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内阁成立不久,就为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制,与袁世凯发生尖锐冲突,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垮台。
        责任内阁为《临时约法》所规定,又是同盟会所极力坚持的重要政治原则之一。蔡元培、宋教仁等人对实行责任内阁抱着满腔热忱。唐绍仪也试图负起内阁总理的责任,在施政方面不想事事听命于总统府。如裁军问题,他主张全国一律,“并非若袁总统之偏重南方”。对北洋派和同盟会之间的矛盾,他采取调和的态度,并多次向袁世凯表示:同盟会“诸君皆以诚相待”,“决无他意”^[1]。蔡元培认为唐绍仪的主张虽然与同盟会的主张不完全一致,但也可说是“调和南北之政策”^[2]。
        袁世凯对唐绍仪本来是信任的,所以才任命他为内阁总理。但在袁的心目中,内阁不过是他的幕僚机构,总理只应起幕僚长的作用。因此,他非但不能容忍同盟会阁员坚持责任内阁,对唐绍仪也心怀猜忌,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3]。他的党徒更露骨攻击唐“专事献媚同盟会,行动离奇”^[4]。
        为阻挠责任内阁制的实行,袁世凯唆使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进行公开抵制。赵、段等在国务会议上竭力反对划清总统府与国务院的权限,主张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反对国务院为有机的整体,主张各国务员可“单独行动”,不必固守国务院的成议。讨论各项政策,他们也决然与各同盟会阁员立于对立地位。诚如蔡元培所说:“同一谋统一也,甲派(指同盟会阁员)主开诚布公,得各方面之同意,而乙派(指赵、段等袁党)主因利乘便,以一方面为牺牲。同一集权中央也,甲派主限制的,而乙派主极端的,甲派主驯致的,而乙派主袭取的。同一借外债也,甲派主欲取姑与,一方面为取给于本国之筹备,而乙派主为单纯之磋商。其他不同之点,大率如此。”^[5]到后来,赵秉钧索性经常不出席国务会议,有关内务部公事,直接向袁世凯报告,根本不把唐绍仪放在眼里。
        但袁世凯的压迫,并没有使唐绍仪完全屈服。例如,在政府用人问题上,他仍旧主张“贵新不贵旧”,非万不得已,“决不可延用旧人”^[6]。他有时和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使袁气急败坏地说出“我老了,少川你当总统吧”之类的威胁话。到了5月初,他们之间的冲突,便终于以借款问题为导火线而公开爆发了。
        唐内阁成立后,因财政困难,向六国银行团商洽借款。银行团先以唐曾向比利时华比银行借款,逼他“谢罪”,接着又提出监督中国财政和军事开支的严酷借款条件。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哗然。同盟会所属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指出:银行团“监督我财政也,皆是致我国今日之死命”,“与其因监督财政而亡国,毋宁义旗再举,血溅权奸,为缔造艰难庄严神圣之中华民国稍延一线生机”^[7]。4月29日,黄兴更通电提倡“国民捐”,以免“艰难缔造之民国沦为埃及”^[8]。唐绍仪考虑到同盟会的态度,于5月3日断然拒绝了银行团的无理要求。银行团大为不满。《京津泰晤士报》攻击唐绍仪“不愿借款告成”,“以致中国各界误会各国政见,竟有排外举动”^[9]。袁世凯认为唐损害了他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便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
        本来就不甘心同盟会占有内阁一半席位的统一党和共和党,这时也把“借款失败”归咎于唐绍仪。他们指责说:“借款团之所以必求监督我中国财政者,由不信我政府耳;其所以不信我政府者,由南京所借比款约一千数百万,而其用途并未正式宣布。此次大借款,外人恐用途又不明了,不能不要求监督。”^[10]其参议员还准备向参议院提出弹劾,大有非推唐下台不可之势。共和党甚至已内定熊希龄为“候补总理”。而熊则在内阁内部屡为单独行动,动辄以辞职相要挟^[11]。统一党、共和党排斥唐绍仪,根本目的在打击同盟会。唐绍仪就说过:统一党、共和党“非反对我总理也,是反对我同盟会也”^[12]。
        随着袁世凯的步步进逼,同盟会阁员痛切感到,责任内阁绝无实现希望。他们商议提出辞职,不做此“伴食之阁员”。唐绍仪也极表“赞成”,说:“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13]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王芝祥改委事件。王任直隶都督,原是唐绍仪南下组阁时与同盟会达成的协议,并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当时,顺直咨议局也发电要求以王芝祥督直,反对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但袁的许诺,如前所述,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骗取同盟会放弃陆军总长一职,而由其亲信段祺瑞充任。