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尚有部分同盟会员根本不相信袁世凯,认为他终将“帝制自为”。他们或以报纸为阵地,或一直坚持武装斗争,成为革命党人中维护共和、反对专制最激进的力量。
        在舆论方面,上海《民权报》可称为代表。《民权报》原由自由党谢树华发起筹备,但大宗股本多由周浩招集,且自周浩以及编辑重要人物“俱未入自由党”。因此到1912年3月正式创刊,实际成了周浩、戴季陶、牛辟生、尹仲材等同盟会员所掌握的一份反袁报纸。创刊伊始,戴就在《失败之革命》一文中尖锐指出:“中央政府既未经事实上之改造,更未受思想上之淘汰”,“故此次之革命,非能革去恶政治也,所革去者仅满洲皇室之主权耳,专制腐败犹旧也”。以后,随着袁世凯专制独裁面目的不断暴露,《民权报》对他的揭露和抨击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4月16日,《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一文,揭露袁下令特赦杀害革命党人而被判处死刑的姚荣泽。接着,以同样题目连续发表时评九篇,抨击袁以私人名义向外国接洽借款,任命黎元洪为参谋总长和听任张作霖封禁《中华日报》。19、20两日,戴季陶发表《袁世凯罪状》一文,历数武昌起义以来袁对抗革命、抢夺革命果实的种种罪恶活动。26日,又发表《讨袁世凯》一文,指出:当撰写《袁世凯罪状》时,“深欲袁之悔悟而改其所为,以谋国利民福,为共和之保障。故语意间于激烈之中,尤含劝勉之意。孰意袁氏病国病民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夫忠告不见信,骂詈不见畏,举国人民之痛苦亦毫不加惜,是弃民也,是杀民也。弃民者民亦弃之,杀民者民亦杀之。则袁氏今日之地位,已由国民属望者变而为反对,更由反对者变而为公敌矣”。
        5月以后,《民权报》对袁世凯的揭露批判更加无所顾忌。它指斥袁世凯为达其中央集权之目的,压迫黄兴辞南京留守;猛烈抨击财政总长熊希龄仰承袁的意旨,与六国银行团秘密签订垫款合同。唐绍仪内阁被袁挤垮后,它载文指出:“此次之举动,非推翻同盟会之国务员也,直欲推翻此中华民国耳。……中华民国所以亡矣!”^[1]袁以武力胁迫临时参议院通过陆徵祥内阁后,它进而指出:“今后之内阁,既为段祺瑞以兵力逼迫成立,又为袁世凯私意组织,质言之,是非中华民国之内阁,而袁世凯之秘书院也。”^[2]袁与黎元洪合谋杀害张振武和方维后,它直称“袁世凯之盗国,与悍盗贼之行抢掠无异”^[3]。该报还坚决反对孙中山、黄兴北上调和南北冲突。
        《民权报》还公开鼓吹武力反抗袁世凯。它指出:“新造民国之结果,所以至于如斯者,‘借重’二字误之也。”^[4]“袁氏之在民国,盖病者血中之毒菌,留之病者之身,则虽有良医,终不能愈病者之痼疾也。”^[5]且“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6],因此对袁万不可再存幻想,唯有“以武力治之而已”。为此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武力反袁的必要和号召“全国同胞共革彼命”,指出:“百万言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盖借兵力以行恶者,仍不能不以兵力防止其恶也。”^[7]
        当武力反袁不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时,《民权报》也主张利用法律同袁世凯进行斗争。但《民权报》的真正目的是借以把袁世凯拉下大总统的宝座,并为此发动了一场国会脱离袁世凯控制的活动。
        《民权报》对临时参议院本不抱希望,更痛恨它不敢坚持《临时约法》,屈从袁世凯的武力威胁。它曾愤慨指出:“苟袁氏而真以兵力压制解散参议院,杀参议员,则参议员之死,为遵崇约法而死,为代表民意而死,死亦荣也,更何必瑟缩畏惧,忍以代表民意之机关而曲服袁世凯之私意?”“袁世凯将来若更以兵力胁参议院,使上皇帝劝进表,然则参议院亦将畏威力而草改元诏耶?”^[8]因此,它认为行将召开的第一届国会必须摆脱袁世凯的武力胁迫,自由行使权力。9月,《民权报》发表文章提出:鉴于将来国会议员“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皆成无数木偶”,第一届国会应“自行召集,并自行择定相当集会地点”。12月,尹仲材、何海鸣(何原在武汉主编《大江报》,8月黎元洪查封该报并下令捉拿何就地正法,何逃至上海加入《民权报》编辑部)、李元箸等遂发起成立“欢迎国会团”,宣称“以保持立法机关之安全,预防临时政府之纷扰,欢迎第一届正式国会议员开预备会于上海,自择集会所在地为宗旨”;还特别指出:“第一届正式国会既兼有参议院之特别职权,又有草定宪法、选举正式总统之特别事项,且又应避北京武力世界之虐”,“先开预备会于上海,随即开成立会于南京,极为得体”^[9]。与此相配合,《民权报》接连发表文章,说“正式总统非袁莫属”、“正式总统非袁则乱”、“袁如不当选,军人必以武力干涉”等谬论,都是“妄谈而已矣”^[10]。由于“欢迎国会团”以“预防北京军警之干涉”相号召,尖锐地提出了“自由议定宪法”和“自由选举总统”,不啻宣告取消袁世凯继续为正式大总统的资格,袁世凯“张皇失措”,惊呼:“此项团体之用意,显系纯为反对本总统一人而起”,“宜速行解散”^[11]。他一面指使孙毓筠通电反对,授意冯国璋进行恫吓,一面秘密与法使交涉,转饬驻沪领事加以查禁。何海鸣等进行了坚决反击,但终因袁世凯的破坏,又得不到国会议员的积极响应,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以后,“欢迎国会团”即演变而为“铁血监视团”,由何海鸣任团长,继续从事反袁活动。
