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主持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成了该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第一步是领导全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八年的老母和妻子。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消息,他兴奋不已,又匆匆告别亲人,继续出游^[1]。他经长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演说没有谩骂,没有恫吓,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平心论事”的风度。这些演说,主要内容包括:
        (一)猛烈抨击袁政府。宋教仁结合他曾任国务员的亲身感受,指出:“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于是,列强“百计要挟,以制中国之死命”^[2]。“至于民生困穷,实业不兴,政府亦无策以补救之”^[3]。外交方面,消极敷衍,无确定政策。震动全国的“库伦问题”,袁世凯事前“置之不问”,事后“亦无一定办法”,迄未“得一正当解决”^[4]。所以如此,“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5]。这种政府,实“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6]。
        (二)反复阐发国民党政见。宋教仁首先指出:在民主立宪国家,“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对于“中央以下一省行政长官”,他认为也“当由国民选举,始能完全发现民意”。关于集权、分权,他主张“高级地方自治团体当畀以自治权力,使地方自治发达,而为政治之中心”。宋教仁提出:国民党这些主张,绝非一党“私见”,是关系能否“建设完全共和政体”的大问题,必须明文写进将来的宪法^[7]。
        (三)强调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指责袁政府,阐发国民党政见,最终是为了组织“国民党内阁”。他毫不掩饰地说:“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8]又说:“盖延聘医生之责任,则在吾国民党也。而其道即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好政策是已。”^[9]为唤醒国人的注意,他尖锐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10]“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11]他号召党员:“从今而后,宜将国民所以失望之点为之补救,而使国民得一一慰其初愿。”^[12]
        宋教仁上述言行,表达了国民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也引起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的仇恨。袁乃宽在致张镇芳的一封信中就说:“目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13]
        还在宋教仁离京南下前,袁世凯就预感将对他不利,曾企图用五十万元加以拉拢,但遭到宋的拒绝。随后,他便指令亲信爪牙,密切监视宋的一举一动。一天,他看到秘书处呈上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说:“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为抵制宋教仁演说的影响,打消国民党的组阁计划,冯国璋暗中主持所谓“救国团”,攻击宋“莠言乱政”,抱“总理热心,思攫现政府而代之”,并把内政、外交一切失败全部归咎于国民党“醉心权利,不能垂功德而祛私见”^[14]。与此同时,袁世凯的暗杀阴谋也在加紧进行。
        宋教仁对袁虽有所警惕,例如他曾劝说谭人凤担任粤汉铁路督办,说“此路于南方军事上的关系紧要,大局难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应变”^[15],还叮嘱程潜“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16];但同时又认为,至少在正式国会召开前,袁尚不敢公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说:对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17]。可见,他还没有从北洋集团的肆意攻击中,嗅到火药气味。同时,当有人告知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他“先为戒备”时,他也不相信,并说:“吾一生光明磊落,平身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18]
        然而,袁世凯一旦感到他的权力受到直接威胁时,是一点也不迟疑的。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由黄兴等人陪同,自《民立报》社赴沪宁车站,准备北上。10时40分,他们走到检票处,突然三颗罪恶子弹从背后向宋教仁射来。宋当即被送往附近铁路医院。由于伤及要害,抢救无效,于22日晨4时40分逝世,享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临终前,于痛苦中曾请黄兴代笔,口授致袁世凯一电,报告枪击情形及一生致力社会改革而“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的心迹。最后说:“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19]这说明宋教仁临死,也没有看透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也表现了这位忠诚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坦荡胸怀。
        袁世凯自以为谋划诡密,凶手又当场逃之夭夭,可以瞒天过海。他得知宋教仁死讯,颁布命令说:“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意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20]他并电程德全等:“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21]同时,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以图转移视线。但事态的发展出乎袁世凯的意料。23日,由于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向捕房提供重要线索,当天即将要犯应夔丞缉捕归案,次日又抓获凶手武士英,并于应家搜出五响手枪一支以及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使案情很快有了重大突破。
        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时为内务部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密探头目,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应夔丞原为上海流氓、帮会头子,辛亥革命时攀附同盟会,得充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侍卫队等职,但不久就被孙中山撤职。回到上海后,他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于长江沿岸一带鼓吹所谓“二次革命”,被黎元洪通缉。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共进会名义,批给五万元活动经费。从此,应夔丞投靠袁世凯,成为袁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只恶犬。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系一毫无政治头脑、唯知金钱的亡命徒,流窜上海不久,即被应夔丞诱骗收买,拉入共进会。袁世凯布置这些爪牙,说明杀害宋教仁是他蓄谋已久的计划。
        应、武二犯落网后,袁世凯惶恐万状。3月29日,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办。”接着,他又电催程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麐这时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22]但是,袁政府当时还不能完全控制江苏和上海一带,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夔丞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
        2月1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
        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同日,洪致应夔丞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4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8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12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23]
        3月13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日,洪致应夔丞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14日,应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18日,洪复应夔丞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21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不到四小时,应致洪述祖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23日,洪致应夔丞函:“号、箇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24]
        这些证据的公布,暴露了袁世凯的元凶面目,不但震动了全国,也教育了许多的国民党人。他们指出:“杀一宋遁初者,非杀人也,乃打击平民政治、伸张专制政治也。”^[25]“所谓绝大之凶犯即某氏(指袁世凯)是也。……使某氏而仍为正式总统也,吾恐死者不止遁初一人,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将悉为所断送。”^[26]因此,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严究主名”,矛头直指袁世凯。孙中山于宋案发生后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这表明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南方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刀枪相见只是时间问题了。