因此,当5月26日王芝祥到京,冯国璋、王占元等十余人便于27日联名上书袁世凯,声称直隶各路军队对委任王芝祥督直“绝不承认”,“且极愤懑”。他们说非有“声威兼著,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所仰望者,难资镇慑”^[14]。袁随即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委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并针对直隶各团体纷纷通电拥护王芝祥,令国务院致电署理都督张锡銮,不准各界“随意迎拒”。唐绍仪认为政府不能因军队反对,失信于民,力图挽回。不料袁竟无视《临时约法》关于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把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给王,对内阁的权力表示十足的轻蔑。唐绍仪再也无法忍受了,遂于6月15日出走天津。
        唐出走后,袁世凯一面派梁士诒、段祺瑞等人,先后到津作了一番虚情假意的挽留,一面开始筹组新的内阁。
        唐内阁垮台,激起了同盟会的强烈不满。同盟会本部致电驻沪机关部,指出“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陈其美质问袁世凯:“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15]上海、南京、广州、南昌等南方各城市一片谴责声,公开揭露袁世凯摧毁内阁,欲实行“拿破仑之目的”。
        但是,同盟会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袁世凯把持权力早已堵塞了通往责任内阁制的大门,而只是从内阁的组织形式,探寻唐内阁倒台的原因。同盟会本部致上海机关部电中,即把袁世凯剥夺副署权和熊希龄的“独断专行”、混合内阁不能保持阁议一致的“弊端”,不加区分地相提并论,最后归结为:“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同,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遂使责任内阁“徒托空言”^[16]。6月20日,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等四人代表同盟会见袁世凯,更明确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着进行,实因党派混杂,意见不一之故。盖非纯粹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因此,“此后欲图政治之进行,非采完全政党内阁不可”^[17]。即使抨击袁世凯最猛烈的戴季陶,也认为“唐内阁之倒,则倒于党见混同;假使唐内阁而纯为同盟会之内阁,则必不能有今日之怪剧”,并提出“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18]。为此,6月28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正式议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19],同时作出同盟会员不得自由加入“混合内阁”等规定。
        同盟会以为组织政党内阁,就能保证责任内阁制不受袁世凯干涉,而发挥它的正常作用,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则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相信它有力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织一个完全的“同盟会内阁”,以推行它的各项政策。蔡元培就满怀信心地说:“本会但本从前革命精神极力做去,政党内阁主张终有达目的之一日也。”^[20]同时,同盟会宣称它主张政党内阁就是为了“革除社会专制思想”、“养成政党习惯”和“引起人民政治兴味”^[21]。这不啻是向全社会树起了一面坚持共和、反对专制的旗子。
        其次,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针对袁世凯坚持混合内阁而采取的对策,具有明显的排袁意义。袁世凯挤垮唐内阁后,为便于操纵、牵制,极力主张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反对政党内阁。他说:“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22]断然表示在他任总统期间,决不容政党内阁出现。同盟会针锋相对,坚持政党内阁主张,本身就意味着对袁世凯不信任,企图通过“政党内阁”进一步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关于这一点,杨度曾说得很明白:政党内阁的主张虽“云根据学理”,实对袁世凯“尚未充分信用,含有防闲政策”^[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