        除《民权报》外,上海《太平洋报》、《中华民报》、天津《民意报》、北京《国光新闻》、《中国报》等等,同样充满了反袁文字。如《太平洋报》发表文章斥责袁世凯为“专制魔王”,“日日以帝制自为为心”,鼓吹“欲解决此种问题,非从根本上着手不可”^[12]。《民意报》从8月19日至23日连发论说,指名道姓称袁为“袁贼”,斥袁“为桀纣,为操莽,为狼子,为猘犬”,号召“国民必速立大决心,人怀死志,全国奋起,与此残害国民之民贼相周旋”^[13]。该报曾因此一度遭到查禁。《中国报》于文字反袁的同时,并发起组织“国会地点研究会”,与“欢迎国会团”遥相呼应,表示:“同人等不惜牺牲生命财产,组织斯会,其间不知经几多挫折,受几多诽谤。同人等坦白之心矢志不移,虽头断身裂亦无所辞,总期达到军人不干涉政治,司法能以独立之目的而已。”^[14]
        《民权报》等在鼓吹反袁的同时,对同盟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稳健派”也提出了批评或忠告。《民权报》并同《民立报》展开了公开论战。论战的中心,即是认为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已经失败;认为造成形势日益严重的根源,完全由于袁世凯的“弃民”、“卖国”的反动统治,而绝不是由于无谓的“党争”;“今日之所谓总统及内阁总理与各部代理大臣,为往日中国之蟊贼者,什之八九”^[15],当然不能相信;袁世凯帝制自为,绝非“虚造之伪言,摇惑天下之人心”。这说明革命党人中的激进派同稳健派对形势的看法和对袁世凯的态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激进的同盟会员,一直在坚持武力反袁斗争。
        湖南邹永成,武昌起义后反对与袁妥协,到处宣传袁“靠不住”。及见革命党人拱手交出政权,他在上海“因此郁闷于心,决计自杀”,以为反抗。他在绝命诗中写道:“轰轰革命十余年,志灭胡儿着祖鞭。不谅猿猴(指袁世凯)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16]1912年4月20日晚,他怀着满腔悲愤,投入黄浦江,经人救起后,经北京回到湖南。他在湖南积极联络军界中下层革命党人,进而与退职骑兵团长刘文锦、飞翰水师统领易棠龄、分统杨玉生及谢介僧等“密谋起事”,首先“推倒谭延闿”,将政权重掌革命党人手中^[17]。在以“湘政改良会”名义发布的告全省“布告”中,他们号召说:“湘省自前年反正以来,我辈死力经营,皆为同胞起见,不料政界当道诸人昏愦用事,遇事迟疑,成此腐败现象。……今已抱定目的,准于日内实行,改建湘政府,扶助谢(介僧)、刘(文锦)诸君,代我同胞作事。”^[18]只是由于计划泄露,这次夺权行动没有成功。
        湖北革命党人的斗争从未停止。1912年9月发生了南湖马队暴动。这次暴动是在何海鸣等人策划下,由顾斌、罗子常联络驻省城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发动的。它矛头直指袁世凯、黎元洪,宣称:“袁、黎不死,即不能真享共和幸福。”^[19]他们原定10月10日武昌首义纪念日武装起义,推倒黎元洪,夺回湖北政权,但起义计划被黎元洪侦悉,先于9月23日晚派宪警包围札珠街总机关,逮捕罗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十余人,连夜处决。于是,驻南湖马队第二标官兵群情激愤,深夜1时全副武装直扑起义门。经三小时激战,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南湖马队暴动是袁、黎相互勾结,残酷摧残革命力量的必然结果,也是激进派进行的一次最有声势的反抗行动。
        其他各省,包括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北方各省,都有革命党人不畏强暴,或秘密组织团体,或积极筹饷购械,散发传单,组织暴动,掀起一次次的反袁声浪。袁世凯的亲信、署理直隶都督张锡銮曾惶恐不安地叫嚷说:“各省人民每多招集党徒,建设团体,或擅称某军,或号为某队,铁血、敢死种种名称,怪异离奇。……天津尚有镇北敢死队等名目,名称奇异,骇人听闻。即此意气嚣张,实足以酿乱阶。”^[20]就是在北京,也有人倡言:“袁大总统将为第二拿破仑。袁所最惧者炸弹,吾辈当以炸弹从事。”^[21]
        激进派的反袁活动,无论是舆论鼓吹还是武装反抗,集中表现了不妥协的立场和坚持继续革命的决心。这是由于,激进派主要是一些与人民群众比较接近的中下层同盟会员。他们满腔热忱参加辛亥革命,对胜利充满无限希望,并始终主张通过革命党人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他们对旧势力深恶痛绝,更反对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妥协。他们中有的人虽也曾“惑于共和二字”,以为“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至为袁氏所把持”,但很快认识到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22]。同时,革命并没有使他们获得实际利益,而只是一般处于无权在野地位。这就决定了他们不仅敏锐感到“革命为议和所误,留下帝王余毒,必为后患”^[23],而且无所顾忌,毅然坚持斗争,矛头直指袁世凯。
        由于缺乏实际力量,又得不到同盟会上层领导人的支持^[24],激进派的活动终未能汇成强大洪流。但它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了袁世凯的欺骗伎俩,揭露了他企图帝制自为的罪恶用心。历史证明,他们是最早看清袁世凯反革命真面目并为之积极斗争的革命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