赵惟熙命令办理^[15]。赵在袁的支持下,也攻击黄钺为“匪徒逆党”,准备调军围堵。但黄钺不畏强暴,据理抗争。他复电袁世凯,申明秦州独立时,“未闻兰有承认共和之事”,并揭露兰州承认共和后,除“悬国旗”和宣称政纲服制“暂仍旧贯”外,“一事未办”,是名为承认共和,实则沿袭“腐败专制”。至于甘省统一问题,电文表示秦州军政府成立不久,即拟约八条,谋求解决,但赵惟熙等拒不答复,惟以武力相威胁,是破坏统一责任不在我而在彼^[16]。黄电义正辞严,使袁无辞以对。但是他为了达到控制甘省的目的,紧接着又蛮横宣称黄“擅拥甲兵,自称独立”,“非辟以止辟不可”^[17]。本来就准备采用武力镇压手段的赵惟熙,这时更加狐假虎威,叫嚷黄钺“蓄意扰乱和平,甘为天下公敌”,“不能不诉之于武装”^[18]。
        对于袁、赵所加罪名,黄钺能够据理进行驳斥,但同时也暴露了他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他仅仅停留在要求袁承认秦州军政府的合法地位,而没有进一步采取巩固革命政权的措施。他一再向袁表示:“钺始终守和平恬退主义,所以解决稍迟者,正因大总统屡次来电,全与钺事实不符,必俟心迹彰明,方能去此。”^[19]因此,当袁世凯顺势变换策略,表示承认他“前次倡议反正,自系误会甘省未承认共和所致”^[20],“心迹实有可原”^[21],赵惟熙也虚伪表示承认他所提解决条件时,他便接受“和平解决”,于6月7日宣布取消秦州军政府了。
        袁世凯支持赵惟熙取得了甘肃全省的统治权,赵自然懂得怎样报答这一知遇之恩。他公开宣布将以袁所标榜的“渐进主义”为治甘方针,并向袁保证说:以此“办理一切,自有把握”。他竭诚拥护袁世凯“中央集权”,赞成袁大借款和对各省省长实行任命。与此同时,他又以袁为榜样,实行个人专制。尽管当时的省临时议会远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议长李镜清也只是一个与革命党人有过某些联系的开明士绅,但由于对他“招权纳贿、任用私人”表示过不满,便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利用狭隘的地方观念和民族成见,挑拨、操纵回族将领马安良派兵围困省议会,接着又派人于7月17日刺杀了李镜清。连当时北京国务院也认为他的某些行为“殊乖共和政体”^[22]。
        在赵惟熙统治下,封建秩序重又笼罩了整个甘肃。“即冠服一端,犹复红顶花翎,朝珠补服,招摇过肆,忝不为怪。”大小官吏唯以“保全利禄为心”,“不识共和为何物”^[23]。以周务学、刘尔炘为核心的封建复辟势力,甚至公开组织“保清会”,开列条件,要求以“特别法治甘肃”^[24]。其实,这不仅甘肃一省如此,也是袁世凯控制下的所有西北各省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